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项目——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英国政府出资，与我国合作，旨在提高我国对艾滋病的有效应对能力，遏制日益增长的艾滋病传播速度。
　　小姐同伴教育——培养性工作者中的骨干人员，由她们对同伴进行预防艾滋病的教育。“小姐同伴教育”是中英项目的一个重要部分。
　　当性传播成为艾滋病蔓延的主要途径时，对性工作者这一传播链条关节点的干预，就成为不得不面对的任务。
　　一项名为“小姐同伴教育”的防艾探索正在云南和四川两地推行。记录人物故事的同时，我们尤其关注其间的政府角色。
　　政府究竟应如何行事？从打击“卖淫嫖娼”，到直面性工作者——这的确是一个挑战。
　　杨姗姗：小姐领班的双重生活
　　7月1日下午2时，28岁的杨姗姗身着艳丽的傣族长裙，袅袅娜娜走在云南保山的街道上。她没有为裙子配上漂亮的傣族式小包，而是肩挎一个大大的黑色布包。
　　“你知道我为什么用这么个大包吗？”她说，“我可以用它装很多安全套。”
　　在云南防治艾滋病领域，杨姗姗是个不大不小的名人。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以下简称中英项目)的一些官员和工作者，会时常提到她的名字。在昆明，一位性工作者也对记者提到：“保山有个杨姗姗……”
　　杨姗姗是“小姐同伴教育”的一名工作人员。她的状况有点特殊，即使在全国也很难找到类似的第二个人。她做过舞厅小姐，现在是小姐领班。夜里与客人喝完酒，小姐妹们散去，她关上大门，大睡一场，第二天下午，就背着大包，里面装着安全套，走街串户，去找那些站街的性工作者，宣传防治艾滋病的知识。
　　杨姗姗顺着保岫东路悠然走过。保山是云南西部的一个城市，别称“兰城”，以种植名贵兰花得名，但经济并不发达，街道上闲人很多，男男女女在路边站着，坐着，蹲着。
　　杨姗姗脸上一副漫不经心的表情，眼睛却已扫过了路边的所有女子。“这个是站街小姐。”她轻轻对记者说。那是一个30多岁，身穿白色套裙，坐在路边花坛上的女士。“那个也是。”她眼睛望着远处。那是一位年纪更大的女士，站在路边的树荫里，无所事事。“她们在等客人。”杨姗姗说，“我都认识她们，但是因为你在我身边，她们不会与我打招呼。平时我一个人，她们老远就冲我笑。”
　　走到保岫东路208号，一个沿街的铺面，上写醒目的大字：“中英项目欧洲前景集团健康亭”。杨姗姗弯腰开锁，将卷帘门“哗啦”打开，笑道：“到了。这就是我的地盘！”
　　这个被称为“健康亭”的地方，是中英项目的一处据点，针对那些流动性强的“站街”性工作者，提供卫生咨询服务。杨姗姗被聘为这里的负责人。
　　屋子的墙壁上贴满了防治艾滋病的宣传画，门右边摆着一张麻将桌，左边是一个玻璃橱柜，里面摆着一些健康宣传小册子，成盒的安全套，还有一个塑料男性生殖器，这是杨姗姗向性工作者传授健康知识的道具。
　　有时候，她会呆在这里，和那些“姐妹们”看电视，聊天，打麻将，谈论防病知识，期待这里成为性工作者们喜欢的俱乐部。
　　杨姗姗坐在藤椅里，眼睛看着外面的车来车往，一边等她的姐妹们，一边讲她的故事。
　　“保护我舞厅的小妹们”
　　我从来没想到会做这个工作。本来，我白天卖手机，晚上在舞厅当领班，很忙。
　　两年前，中英项目办的宋鹏飞医生找到我，希望我做“同伴教育”
　　的工作人员，在小姐中培养一些骨干，再让这些骨干在小姐中宣传防治艾滋病的知识。我去听了两次课，觉得做这个事情挺好。这个工作如果没人做的话，艾滋病不就蔓延得特别快吗？能保护自己舞厅的小妹们，并且一传十，十传百，像网一样，把知识传播开，不是很好吗？
　　我给父亲打电话说这个事———家里都知道我在舞厅工作，我从不向他们隐瞒。父亲很支持我，我就把白天卖手机的工作辞了，听老师讲课，晚上回去给小妹们讲。
　　我采取的方式是与姐妹们逛街，打麻将，到我家里做饭吃。这些场合都可以聊。我会问：“昨天客人怎么样？有没有用安全套？”
