我和老伴在矿山医院当了一辈子医生、护士，现在退休回到了家乡。去年老伴病重住院，我到医院当陪护。一个月陪护下来，亲身感受陪护家属的生活，感受到医务人员那种颐指气使、居高临下地对待病人和陪护人员的神气，感到他们实在缺少对病人和陪护亲属的体贴关心。
先说入院。到医院，门诊大夫对我的介绍不屑一顾，提出：“这些是外院的检查，不算数，要全部重新检查一遍，再作决定能否住院。”我申明患者情况较差，已经不起如此的常规手续，可否请求破例先行入院安顿下来再说……医生把我的资料一推，冷冷地说声：“不行。”此时老伴还气喘吁吁地坐在别人车上等着。我急得什么似的，想起自己一个老同学虽然退休了，可能还在这医院有熟人。于是打电话到她家，很热心地说马上来院为我帮忙。等了半小时，她来了，到肺科跟主任一说，马上就先将我老伴收入病房抢救室。安置停当以后，我自然千恩万谢，并马上按规定补办各种手续。为什么非要熟人来求一下才能先入院呢？
再说交钱。身为医务工作者的我，自然懂得医院不收钱无法维持，病人入院要交钱也是天经地义。我预交了一笔钱到入院处。但是病房里医生每开一个医嘱、处方、化验单，就问谁是家属，去入院处记帐，到药房取回药来，否则不能作治疗，我得跑一大圈。已经预先交了钱，每天病房结算一下，钱不够了就通过补交岂不是省却陪护的许多麻烦？护士抽了血样，要送化验室，得家属去。输血要交叉，要取血，还得家属去！于是我从四楼到一楼上上下下一天跑好多遍。我不明白，送化验单、取血、用药等本来就是医务人员的职责嘛，怎么变成陪护人员的事了？要做各种检查如拍片、作心电图等，还得自己背着老伴一项项地去做，好在我身体结实，抗得住。我老伴却心痛地说：“要是我走了，你住院时怎么办？”我只有苦笑，并说：“我这是锻炼身体，
减肥。”心里却想着如果让我选择死亡方式，我肯定会选猝死。
陪伴病人，尽做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吃喝拉撒，洗洗涮涮，每天24小时全天候工作，晚上却只能靠在病床边上或者蜷缩在病人足下小睡片刻，好不容易向护士长借到一张折叠式小钢丝床，却不时说别人要用而收走。开工休会时，护士长一再强调要大家保持盥洗间的清洁，她却不知道每天白天只有厕所内才有水，吃完饭洗碗筷都得进厕所……我提议改一下水管，护士长却说这事她管不着，自然还得忍着点。
前不久我看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播出一位病人状告医生。一位老人患肺结核住院，因为病情需要四联抗痨药合用，据老人说不知吃过哪样抗痨药曾经有过敏反应，医院还慎重地每天给他加用一种药内服，逐渐添加，就是观察哪种药过敏，不想第三天加服了利福平以后，病人迅速发生了过敏，而且不是普通的药疹之类的过敏反应，一开始就出现了严重的过敏性休克。虽经抢救，终于没能挽救老人的生命。家属将医生告上法庭。这位主任恰巧就是我老伴住院时负责给她治疗的那位，我与她非亲非故，也只在当陪护的这一个月才认识她。平心而论，她是个好大夫，服务态度很好，认真仔细，是位副主任医师、科主任，技术不错。在这起药物过敏引起死亡的案子中，死者家属的痛苦悲伤，是很自然的，谁都会为这样的事感到意外、同情和遗憾。不过我在同情死者不幸的同时，也还同情这个科主任，可能也是同行间的一种情感吧。
应该说明的是，医务工作是个风险性很大的行业。事实上目前许多疾病的痊愈，主要还得依赖患者机体本身的免疫机能和修复能力。有许多病的原因至今还不清楚，这些病的治疗和转归，医生是无能为力的。过敏反应就是其中之一，我在做医学生时，老教授就曾经告诉我们，医生就怕遇到过敏，不知道什么时候、在谁身上用哪种药就可能发生严重的过敏？根本就无法说清楚。虽然，这里就很需要患者和患者家属能体谅医务人员的难处、医学的风险性等，设身处地想想医生并没有“主观故意”。但患者求医时对医院和医生的种种不符合医疗道德的作风，经常体验到脸难看、门难进、大处方、人情方、乱检查、乱收费等等之苦时，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了，能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起诉医务人员的理由时，哪能讲什么理解和宽容？
要想搞好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相互平等地沟通、理解和宽容，找到共同的语言，是非常重要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看来还需要待以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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