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宏霞博士(右一)正在讲解性文化知识

　　今年72岁的刘达临教授，是国内外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性学家。他为公众所熟知，缘于他的中国第一座性文化博物馆。

　　7月11日，来省城推广“中华性文化大型文物展”的刘达临教授，忙里偷闲，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一波数折的性文化博物馆

　　“改革开放20多年了，但中国人的性观念大门只开了一半。”这是刘达临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今年3月，刘达临的性文化博物馆进行第三次搬迁，从上海搬迁到苏南的古镇同里。性文化博物馆在上海难立足，刘达临说，这很正常，因为社会正处在转型期，一切都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是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刘达临带着他的“性文化世界第一馆”的梦想，已经“尴尬”前行了10年。

　　谈到性文化博物馆几次搬迁的经历，刘达临语气中的无奈和惋惜之情浓重。“1994年9月，我用积蓄和部分借来的钱共计30万元，在上海郊区的青浦县徐泾镇买下一栋小楼。1995年春，性文化博物馆正式落成，里面放满各式各样的性文物：有石男根、八乳镜等象征生殖崇拜的文物，有戴在死尸身上的青铜护阴盖片，还有一把阉割太监的刀子等。这些东西如果不是公开展览，很多人一辈子都见不到。”在对性文化博物馆馆址的选择上，刘达临在经历市场历练后，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的看法。一开始刘达临觉得青浦县地方很好，但在后来着手公开推广时，困难出现了，因为那儿离市区有一段路，很多人不愿跑远路参观。正因为这样，博物馆第二次选择了上海繁华的南京路。

　　1999年5月，刘达临和上海新世界百货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新世界投资80万元与刘达临合作，在南京路上开办新的性文化博物馆。

　　这是性文化博物馆首次出现在中国最繁华的商业街上，面对的压力是巨大的。刘达临首先想到的是为他的博物馆“正名”，使其步入“大雅之堂”。于是，刘达临把费孝通、吴阶平两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学者在观展后都亲笔题词。其中，费孝通的题词是“5000年来第一展”。

　　刘达临把二人的题词放在显眼的地方压阵，同时将国内外巡回展览时引起热烈反响的图片，以及自己在国内外出版的几十本性文化著作都陈列在第一展室，以说明这个展览是广为国内外所认可的。而那些比较暴露的春宫画，被放在隔离的房间中，仅供专业工作者参观。

　　然而，刘达临所做的努力，在困难面前却是杯水车薪。博物馆藏在南京路一条小巷之中，仅凭一个地址许多人难以找到。“我想在交叉路口竖立一个指示牌，但是有关管理部门因为路牌中有‘性’字坚决不同意。我就竖了块‘生殖文化’的牌子。但是管理部门还是强行将牌子翻了过来。没有指示牌，能够找上门的游客寥寥无几。一个月的门票收入，只能勉强支付水电费、人员工资和杂费，房租、装修费根本无力归还，更谈不上什么经济利润。”

　　由于性文化博物馆长时间无法盈利，2000年12月下旬，投资人找到刘达临，希望提前终止合作协议。刘达临的博物馆又面临一场生死抉择。

　　博物馆对外开放的最后一天刘达临至今记忆犹新。那是2001年4月26日，刘达临的校友成为最后一批客人参观了性文化博物馆。参观结束后，刘达临招呼他坚定的追随者、助手胡宏霞博士：“我们一起向我们博物馆的最后一批观众鞠躬致谢吧。”鞠完躬抬起身，老人早已泪流满面。2001年5月，刘达临的性文化博物馆在上海武定路1133号静悄悄地重新开张了。从一开始就注定博物馆在它的第三站不能驻足很久。因为武定路既不是闹市区，也不属于旅游区，博物馆放在那里，客源仍然难以解决，加上沉重的房租负担，使博物馆的经营连月亏损。

　　偌大的上海滩，刘达临的博物馆却无栖身之地。经历10年折腾之后，刘达临不无感叹地说：“对性讳莫如深，的确是我们的国情，但现在时代变了，一切都要与时俱进。例如，很多反对者在观看展览以后，都改变了先前的看法，‘原来不是那回事！’”刘达临说，现在无论是办展览，还是开博物馆，他们都没有担心民众的接受能力跟不上，因为在民众中，当下已经不是谈性色变的时代。相比之下，一些部门的观念需要转变，他们低估了民众的接受能力。