　　你要讲艾滋病，就要把生活带进去，一见面就讲艾滋病，谁会跟你玩？我给她们讲知识，就是在一起玩的时候。她们打牌，我给她们做“菲佣”，倒水，捏背，讲故事。
　　我们很多姐妹喜欢看《知音》，我也喜欢，我虽然文化不高，但还看得懂。最近有一期讲一个艾滋病人的故事，他有一次在发廊里发生了高危性行为，得了艾滋病，并传染给了妻子。我就和姐妹们聊这个故事。
　　她们要赚钱，肯定是要出台的(与客人发生性关系)。我会提醒她们，客人怎么样？是熟客吗？一定要用安全套。
　　有些客人对家庭负责任，会提出用套的。而有些素质低的、对家庭不负责的，根本不用。
　　我和我舞厅的小妹们感情特别好，有一次我去昆明接受培训，才几天，回到保山，小妹们就抱着我哭。她们特别信任我，也特别尊重我的意见。做小姐的，赚钱不容易，我不扣她们的台费。小姐的领班，一般是要扣小姐的坐台费和出台费的，比如小姐出台赚100，领班会扣10元20元。我的工资每月800元，所以姐妹们说，我是保山最穷的领班。
　　现在她们出台，会先跟我要安全套。有时我也会做客人的工作。晚上来了客人喝酒，问我：“白天请你出去喝酒，你怎么老不去？”我说我白天在做预防艾滋病的工作，没时间。他们问：“保山有艾滋病吗？”我说：“有啊，多着呢。”他们说：“吓死我了！”现在，当我舞厅里的小姐要出台的时候，有时她们自己不跟我要安全套，但会有客人主动跟我要。
　　“我与站街女姐妹相称”
　　做舞厅小姐的很可怜，她们“站街的”就更可怜，要多给她们一点关爱。
　　我把这里的性工作者分为三类，第一是舞厅小姐，第二是发廊小姐，第三是站街小姐。前两者文化素质高一点，工作场所比较稳定，还好沟通，站街的性工作者就太难沟通了。以前的防治工作，往往很难涉及到她们。
　　今年，中英项目办想在“站街”的性工作者这方面作出突破，问我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见到这些站街的性工作者，我总是特别难过。
　　她们岁数都很大，大多数30岁以上，有的40多岁，价钱很低，最多几十元。住的地方只有一小间，除了一张床，就是一个小柜子。她们大半是结过婚的，其中又有半数离婚，家庭很困难，特别可怜，聊到伤心的时候，她们不哭，我自己先哭。
　　站街的性工作者为什么从事这工作？如果问她们，百分之百是因为家里没钱，孩子要上学，老公没本事，老人要供养。谁不愿意在家里好好过日子？一个住旅店的性工作者告诉我，这几天老下雨，生意不好，她赚了100块钱，给自己买了一把雨伞，给女儿买了一箱方便面，剩下的60块钱捎回家买化肥农药。
　　我第一次去找她们时，她们以为我是疯子，不理我，有的把我当成推销安全套的。我对她们说：“我是来和你们做好姐妹的。”她们会问：“你怎么可能和我们做姐妹？”我说：“怎么不可以？我也是在舞厅里做过小姐的。”
　　我与她们姐妹相称。我对她们说，你们不必告诉我真名字，只要随便说个名字就行了，姓也可以。我不能冲她们“哎，哎”地叫啊，我就称她们“赵姐”，“李姐”，有个年纪小的，才17岁，我就叫她“小宝贝儿”，“小乖乖”。
　　有时候我给她们材料，她们会说：“小妹，我不识字啊。”我说没关系，我也没文化，我讲给你听。说真的，书本上的语言，我自己都不是很懂。有一次我对项目办的老师开玩笑说：“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特没文化，和她们好沟通，才找我？”
　　跟她们交流，做艾滋病知识的宣传，不能照书本上的讲，要是这样讲的话，她们一是文化程度低，听不懂，二是会想，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文化程度比我高？怎么那么神气？
　　去找那些站街的性工作者时，我会把戒指、项链全拿掉。站街的性工作者自尊心和自卑感都特别强烈，我不能表现得比她们优越。
　　我做了一些调查，问她们最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你知道她们的回答是什么吗？其中一条是能得到免费的安全套。
