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指宋元明清这段历史时期，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和后期。
北宋末年，官方出版的《圣济总录》，共二百卷，二百多万字，包括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及养生、杂治等66门，内容十分丰富。该书前数卷大量论述了当时流行的“运气”学说，而且对养生保健的一些方法作了相当详尽的介绍，可见，当时十分肯定这些方法的效果，并倡导这些保健方法的运用。此外，宋庭编纂的方剂专书《太平圣惠方》里亦有许多摄生保健的内容，并且尤其注意药物与食物相结合的方法，记述了各种药酒、药粥等。针灸学在宋元时期有了很大发展，除了不少针灸专著出版外，又出现了子午流注针法，主张依据不同时间，选择不同穴位，达到治疗保健目的。在宋代整理的道家著作《正统道藏》里，记述了很多导引、气功、按摩等方法，对于防病保健亦有重要意义。
养生学除在上述领域得到很大发展外，尤其可喜的是老年医学在这个时期有了很大的充实和发展。两宋、金元时期，中医学出现了流派争鸣，产生了著名的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他们分别采用泻火、攻邪、补土、滋阴等法防治疾病，这给中医老年病的防治开创了新的领域，同时极大地推动了中医养生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里，先后产生了陈直、邹铉、邱处机、王珪等著名的养生学家，并有陈直《养老寿亲书》、邱处机《摄生消息论》、王珪《泰定养生主论》等养生专著问世，使中医养生学的理论和方法日趋完备。
刘完素主张养生重在养气。他在《原道论》中，强调气是生命的最基本物质，原文曰：“人受天地之气，以化生性命也。是知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本也。”对于养气方法，他认为当从调气、守气、交气三方面着手。
李东垣继承刘完素对气的重视，进一步发挥道：“气乃神之祖，精乃气之子，气者精神之根蒂也……积气以成精，积精以全神”。他认为人体之气主要来源于脾胃，所以在论养生时，特别提出“脾胃将理法”。其调养脾胃的方法主要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调节饮食护养脾胃，他认为“饮食不节，，是酿成内伤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调节情志保护脾胃，如他说：“凡愤怒、悲思、恐惧，皆伤之气”，说明精神情志密切关系着生理变化，尤其是脾胃功能；三是防病治病顾护脾胃。
朱丹溪则强调阴精对人体的作用，因而在治病与养生上，都以滋阴为主。如他认为，人随着年龄增大，其阴更衰，故老年病，更多由阴虚造成。出于对阴精的重视，朱氏非常强调节欲，主张晚婚，著有《色欲箴》。此外，朱丹溪在《格致余论》中专有一节叫“养老论”，其中叙述了年老时出现的症状与保养方法，朱丹溪根据他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与重视脾胃的学术思想，提出老人具有脾胃虚弱与阴虚火旺的特点，因此，在养生方面，主张既要注意节制饮食，又要避免摄入燥热动火的药物或食物。
张子和的养生要点在于主张祛邪扶正，认为邪去则正气自安，反对唯人参、黄芪“为补”的狭隘观点，发展了汗、吐、下三法，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医疗和保健风格。他还提出“养生当用食补，治病当用药攻”的主张，其养生保健思想的核心是“君子贵流不贵滞”。在防病保健中，还特别重视人与社会环境的整体观和机体与情志的整体观，从而丰富了中医学中有关心身医学、医学社会学的内容。