　　知天命之年方与性学结缘

　　刘达临在大学里学的专业是新闻，似乎与今天的“中国性学第一人”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去。大学没读完就参军了，后来转业。青春如白驹过隙，转眼已到知天命之年，在传统的理解中，“知天命”的意思大概是，经历了大半辈子世事之后，终于认识了人生的去向。“前面的命运不是我的，因为我无法把握，但后面的命运我要自己把握。”其大学里从事社会学研究，方向是婚姻与家庭。这时性学进入他的视野。性问题在中国已经开始超出家庭范围，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而当时国内学术对此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现实的迫切需求，个人叙述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最终促使他选择了这条路。

　　谈及当年创办性文化博物馆的缘由，刘达临说：“1992年9月，我将自己收藏的一些性文化藏品在‘上海性学研讨会’上做了展示，虽然不是公开展览，但却收到意想不到的轰动性效果。”从那时开始，刘达临萌生了继续扩大自己藏品并举办向全社会公开的性文化展览的念头。1993年10月，恰逢上海举办科技节，刘达临在上海举办第一届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公开展览。这是性文化藏品在国内的首次公开展示，观者如潮。刘达临对性文物的收集，也加快了步伐。到1995年，已有千余件。现在，刘达临的性文化博物馆有近4000件藏品，其中20多件还是五六千年前的文物。搜罗古代性文物，无疑是一个“劳心伤财”的过程。刘达临原本就是个古董迷，最早的性文物，其实是在他收集其他古物时得来的。他说：“除了部分藏品是社会友人捐赠外，大部分的文物都是自掏腰包东买西购来的。钱主要来自于我的稿费和版税，还有以前部分展品在外巡展的收入，我的助手胡宏霞有一个钢琴修配厂，她把收入也投了进来。前后投入了差不多数十万元，就是这样，钱还是远远不够。”随着刘达临逐渐被认知，许多文物收藏家在了解到他的状况后，主动捐赠手中的藏品。石家庄的一位古文物收藏家徐老先生，一次专程找到刘达临，要求捐赠。刘达临先后去了三趟石家庄，拿回来30多件文物，其中有四五件是国宝级的文物。“我本想付一些钱，但是徐老先生无论如何分文不收。”家人也曾经反对他的研究

　　在很长一段时间，刘达临从事性学研究，没有得到家里的支持。刘达临的妻子原先是上海儿科医院的医生，由于刘达临搞性学研究写文章出了名，医院同事的调侃让她很不是滋味。刘达临和妻子经过协商，决定文章继续写，但多用笔名。后来妻子的同事胡宏霞放弃了医生的优厚待遇，追随刘达临当助手，其间周围的人风言风语、冷嘲热讽也不少，这依然没有减少刘达临研究性学的热情。

　　除了妻子，刘达临的女儿最初也不理解父亲的行为，觉得爸爸不安分，一大把年纪，不好好颐养天年，成天摆弄“性”事。

　　刘达临的大女儿是房地产开发商，她对父亲的事业没什么兴趣，她曾经想买套房子给父亲办馆。但是刘达临拒绝了，刘达临说：“我觉得自己的事业应该靠我自己的努力来开创。”近几年，刘达临的事业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肯定，家庭气氛逐渐缓和。

　　他要办性文化世界第一馆

　　近年来，刘达临获得一系列荣誉，其中包括国际性学最高奖项“赫希菲尔德大奖”。这更坚定了刘达临办“性文化世界第一馆”的信念。

　　博物馆不久前搬到同里后，刘达临说：“同里会给我更大的空间，有助于我实现开办‘性文化世界第一馆’的梦想。”说起这个“性文化世界第一馆”，刘达临去过国家很多著名的性博物馆，他给记者列举了自己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中国历史悠久，文明源远流长，性文明也不例外；第二，世界上类似的性博物馆，多为公司所开，很商业化，而他理想中的性文化博物馆应有学术性，他自己是性学和社会学的专家，有这个优势；最后，这次博物馆搬迁到同里后，同里镇政府给予大力支持。“也许对于我们的博物馆来说，这是一个重大转折，为我们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刘达临正在规划着他的博物馆的蓝图，今年11月份，他将组织国内性学界的精英，在同里举办性学研讨会；明年的四五月份，他将邀请国际性学泰斗到同里，召开国际性学研讨会。刘达临信心十足地对记者说：“大概在两三年以后，博物馆就会成为‘性文化世界第一馆’。”说到博物馆的学术性、公益性和商业性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刘达临说，学术性是基础，公益性是目的，商业性是手段。而他现在是在三者之间走钢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