　　“送你安全套，只要你们用！”
　　我们建立这个健康亭，就是要小姐们来聊天，看电视，打麻将，同时能了解到性病、艾滋病知识。但是，她们太忙了，要拉客人，没时间来这里，我只好到外面去找她们。
　　我得说服她们用安全套。我们项目的安全套成本是4毛钱一只，但她们还是不能接受，一般是买两毛钱一只的，“反正不漏就可以了。”所以我申请了一批半卖半送的安全套，两毛钱一只，如果她们实在没有钱，那就送给她们。没关系，只要你们用！
　　有些性工作者会这样想：客人用不用套我不管，只要多给钱就行。很多客人也不想用套。
　　我跟香港的老师学的，要教她们说服客人，说什么样的话，用什么样的语气，有时我会用一个小妹的身体做模特，教给那些性工作者一些方法。
　　我还告诉她们，姐妹们要一起来保护自己。只要大家都坚持用安全套的话，客人到了别的地方，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用你们开口，就会主动用安全套。
　　现在，我已接触了180个人左右，这样，整个保山市隆阳区的街边性工作者，我已接触了一半。现在已经有人主动向我买安全套了，也有人身体不舒服，就打电话找我，我会打车带她去看病，还借钱给她。
　　“我脸皮再厚，也会害羞”
　　当我去和那些性工作者聊天时，她们以为我这个工作能赚很多钱，我就乐：“你看我像不像二百五？”
　　做这个工作，我的月收入就是250元。做公益事业肯定没钱，如果是为了钱，也就不做这个工作了。
　　为什么做这件事？做见得了阳光的事，内心没负担。自信来自哪里？我现在做的是好事。
　　我从小就自己选择生活方式。15岁当酒吧老板，是德宏州芒市最小的“老板娘”，我坐过台，但没卖过身，做过导游，在赌场发过牌，也赌过钱。我有过痛苦的经历。你看我这手腕上的几道刀疤，我后来买过很多祛疤的药，也去不掉。小时候如果别人关心我，我也不至于把自己糟蹋成那个样子。
　　那种被歧视的滋味太难受了。别人歧视过我，所以我不歧视别人，我要帮助别人。我从继父那里学会了宽容，要宽容地对待别人。我原来不叫杨姗姗，这是继父给我起的名字。我做防艾的事情，希望给这个名字增添一点光彩。
　　但是，我很累，那么多的性工作者，我一个人，怎么聊得过来啊？有时我就乱想，赶紧找个人，把自己嫁出去，晚上不必到舞厅上班，专门做白天的工作。
　　现在我在小姐中发展了6个宣传员。我想，既然是同伴教育，她们在一起，比我更容易沟通。我对她们说，你看，有那么多的姐妹，我一个人也聊不了那么多，你们帮我和姐妹们聊。我教育这几个小妹，如果我的身体吃不消，做不下去的话，她们接着做。如果她们不做，希望一定有人做下去。
　　小妹们说我的脸皮特厚。为什么呢？因为我找那些性工作者，很多时候她们不理我。她们会说，我忙啊，打麻将呢。她们有的打麻将，有的睡觉，有的接客，有的不见人影。如果有人理我，我就高兴得不得了，晚上多喝两杯，如果不理我，我回来就生气，不许别人理我，说“我烦着呢”。
　　前几天实在不想做了，因为去跟她们谈，好像我是在求她们，对我根本不理解。我脸皮就算再厚，也会害羞的。
　　我只希望她们能理解我，对自己好一点，不要得病，就是对别人好，对社会好。
　　7月2日下午5时半，杨姗姗与舞厅里的小姐QQ——她两年来的铁杆“跟屁虫”，一起走进一条小巷，去给宣传员发放小证章。几位三四十岁的性工作者坐在临街房的门口，有的打毛线，有的看杂志，正在等着客人。看杨姗姗来了，远远地就笑着打起招呼。
　　“我前两天病了，你们也不来看我。”杨姗姗嗔道。“哎呀，你也不捎个口信，我们去看你啊。”大家叽叽呱呱地说，“现在好了吗？”
　　“好了！”杨姗姗笑着，拿出证章，并拎出一大串葡萄送给她们，“有空了到我那里坐坐啊。”
　　告别姐妹们，杨姗姗微笑着回家。吃完晚饭，她就要回到舞厅去做另一份工作。她说：“白天的工作让我充实，在做这工作之前，我不知道她们需要我，不知道这个社会需要我。”
　　保山：要扫黄 也要防艾
　　正是有了政府的支持，医生们才能一步步进行防艾探索。保山，一个偏远的滇西小城，获得了国际承认的防艾成果。

