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典流行中所说的“恐惧”其实已不是对非典本身的恐惧，它从非典原点开始又不同程度地疏离了原点而混合在传闻和不安情绪之中。这里我想突出的是“传闻”这种说法。
“传闻”不同于谣言，“关心”和“相助”是其主流行为。在灾害把人们之间的接触交往切断而又缺少信息的生活空间里，人们互通信息、互相提醒和安慰，是一种安全需要。于是，人们不但想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且更想把自己知道的告诉别人。传闻就是这样成了满足安全的支柱之一。在非典流行期的京城，传闻的基调是“关心”和“相助”。我几次发现，朋友或学生传给我的电子邮件是同时发给许多人的，并且，由于速度之快，使我对北京的安全感印象格外深刻。
但传闻与谣言有时连在一起，善意的传闻中可能有谣言或者传闻失真成为谣言。谣言的社会本质是制造恐惧；传闻在其本质上是通告“得到的”消息。几天前笔者收到一个来自国外的问安邮件，表示很担心身处风暴中的我们。其实，北京经历了并将继续经历向SARS宣战的日子，已学得比以前理智得多并相互关照，并不像远离京城的朋友理解的那样恐慌。
“恐惧”和“谣言”都不是北京抗非典时期的基本心态和主流行为倾向；但“不安”和“传闻”是普遍存在的，尤其在4月中下旬。非典事件包含“非典”、“不安”和“传闻”三种因素，抗非典同时需要人们从“不安”和“传闻”中脱离出来，找回自己的自主位置，找回自己的信心和力量。因此，从某种角度看，抗非典之战，又是人对自身的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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