这个时期除金元四大家对养生学的贡献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医老年医学在这个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宋代陈直撰《养老寿亲书》，元代邹铉在此书的基础上续增三卷，更名为《寿亲养老新书》，这是在祖国医学遗产中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老年医学专书。其内容颇为详尽，自老人应当如何保养、饮食调治、服用哪些药物，直到如何照顾老人，几乎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后来，明代出现另一本老年医学专著《遵生八笺》，其中四时调摄所用的药物，多由《寿亲养老新书》转录，可见此书在中医养生文献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元代范阳郡张壬宏，依陈氏之书所言以奉母，其母寿高八旬。书中主要养生思想可归纳如下：
第一，主张饮食调养。他说：“高年之人，真气耗竭，五脏衰弱，全仰饮食。以资气血；若生冷不节、饥饱失宜，调停无度，动则疾患”，意思是对于五脏虚弱，真元之气已经损伤的老人，要完全依赖饮食来补充气血，若饮食不能很好调理，就会引起疾病。对于已经发生了疾病的老人，应当首先采取饮食治疗，因为这样不致伤害老人脏腑。只有在饮食治疗无效的时候，才开始使用药物。此外，书中还提出了对于老人饮食的具体要求，即“老人之食，大抵宜温热、熟软，忌其粗硬生冷”。
第二，重视精神养生。《寿亲养老新书》里记载了这样一首诗：“自身有病自身知，身病还将心自医，心境静时身亦静，心生还是病生时。”说明陈氏、邹氏是非常重视精神调养的，他们还针对老年生理、心理，具体例举七条养老防病的方法，其云：“一者少言语养内气；二者戒色欲，养精气；三者薄滋味，养血气；四者咽津液，养脏气；五者莫嗔怒，养肝气；六者美饮食，养胃气；七者少思虑，养心气。人由气生，气由神往，养气全神，可得真道。”
第三，提倡顺时养老。陈氏在《四时摄养篇》里提出“当春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酸增甘，以养脾气；当夏之时，宜减苦增辛以养肺气；当秋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辛增酸，以养肝气；当冬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咸而增苦，以养心气”的观点，认为如此则既不使当旺之气过于亢盛，又不使所克之气有所伤伐。
第四，注意医药扶持。《寿亲养老新书》提出：老年人医药调治应采取“扶持”之法，即用温平、顺气、补虚和中、促进食欲之方来调治，切不可峻补猛泻，这些服药原则，即使在现在，也是很适用的，因为此是根据老人的生理特点提出的。由于老人气血已衰，精神减耗，所以不能像对待年轻人那样，既用汤药，又行针灸，欲速则不达，反会危及生命。
第五，强调起居护理。对老人起居，书中要求“竭力将护，以免非横之虞”，原因是老年之人、体力衰弱，动作多有不便。具体护理方法是：床的三面要设屏风，以防风冷，因为老人抵抗力弱，易于感冒。老人行动不便，因而床榻要比一般的低三分之一，以便于上下床。老人的坐椅也要低些，双足能够接触地面，左右设置栏杆，前面放个茶几，以免老人从椅子上摔下来。老人衣服不宜宽长，长则走路时易拌跤，宽则衣服不着身，不能保暖，故须窄衣贴身，这样体温不致散失，自然气血流通，四肢和畅。总之，要时时处处为老人提供便利条件，细心护养。
仅从上面所论即可知，《养老寿亲书》的确是一部值得发掘、整理、研究的老年病防治学专书，其所述的各个方面，至今用于防治老年病，仍有实际意义。
这个时期除老年医学得到大力发展外，中医饮食保健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标志之一是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的《饮膳正要》问世。此书为我国古代营养学专著之一，是保存到现在比较完整的营养专著。本书共三卷，内容丰富，有文有图。本书从健康人的实际饮食需要出发，以正常人膳食标准立论，制定了一套饮食卫生法则。书中非常讲究配膳，记载了各种汤、羹、浆、膏、煎、油、茶，以及各种烧饼、包子、馒头、粥、面等膳食的制作及其作用，尤其是在第二卷“诸般汤煎”、“食疗诸病”中，有不少具有实际意义，且易实行的，如木瓜煎、荔枝膏、枸杞茶、桃煎等。此外，书中还阐述了若干关于“养生避忌”、“妊娠食忌”、“饮酒避忌”、“乳母食忌”、“四时所宜”等问题，内有不少是值得重视的。