　　医生：没有政府重视 我们寸步难行

　　6月30日晚上，记者住进云南保山市一家宾馆，刚放下行李，房间电话就如影随形：“先生，需要按摩吗？我们的小姐很漂亮的。”

　　谢绝，放下电话，发现电话机旁摆着两盒“双蝶牌”安全套。上面的说明很有保山特色：“保山市隆阳区中英项目办提供”。

　　今年3月1日，云南省政府制定的《艾滋病防治办法》开始施行，要求在提供住宿和营业性娱乐服务的公共场所，摆放安全套或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有专家说，云南在全国率先作出这一举措，影响深远。

　　在这一办法施行之前半年，在保山市隆阳区，已经有大批安全套静悄悄地进入宾馆。这一工作，即是由隆阳区中英项目办推动的。

　　在这个比较偏远的滇西城市，安全套成功进入宾馆，并不是他们惟一的成就。在性工作者的同伴教育方面，他们走得更早，步子迈得更大。隆阳区的1100多名性工作者中，中英项目办已培养了大约90多名骨干，由她们对性工作者进行日常教育。

　　但是，这些骨干大多分布在歌舞厅和发廊中，这些人与老板有比较固定的约束关系，容易找到和沟通，而大量散布街边和旅社的性工作者，因为隐蔽性、流动性强，大部分人接受不到健康教育，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很低。中英项目办调查发现，不同工作场所的性工作者，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差别很大，如歌舞厅70％，街头只有30％。

　　“如何做街边性工作者的工作，对全国来说都是个难题。”保山市隆阳区中英项目办副主任宋鹏飞医生说。

　　他说，他想试验一下，搞清街边性工作者的结构、社会网络、文化程度，以及她们的需求，探索出一种模式来。在中英项目和欧洲前景集团的支持下，隆阳区中英项目办开办了一个健康亭，聘请歌舞厅领班杨姗姗，专门针对街边的性工作者开展工作。这是一项探索性的工作。目前她已联络、培训了约180人，占总人数的一半。

　　而记者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很多地方举步维艰，而保山这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却能将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还能做出创新之举？

　　宋鹏飞说：“没有政府的重视，我们一步也迈不出。要搞艾滋病防治，谁的力量也大不过政府。”

　　在隆阳区，中英项目办的领导小组，由多达23个部门的人员组成，涉及到政府办公室、卫生、公安、司法、工商、文化、计生、旅游等要害部门。如此一来，进行同伴教育，就不只是卫生部门一家的“私活儿”，而是政府各部门的共同责任。

　　其中，警方的参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被抽调到中英项目办的民警王国清对记者说：“我们这里的医生去给那些发廊发通知，要求培训，她们哗哗地关上门，走得一个人也没有。我们公安去发通知，她们就不得不来。”

