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房，作为女性身体的象征，在两性关系的发展史上的确拥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与意义。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乳房的意义也会随着时空的改变而有所不同，从远古时代乳房作为女性崇拜的图腾开始，到男权社会宣告女性权利的终结，乳房的历史一直就是一个不断迷失、又不断被寻找的过程，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乳房逐渐恢复了自然的真实，女人也逐渐找回了自己的个人价值。
禁欲时期的乳房首先是作为诱惑男人的淫邪之物而存在的，男权之下的社会道德变成了女人用以护身的一道荣光，她们小心翼翼地隐藏起自己丰满的乳房，并把自己的身体层层包裹起来，以男人的好恶来决定自己对乳房的态度。此时的乳房对于女人真是一个可恶的赘疣，一个隐蔽着的邪恶的源泉，乳房的主人和“多数性别隔离社会里的女人一样，她们有自己的生活，有时也会与男人同一阵线，捍卫限制女人的社会规范”——戕害女人的道德竟然变成了女人们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柱。
乳房的解放与人道主义的兴起乃是同步进行的，文艺复兴的大师们悄悄地将圣母画成了一位有着丰满乳房的凡间女人，使圣母的乳房成为人欲回归的转折点。而同时期的女人们则尝试着另一种形式的“和平演变”，她们面对着裸胸的责难，找出了变通的方法，她们把自己的领口开得极低，用透明薄纱遮住胸口，欲盖弥彰，从中透露出无限春机——她们正在以各种手法寻找着自由乳房的契机。但乳房的解放也同样遭到了伪道学们的猛烈攻击，他们面对日益裸露的乳房，既视之为洪水猛兽，又忍不住偷偷多看几眼，法国教士梅拉赫则公然威胁道：“酥胸半露的女人将下地狱，用绳子穿过乳房吊起，这是最适合她们的惩罚！”就象一个顽皮的孩子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便去亲手毁掉而后快，但他们终于还是抵挡不住时代的浪漫，仍然有越来越多的女人加入到了这个“伤风败俗”的行列中来，这些女人不怕自己的乳房被吊起，她们对自己的乳房充满了自信！于是，中世纪的黑暗就在这种微妙的气氛中土崩瓦解了。
从十八世纪开始，乳房便被赋予了政治的含义，其实质当然就是借公众的情色需要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玛莉莲·亚隆一针见血地指出：“穿着清凉的女人最适合推销，不管是自由公债，还是征兵或战争。”于是，逐渐解放的女人们又被简化成了一个硕大的乳房，女人的形象模糊了，成为这个硕大乳房的附庸。商人们也不失时机地加入进来，他们敏锐地发现在女人的乳房之间隐藏着巨大的商机，乳房不仅仅能够推销政治，它同样也可以用来推销各种商品！在这里，乳房又摇身一变为一个无所不能的眩目的广告牌。
商业社会以金钱打造着时代的审美时尚，它的高明之处在于以审美时尚去牵动女人爱美的神经，这是商业社会与男权社会共同的阴谋，而女人们也就在男性目光的注视下纷纷自觉自愿地缴了械，情不自禁地陷入了“女为悦己者容”这个传统的老套而不能自拔。西方社会如此，东方社会也莫不如此。不同的是中国人对待性的态度向来都是以含蓄为尚，直接联想到性的器官反而不受重视，被严防死守，所以在中国谈乳房的历史是很困难的，因为乳房除了哺乳之外并无情色的历史可言，中国男人自然会另外找一个敏感的部位去代替乳房，“三寸金莲”就成为他们意淫的首选。在此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缠足与欧美社会的紧身褡对照一下还是颇有意思的：它们同样都是男人恋物癖的反映，这个社会既然是男权的社会，那么女人就必然会成为男人眼中的女人；它们同样象征着女人的身份与地位，故“明时浙东丐户，男不许读书，女不许裹足”(明沈德符《野获编》)，而“在巴西上层阶级的家庭中，女孩过十五岁生日时就被父母送去作(割乳房)这样的手术，目的是让他们的女儿与大奶头的下层妇女趁早划清界限”；它们同样都是对女性身体的戕害，都有降低女人活力的倾向，也同样是以一种审美观念为号召。当西方社会的女人们为了拥有“西班牙式的苗条身材”，而不惜“绑紧胸衣勒带，紧紧箍扎，直到两肋出现长而深的伤口，深入肌肤，甚至因此死亡”时，中国的男人们正在津津有味地品藻着他们创造的杰作：“香莲有三贵：肥软秀。香莲有三上、三中、三下：掌上、肩上、秋千板上；被中、灯中、雪中；帘下、屏下、篱下。香莲有二幸：丑妇幸小足，邀旁人誉；猥妓幸小足，得众人怜。香莲有四忌：行忌翘指，立忌企踵，坐忌落裙，卧忌颤足。……”(方绚《香莲品藻》)如此洋洋大观，让人叹为观止！
因为女人承担着养育子女、照料家庭和参加生产等多重角色，所以限制她们发展的因素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也的确是多重的，虽然自由乳房的本身并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但这的确代表了一种解放的姿态，女人们正是以身体的解放逐渐改变着自己被传统社会所规定的角色。
通过考察乳房的历史，我们达成了如下共识，即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是非常艰难的，都会付出极大的代价，而身体的解放首先就有赖于意识的解放，乳房的真正自由也必期待于人类对性、对身体的不洁、以及对两性关系之观念的彻底改变，必期待于人类自觉抛弃所有关于自身的愚昧与偏见，只有到那一天，女性的乳房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进而女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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