宋元时期除上述著名养生家及其代表作外，还有不少值得一提的养生专著，著名的有：周守忠的《养生类纂》、《养生月览》，蒲虔贯的《保生要录》，邱处机的《摄生消息论》，李鹏飞的《三元延寿参赞书》，王珪的《泰定养生主论》，姚称的《摄生月令》，刘诃的《混俗颐生录》，愚谷老人的《延寿第一伸言》，姜悦的《养生月录》，韦行规的《保生月录》，矍祐的《居家宜忌》和《四时宜忌》等。以上诸书均为养生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另外，有些文人学士对中医养生学也很重视，如苏轼的《问养生》、《养生说》，陆游的《养生诗》等。张鉴著的《赏心乐事》一书，提出将一年中十二月的气候变化与自然风景相结合，培养老年情趣，旨在“四气调神”、“风景与人为一”，用大自然的美景陶冶性情。这种利用自然环境，导引精神怡悦来养浩然正气，祛病延年的方法，适宜老年人安排生活，其在防治学上的贡献，不应忽视。
明清时期是指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王朝，至清代鸦片战争时止，这段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医学领域里的百家争鸣，大大促进了对老年病防治的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医养生学的内容，并使养生学得到更大范围的发展，其突出的标志是：从明代到新中国建立前夕的580多年中所出版和刊行的养生类著作比明清以前2200多年间所发行的总量还要多。这一时期里，先后产生了张景岳、高濂、曹庭栋等著名养生学家，并有李中梓《寿世青编》、万全《养生四要》、高濂《遵生八笺》、冷谦《修龄要旨》、袁竞《摄生三要》、胡文焕《寿养丛书》、曹庭栋《老老恒言》等养生专著问世，从而使养生学的内容不断充实和完备。
养生要重“命门”。其代表人物是赵献可、张景岳，他们极力反对刘完素、张子和等以寒凉药物攻伐肾阳，主张用温补药物峻补真火，如赵献可说：“余所以谆谆必欲明此论者，欲世之养身者、治病者，得以命门为君主，而加意于火之一字”，此即主张养生及治病，均以保养真火为要。张景岳认为阴与阳这一对立统一体中，阳是起主导作用的，因此，他提出“阳强则寿，阳衰则夭”，而阳气之根在命门，命门主乎两肾，所以养阳必须养命门(肾)。他说：“命门主乎两肾，而两肾皆属于命门。故命门者为水火之府，为阴阳之宅，为精气之海，为死生之窦，若命门亏损，则五脏六腑皆失所恃，而阴阳病变无所不至”。在此思想指导下，张景岳特别注重用温补真元的方法防治疾病，这对改变当时那种滥用寒凉、败胃伤阳、致成时弊的情况，是有重要意义的。除此贡献外，张景岳还非常强调治形。治形之说，虽早已有之，但著专论，则首推张景岳。他认为，养生必须养形，因为形乃神明之宅，养形则可安神，神安则身自健，故他在《治形论》里指出：“善养生者，可不先治此形以为兴复之基乎？”明确指出了养生与治病，都必须重视养形的主张。张景岳以前的养生家多重养神，从未响亮地提出“养形”。另外，张氏还特别重视中年养生，提出：“人于中年左右，当大为修理一番，则再振根基”，这种强调中年调养，求复振兴的思想，对于防止早衰。预防老年病，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调养五脏的法则，是李中梓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从调神、节食、保精等方面著养心说、养肝说、养肺说、养肾说，从而为五脏调养法的完善作出了贡献，高濂则从气功调养方面提出了养心坐功法、养肝坐功法、养脾坐功法、养肺坐功法、养肾坐功法，也极大地丰富了调养五脏的学说。但以上各家对以养何脏为主，认识颇异。如李中梓力倡以调养脾肾为中心的五脏调养法，提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先天分水火论治，后天则分饮食，劳倦论治；汪绮石主张肺肾脾三脏俱重；而郑官应则认为养心脾为要。