　　隆阳区曾有一个例子。有一个旅社，处于多个短途客运站之间，流动人员较多，旅社大约有130多个床位，约100个床位被性工作者包租。这类性工作者的安全套使用率非常低，是项目办工作人员的重点干预对象。由于旅店老板不配合，项目办的工作人员有一次甚至被保安架了出去。抽调到项目办的公安人员，找到旅店所在地派出所的片警，片警再对旅店老板做工作，老板态度从此大为转变。

　　警方：扫黄防艾 两手都要硬

　　由警方参与中英项目，召集舞厅、宾馆、发廊的老板，要求其放置安全套，并组织性工作者接受培训，效果极为明显。但是，这样一来，有人怀疑，警方到底是在做什么？是打击卖淫嫖娼，还是鼓励卖淫嫖娼？

　　被“迷惑”了的甚至包括性工作者。她们来接受培训，看到民警也在场，但并不抓她们。王国清说，“她们想，公安是不是在摸我们的底，到时候再把我们抓起来？”

　　项目办人员告诉接受培训的性工作者，公安机关只抓“现行”，也就是抓获当场卖淫嫖娼者才会处理。以前只要从身上搜出安全套即可定罪的做法，已经废止。

　　“我们只是为了防病，”王国清说，“我告诉她们，在签名时可以留假名字，假地址。我们中英项目办的资料是保密的，绝不会泄密。”

　　回到局里，王国清还要面对很多同事的疑问。“他们问我，你们还给小姐发安全套？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承受着舆论压力。普遍的声音是，对卖淫嫖娼者，应该打击取缔。再说，进行健康教育，那是卫生部门的事，警方不应介入。

　　“可是，要防治艾滋病，目前没有别的办法。”王国清强调对性工作者的健康教育和打击卖淫嫖娼并不矛盾，都是预防和控制疾病，净化社会环境。“我们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但是教育和扫黄究竟如何平衡？记者和王国清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两手都要硬”，会不会变成“一手硬，一手软”？

　　王国清：不会！我在这里，就坚决地进行防病治病，我要是回到公安局，就坚决地打击。我们公安局的领导全力支持防病治病，但也绝不放松扫黄。

　　记者：那么，如果培养的同伴教育骨干被抓进去，你们会不会通过关系放出来？

　　王国清：事实上，的确也有骨干被抓进去，但在对她们培训时就说好了，我们只负责艾滋病防治教育，如果抓进去了，我们无能为力。

　　记者：那岂不是太没人情味了？

　　王国清：法律是无情的，我们也没办法。

　　尽管中英项目办强调教育和扫黄这两者之间没有矛盾，但在一份报告中，他们表达了自己的困境：人民路有16家发廊，性工作者接近150人。由于扫黄，150人一夜之间全部蒸发，转入地下，老板消失，和老板建立起的信任关系破裂，以前所做的工作付之东流。

　　因此，隆阳区项目办提出：国家和省项目办能否和公安部门协商，开发出支持项目的相关政策，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巧合的是，7月1日，记者在保山采访时，当地警方刚刚对一家旅社进行了扫黄行动，抓获卖淫嫖娼者数十人。这好像为当地警方“两手都要硬”作了最鲜明的注解。但有趣的是，中英项目办的工作，恰恰是在这家旅社受阻。而且，这次打击，也仅限于这一家旅社。一位项目办的官员从电话中听到这次扫黄的消息时，说：“抓得好！”这不得不令记者联想：这次扫黄，是否与中英项目办的工作在此受阻有关？

　　王国清笑道：“有一定联系。我回局里去，听同事们议论，我也参加点意见。这个旅社问题比较突出，(项目办的)工作又难做，就要坚决打击。这也就是我们领导所说的‘两手都要硬’。”

　　王国清对记者特别强调，“中英项目有它的规则，不允许与公安的扫黄联系在一起。如果那样做，就丧失了工作原则。扫黄是由公安局的领导作决策，不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所说的‘有联系’，只不过是我参加了议论而已。”

