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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媒体上纷纷议论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近20年持续攀升，蕴含社会风险。日前，记者采访了从事此项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张翼研究员。他说，这种性别比的失衡是累积性的，它不仅存在于乡村，存在于农民中，也同样存在于城镇，存在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
张翼说，人口出生性别比是一个重要的衡量男女两性人口是否均衡的标志。国际上一般以每出生100个女性人口相对应出生的男性人口的数值来表示。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生育史说明，在不进行人为控制的情况下，新生婴儿的性别比在102～1
07之间。这是由人类生殖过程的生物学特性决定的。对这个数值的任何人为控制和改变，都会对人口的两性结构造成严重危害。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婴幼儿人口的性别比就迅速攀升。据统计，第3次人口普查得到的1981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08.47；第4次人口普查得到的1989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11.92；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公布的婴儿出生性别比高达116，远超国际认同的可以容忍的最高警戒线107。
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以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情况为基准，中国0岁～15岁之间的男性总人口与同年龄段的女性总人口相比，大约多出1883万人。2010年后，这些人群开始逐渐进入婚龄，那时，男女婚龄人口的比例失衡问题将会凸显：农村成年男性中的某些困难人群会遭遇严重的“娶妻难”；买卖婚姻现象会加剧；婚外性行为会增多；家庭稳定性也会受冲击；社会不安定因素也会增加。
以往，人们一提起生育性别的偏好总会谈到受文化习俗或“封建余毒”的影响，谈到农活对重体力劳动者的客观需要。但张翼认为，刺激中国普遍出现男性偏好的不仅有上述传统因素，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广东等省，私营企业的家族化特征，也对男性偏好形成生育刺激。越是在那些人口稠密的地区、越是在那些人口控制政策执行得严格的省份，出生性别比上扬的状况就越明显。那些土地辽阔、人口比较稀疏、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西北内陆和西藏地区，人口出生性别比才低于107的警戒线。在全国，只有新疆、贵州、青海和西藏的婴儿出生性别比在正常之列。
张翼分析，出生性别比失调的主要原因在于家庭生育的有计划性与国家生育控制的有计划性之间的矛盾。国家在控制人口总量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效，但一些人在安排家庭生育计划时受到潜在的男性偏好影响，如广东省，出生婴儿的性别比竟然高达137.76！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另一个主因是私人诊所B超机的使用和某些公立医院医护人员对B超机的滥用，这使得流产的女婴数量大大多于男婴。
张翼的研究表明，全国第4次人口普查时，农村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而城市人口出生性别比还算均衡。但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流动人口不仅加大了计生部门监控的难度，也把在乡村中普遍存在的男性偏好生育观带入城市生活。
张翼提出，控制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重要手段有：党和政府部门加大对生育选择的监控；对B超等能够予以性别选择的医检设备进行严格管理；对非法经营的机构和个人追究经济责任及刑事责任；消除女童辍学现象；消除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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