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研究的兴起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结果。就其社会背景来说，她是社会进步和人类理性思考的产物。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高度发展，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所倡导的休闲理念，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人不得不成为生产机器中的一个部件。人们在描述当年泰勒 实行的科学管理情景时写到：“利用秒表将每个人的工作任务划分成最小的、可辨认的操作的组成部分，然后对每一组成部分进行度量，以确定在最佳运行条件下所能得到的最短时间。他的研究将工人的操作细分至几分之一秒。通过计算工人每个工作组成部分所达到的平均时间和最短时间，泰勒可以就操作的最细微方面提出建议，以节省宝贵的几秒，甚至几毫秒。”（杰里米. 里夫金著，《工作的终结》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61页）资本家的高效率使它在它所能控制的范围内，将一切力量、一切活动成为功利主义的和为生产目标服务的工具。其结果是，破坏了人的工作与休闲的平衡关系，人们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压抑感和匆忙感，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不良的价值观。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以追求“有形利益”和“物质报酬”为时尚，其结果是人性遭遗弃。尽管人类的力量已达顶峰，但是人却面临空前的危机。与此同时，快节奏的生活步伐，丧失了来之不易的自由时间，人如同被栓在了一列快速奔跑的列车上，为各种欲望所吞没。消费主义 成为一个中心的范畴，它给人带来两个欺骗性：其一，它貌似给人提供一种普遍的幸福，甚至允诺人们都可以同样地进入消费主义的“商店”，但却使消费者由于过分追求高额收入而陷入即使用金钱都难以挽回的新的精神“贫困”之中；其二，消费主义设立了一个虚假命题；一旦你拥有了消费的自由，你就完全解决了自由问题。但事实上，在这里自由被降格为消费主义，把自由时间等同于无度的消费，似乎人在消费中完成了自我实现。人们欲望的无限膨胀和对消费的无节制追求，极大地亵渎了人的真正本性，休闲被扭曲为对感官的满足。

    这种道德取向无疑使人的一切自由都被虚幻所掩饰，最终使人类在“不经意间”放弃了理性的自由和批判的能力。使人陷入了远离价值合理性的误区——人以付出人的异化为代价——人的全面丰富性遭到空前的压抑，人退化为单向度的怪物。尼采哀叹“人死了”；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人已被异化；贝尔悲楚地呐喊“我是谁？”；海德格尔则追问“在的意义”；弗洛姆直陈我们正在“逃避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