　　官员：防艾 政府不能失职

　　对性工作者的健康教育和扫黄之间的矛盾，全国都如此，但总的来说，扫黄硬，教育软，更严重的是，有的地方既不扫黄，也不教育，使艾滋病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的趋势加快。在保山市隆阳区，由于既不放弃扫黄，又重视开展教育，使这两者保持了一定平衡。

　　记者在采访时，很多人都提到政府起到的巨大作用。而其中的关键人物，则是现政协主席、原副区长陈学范。

　　“这个项目就是她和我们卫生局长郭明团争取下来的。”宋鹏飞医生说。

　　1999年5月，国家中英项目办到昆明开项目规划论证会，参会者限制在地州一级。得到消息后，时任副区长的陈学范与卫生局长、防疫站长，一起赶赴昆明“蹭会”。她最终得以进入会场，而卫生局长和防疫站长无缘进入，在外面等了她3天。

　　那“蹭”来的3天会议，令陈学范更加了解艾滋病现状。虽然想做这个项目，但陈学范心里还是没底，不知道主要领导怎样想。幸运的是，区里的主要领导支持她的想法，由区里出面，动员全区的20多个部门一起来参与。

　　“开协调会时，公安、政法等部门觉得太难了。这与制度相违背啊。我们过去讲的是‘卖淫嫖娼’，现在居然要叫‘性工作者’，简直不可思议！”

　　“但是，这一现象客观存在，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进行的是疾病预防与控制，而不是鼓励卖淫嫖娼。这两个问题一定要分开。”

　　作为保山隆阳区中英项目的首倡者，陈学范认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就是“开发上级领导层，获得支持，并做各个单位的协调工作”。

　　“不管社会上对我们怎么看，这几年我们取得了一些成果，获得了国际上的承认。”陈学范说。

　　去年11月份，中英项目官员来隆阳区，经过实地考察，确认性工作者的安全套使用率已有较大提高。

　　记者很想探究，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促使这位女官员做了许多地方政府不去做的事情，陈学范回答：“我是工人出身，没多少文化，但我知道，这是政府的责任。如果不做好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就是政府的失职。”

　　将公安人员抽调进项目办，政府各部门全力配合，对昆明的医生们来说，是一个热切而遥远的梦。现在，他们只能单枪匹马，艰难求索。

　　发廊前的折磨

　　王岑冬带着记者，去找提供性服务的发廊。

　　这是6月29日下午，昆明电视台附近的一条街上。王岑冬和同事们已来这里做过许多次工作，这一次，是来寻找从未接触过的性工作者。

　　王岑冬选准一个发廊，里面没有什么理发设施，两个女子呆呆地看着电视。

　　王岑冬踏进门，一个女子半躺在沙发上，眼睛盯着电视，头都不抬。王岑冬站在她面前，说：“你好。我是市性病监测中心的，我们来与你们聊一聊艾滋病知识……”

　　话还没说完，那女子仍然盯着电视，淡淡地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出去。”

　　王岑冬笑着说：“好，打扰了。”他的脸有点红。

　　踏进另一个发廊，一个女子刚听到“艾滋病”三个字，连连摆手：“我们这里没有，快走快走。”

　　王岑冬仍然很有礼貌地告辞，出门来，他轻声说：“这样的事，很正常。”但这位接近50岁，个子挺拔的老医务工作者显然还是有些难堪，他的脸又红了。

　　踏入第三个发廊，刚表明来意，一个小姑娘立即说：“我们这里是正规理发的，你找她们去。”她一指其他的发廊。

　　“每个人都说自己是正规理发的。”出得门来，王岑冬说。

　　再走到一个较大的发廊，门外有几位女子聊天，一个女子在里面看电视。王岑冬走进去，还没说话，门外一个30多岁的女子跟进来：“干什么的？”

　　“我们来介绍一下艾滋病知识……”

　　“不要不要！”王岑冬还想要多说几句：“我们只是想和你们聊聊……”

　　“不要不要，什么也不要！”这位女子大声说，“赶快走！”