运用药物养生在这个时期有了很大发展；如在万密斋的《养生四要》中就提出了中和既济的制方原则，原文曰：“无阳则阴无以长，无阴则阳无以化，阴阳互用，如五色成文而不乱，五味相济而得和也。凡养生却邪之剂，必热无偏热，寒无偏寒；温无聚温，温多成热，凉无聚凉，凉多成寒，阴则奇之，阳则偶之，得其中和，此制方之大旨也。”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的养神益身学说有了新的开拓。如认为保养之法虽可数以万计，但养神为首，并重申前人。“ 大怖生狂，大恐伤肾，临危冒险则魂飞，戏狂禽异兽则神恐”及“好憎者使人心弗疾去，其志气日耗，所以不能终其寿”等论点，突出过激情绪的重大危害。认为“笑”与“让”(谦让)是对心身健康有益的良好情绪；而“恼”与“斗”则是不良刺激，对形神健康有损伤作用。故歌曰：“笑一笑，少一少；恼一恼，老一老；斗一斗，瘦一瘦；让一让，胖一胖。”这与现代所谓“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同出一理。这段时期，还特别重视精神情绪在治疗中的作用，所以说：“能守戒忌，则功过于药之半矣”。为此，清代画家高桐轩提出以耕耘、把帚、教子、知足、安居、畅谈、漫步、沐浴、高卧、曝背等作为养生“十乐”。
这一时期关于饮食调养的论述也极为丰富，尤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代表，它对中医营养学的发展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这首先表现在，他提供了有关饮食营养的丰富资料，仅谷、菜、果三部就有300余种，虫、介、禽、兽有400余种。其次，是在《本草纲目》中保存了不少食疗佚文，如孟诜的《食疗本草》等。其三，收载了很多食疗方法，故凡整理研究中医营养学，必读《本草纲目》。
重视动静结合。动静结合的养生方法，先秦已初步奠立，到了明清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李梴在《医学入门》中指出：“精神极欲静，气血极欲动。”明确提出静养精神，动养形体的辩证关系。清代大养生家曹庭栋虽认为“养静为摄生首务”，但他却很重视动以养生的重要作用。如他在《老老恒言·导引》里指出：“导引之法甚多，如八段锦、华佗五禽戏、婆罗门十二法、天竺按摩诀之类，不过宣畅气血、展舒筋骸，有益无损。”并创“卧功、坐功、立功三项”，以供老年锻炼之用。方开进一步指出动静必须适宜，切忌过动或过静，如他说：“动静合宜，气血和畅，百病不生，乃得尽其天年”。
重视老年养生。这是明清时期养生保健的又一大特点。明代嘉靖皇帝晚年追求长生之举，客观上对社会上重视老年人颐养保健，起了促进作用。清代一些皇帝多次举行“千叟宴”和敬老活动，且赴宴的老人均可获得皇帝的恩赐和赏金，凡受到恩赐的老年人都注于史册。曹庭栋根据自己的长寿经验；并参阅三百余家有关养生的著作，针对老人的特点，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具体而实用，继承和发扬了中医养生学，为中医老年病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清代名医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里，记载了三百多例中老年病治验，对其病机提出中年以“阳明脉衰”为主，六十岁以上老人则以“肾虚”为主，并提出“久病入络”的精辟论点，为治疗老年病开拓了活血化淤的新途径。龚廷贤搜集了大量延年益寿的秘方，并把重要者编成口诀，故流传较广，他还写了《衰老论》，对变老的原因作了专题研究。徐灵胎在寿命长短的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论点，认为在受生之时已有定分，这个定分就是“元气”，因此寿命的长短决定了元气的盛衰存亡，所以强调“谨护元气”，这既是人们的养生之道，又是医者的用药之道。
明清时期比较出名的养生专著还有息斋居士的《摄生要语》、袁黄的《摄生三要》，胡文焕的《寿养丛书》、河滨丈人的《摄生要义》、陈继儒的《食色绅言》及《男女绅言》、冯曦的《颐养诠要》、尤乘的《寿世青编》、黄克楣的《寿身小补》。以上这些养生著作都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养生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养生学的进一步完备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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