　　这一回，王岑冬的脸彻底红了。但是，明天，后天，或是不定哪一天，他还得来。说服性工作者接受防治艾滋病的教育，是他目前的工作。

　　危险的2％

　　王岑冬是昆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治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这里是国家级性病监测点和艾滋病国家监测哨点。他们的资料显示，估计昆明女性性工作者有8万人左右，年龄最大的56岁，最小的13岁，性病患病率高达78.24％(含滴虫、霉菌)，是嫖客性病患病率的3.2倍。

　　“10年来，我们平均每年监测性工作者两千多人，这两千多人全是公安抓来的。”疾控中心性病科主任崔明松说。昆明警方在打击卖淫嫖娼时，所抓获的性工作者，都要送到崔明这里的门诊，进行强制性病艾滋病检查。

　　1998年到2003年，从强制检查结果来看，每100个性工作者，就有大约两个艾滋病毒感染者。崔明说：“一旦查出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即使有些是涉及刑事案件的，公安也不管了，立即放人。”

　　崔明只好眼睁睁看着艾滋病毒感染者继续从事性工作。就这样，艾滋病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的扩散，像一股暗流，在地下涌动。

　　现在，昆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在开展一项中英项目：建立昆明市高危女性活动中心，开展同伴教育、推广安全套、促进性工作者的自愿检测。

　　这一切工作，都需要从接触大量的性工作者开始。

　　将大量的发廊性工作者定为目标，是因为这一人群安全套的使用率很低。但这又是一个难于沟通的群体。王岑冬和同事们的多次经历，证明了这一点。

　　就在找发廊小姐失败的这天下午，记者约见一位夜总会的性工作者小梅。小梅哈哈一笑说：“你们肯定要失败。人家以为你们是公安，或是记者，怎么会理你们？”

　　记者问：“可她们不是要接客人的吗？为什么见两位男士来了却不热情。”

　　小梅上下打量一下记者说：“一看你这样子就不是嫖客。小姐看人可准了。再说，她们都听老板的，你们应该先找发廊的老板。”

　　但找老板，恰恰触到了崔明他们的痛处：“我们只是卫生部门的一个小小科室，谁会理我们呢？我们对他们又没有什么约束力。”
　　像云南保山那样，将公安人员抽调进项目办，政府各部门全力配合，对昆明来说，是一个热切而遥远的梦。虽然召开协调会时，公安、工商、文化等部门领导表示全力支持，但没有一个将之实际化的运作机制，这一切承诺只能停留在纸上。
　　终于找到了一个“骨干”
　　今年3月初，云南省中英项目办在保山召开性工作者同伴教育的师资培训，刚刚开展这个项目的昆明市要参加培训，但必须同时有一位性工作者骨干参加。这一下让昆明项目办着了急。
　　“我们出去找，但没人理。找到歌舞厅的老板，老板推荐了几个人，好说歹说，答应了，第二天又来电话，说走不开。”崔明说。
　　终于，在最后一天，在一位歌舞厅老板的帮助下，一个叫小霞的女孩同意去培训。
　　徐文华医生与她见了面，介绍了情况，请她放心，并约好第二天在某处见面，一起坐车去保山。“到时认不出来怎么办？”小霞问。“放心，我还是穿这件衣服。”徐文华说。
　　第二天早上，徐文华已忘了小霞的模样，他看见约定的地方有位姑娘站在那里，很像小霞，但又不能确定。观察良久，试探着过去搭话：“你早来了？”
　　“来了。”那姑娘说罢，拉起徐医生的手就走。
　　徐文华大惊，这时小霞从马路对面过来，问：“怎么？你带两个人去？”徐文华大笑，这才知道搞错了。
　　小霞随徐医生去保山培训了一个星期，这位19岁的性工作者，成了昆明市的第一个同伴教育骨干。
　　但是，成为骨干3个月以后，由小霞做老师的一次培训，让她感到极为难堪，从此，小霞无影无踪。
　　那次培训就在小霞所在的歌舞厅举办。台下坐着数十位小姐，小霞在台上讲有关艾滋病的知识。她注意到，大家有聊天的，有睡觉的，有发手机短信的，讲到中途，突然有人喊：“讲什么讲啊，吃饭吧。”她很难堪，但坚持讲下去。
　　讲到香港老师传授的一种戴安全套的技巧时，台下突然乱成一锅粥：“丢不丢啊？”“脏死了！”
　　小霞狼狈地结束这一次讲课。好多天，她不再出现于那个歌舞厅，也不再与工作人员联系。
　　此事令工作人员反思。王岑冬说：“我们没有经验。实际上，小霞就在那个歌舞厅上班，她只是一个普通小姐，与别人一样。在歌舞厅里，小姐之间谁也瞧不起谁，她们一看是小霞来上课，心里就不服气——你是谁啊？凭什么来教我？看来以后要把骨干安排到不熟悉的地方讲课。”
　　工作人员不甘心让这个好不容易才找到的骨干失踪。6月底，经过两天的周折，他们终于在一位歌舞厅老板的帮助下，找到了小霞。
　　小霞自己已经找回了“心理平衡”。虽然那次讲课很难堪，但小霞并不认为自己是失败的。她获得了大量的知识，也获得了朋友们的认可。
　　在去培训之前，小姐妹们从来不谈论性健康方面的问题，身体不舒服，也是悄悄地去看病。小霞回来以后，她一下子成了中心人物。她们喜欢聚在她身边，询问这方面的知识。小霞讲到性知识，讲到安全套的使用，小姐妹们会骂她：“亏你说得出口！”但她们骂归骂，还是喜欢听。
　　小霞说，以往，她们很少用安全套，现在，每当出门，总要像开玩笑一样跟她要安全套：“还有没有？”
　　期待政府的力量
　　有过讲课经历的小霞，对集体上课的形式提出异议，认为这样的效果并不好。同伴教育，还是应在同伴中进行。
　　昆明市疾控中心在一份报告中也说，由于性交易的非法性，形形色色的黑、恶势力对性工作者的剥削和性虐待，使她们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出于安全，她们与外界往来较少，经常变换活动场所，流动性很大。因此，自己的同伴，才是她们最信任的人。
　　但是，处于同伴教育的起始阶段，昆明市的工作还必须首先大量接触性工作者，让她们普遍获得性健康知识，然后再从中选择合适的骨干。崔明说：“并不是所有的人能都当骨干，必须有文化，有口才，在小姐中有号召力。”
　　目前，这一刚刚开展的项目，经过崔明等人艰苦的努力，已培养了48名骨干，与数家歌舞厅和夜总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培训了222位小姐，覆盖人群近千人。7月10日，中国中英项目的执行官Wi博士来昆明进行技术指导，对昆明的这个项目非常满意：“只有3个月，就做到这种程度，真的不错。”
　　但是，这些单枪匹马的卫生工作者，还得联系更多的娱乐场所，培训更多的小姐，培养更多的骨干。项目的目标是，培训同伴教育者200人，每个同伴教育者培训人数不得少于10人，共培训目标人群2000人。
　　6月28日下午，崔明和两名工作人员去联系另一家歌舞厅老板，希望能对这里的陪舞小姐进行培训。下午3点，许多花枝招展的小姐纷纷进入舞厅，而崔明等人站在门外，希望能见到老板。
　　好不容易见到了舞厅经理。这位经理将脚蹬在路边的花坛上，低着头，目光望着地下。崔明等3人围着他，微笑着，向他介绍他们的工作。“我们只是来教小姐们预防艾滋病，对她们有好处。等她们下班后再培训，也不影响你的生意。”
　　经理目无表情，过了半晌，才说：“好吧，我与老板商量一下。”
　　虽然没有结果，但总算联系上了。“等着吧。”崔明说。没有对歌舞厅有强制力的公安、工商等部门的参与，他们只能这样到处求爷爷告奶奶。
　　十几天过了，截至记者发稿时，那个歌舞厅仍然没有答复崔明。这几个疲劳的工作人员，仍然在等着。他们在努力中等待，在等待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