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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今春北京第一例Sars患者讲述护士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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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士小李是今春非典疫情中北京确诊的第一例非典患者。刚满20岁的她,曾在去年非典肆虐京城时,作为一名呼吸科护士进入发热门诊,穿着厚厚的防护服为后来被确诊的发热病人扎针喂药。

  一年之后,这个平凡的姑娘却在护理“肺炎”病人时感染上非典病毒,之后,这个病毒又很快传播给她的父亲、母亲、姑姑,甚至同病室的病友。一时间,躺在病床上的她成了疫情传染链中最重要的一环,成了新闻追逐的焦点和社会关注的对象。

  5月27日下午,治愈非典,解除医学观察后,小李回到老家———在北京以北三百多公里以外的一个河北小山村。《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她,在采访中,她道出了两个月来的人生转折和感悟。

  -人物档案

  小李(应采访对象要求采用化名),20岁,女,河北丰宁人。2002年10月14日进入健宫医院呼吸科担任护士。

  2003年5月初,进入发热门诊,曾照顾发热待查病人,后被评为北京市卫生局抗非英雄护士。

  2004年3月末,因照顾曾经在病毒病所实习的安徽非典患者宋某而被感染。发病后曾经辗转于健宫、人民和地坛三家医院。

  4月22日,被确诊为北京第一例非典病例。

  5月2日出院,回到健宫医院接受隔离,进行医学观察。

  5月27日,回到河北丰宁家中休养。

  没想过自己会得非典

  《新京报》:这次回家团圆,离上次你回家是不是很久了。

  小李(以下简称李):快半年的时间吧,我2002年10月到健宫医院工作,之后的两个春节因为值班,都没有回家,所以今年2月份就把假攒在一起,过完年回家看了看,没想到这么快又因为这个原因回来了。(说完,抿嘴笑了一下,低下头去)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发热的?

  李:是4月5日,因为头一天我去丰台上自考的补习课,晚上下课已经是7点多钟,我又站在路边等了很久的公交车,感觉好像吹了风,不太舒服。那天我测了自己的体温是38℃,我以为自己是感冒,就吃了些感冒药,认为坚持一下就好了。没想到,到了4月7日早上,难受得特别厉害,我想当晚的夜班自己肯定是撑不住了,就让宿舍的人帮自己请假。到了下午,烧到了39℃多,科里安排我去拍了胸片,我记得,当时胸片的结果是肺炎,不排除结核。当时我心有点着急了,因为结核是一种传染病,我不希望是结核,只是肺炎的话,我很快治好就可以工作了。

  《新京报》:以前你得过这么厉害的病吗?

  李:没有,我身体一直很好。

  《新京报》:连续几天高烧不退,你每天又接触呼吸病病人,心里害怕过吗?

  李:在我们科里,我给人的感觉一直是最健康的。去年非典的时候,我周围许多人都很害怕,还有同学在我进发热门诊之前给我打电话,说太可怕了,你别再干护理了。

  我虽然也有过一瞬间的担心,但那就是一瞬间的想法,进入了工作状态,紧张就让我想不了那么多了……这一次也这样。医院领导、同事,对我的病情都非常尽心,第二天,我们科主任和护士长带着我的胸片去(宣武)区结核病防治所复查,积极地给我治疗,我当时特别放心;而且我们从去年非典以来一直在组织培训———怎样消毒,怎样处理病人的粪便防止院内感染。我当时想,自己是严格按照要求去做的,只要防护得当,就不会被感染呼吸道传染病,包括非典。

  怀疑自己患非典时愣了一下

  《新京报》:后来你的父母同时来到北京照顾你,是不是当时你感到自己的病情已经特别严重了?

  李:是很严重,除了发烧,先出现了消化道的症状,呕吐、拉肚子;后来又开始气短,憋气,每天几乎吃不下东西,靠打点滴和吸氧维持。最初是我姑姑在照顾我,后来我的病情一直在加重,我姑姑的孩子快要中考了,我不忍心再让她受累。护士长看到我的病情,也跟我说应该给家里的父母说一声,让他们知道情况。于是,4月8日,父母亲就赶到北京来了。

  他们来的时候,我已经病得有点迷糊了,妈妈就开始整日整夜守在病床前照顾我。

  《新京报》:可是后来你的病情继续在加重。

  李:我记得我妈妈刚来的时候,我还可以自己拿着点滴瓶,扶着墙摸索着上厕所;后来,我妈妈就得搀着我上厕所了;再后来,我就只能躺在病床上,我妈妈拿着便盆给我接大小便了。

  《新京报》:从4月5日发病到4月14日因为病情危重被转入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凭着你自己去年在发热门诊照顾非典病人的经验,难道始终没有怀疑过自己的病情?

  李:我也问过,包括我妈妈也问过,可是后来因为我病情已经很严重,医院的领导和同事可能是为了宽我的心,一直都没有告诉过我每一次的检查情况。我只是不停地在接受各种检查,会诊,睁开眼睛,看到大家的神情都很焦虑,看到母亲在门外哭……后来好像有一次,我突然清醒了一下,想到我自己在发热初期曾经自己去做过一次血相,记得白细胞是降低了,想起非典患者也有这个特征,我愣了一下,但一瞬间又过去了。

  曾经担心大家怨恨我

  《新京报》:什么时候明确知道自己得上了非典?

  李:是4月21日下午,当时我的病情好转,已经从重症监护病房转入普通病房,我可以自己扶着墙或让我妈妈搀着走一点路了。那天下午,医生让我独自到他办公室去,沉默了一会儿,他跟我说,你的非典抗体检测结果是阳性。我当时就窘住了。

  我怀疑自己没有听清楚,又重复了一遍他的话,“我的非典抗体检测是阳性?”他点点头,好像又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一下子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回到病房后,我躺在病床上,看看周围其他的病人,看看床边的爸妈,突然感到很无助。后来我悄悄地对爸妈说,“我得了非典,以后你们别接近我了。”

  《新京报》:后来,好像西城区和人民医院很快就对你采取了隔离措施。

  李:是的,我和我父母很快被转到楼下隔离,那时我妈已经开始发烧了。大概晚上六、七点钟左右吧,不断地有人来问我情况,给我做流调,有医生,也有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都穿着防护服,我努力回忆着回答他们的问题,把我手机里所有的电话号码及近期接触过的人提供给流调人员。我还回忆起自己曾接触过两个发热病人,其中一个就是后来被确诊为非典的宋某。我当时想到,自己可能得非典了。

  我一下子想到这些天来照顾我、看望我,接近我的熟悉或陌生的面孔,突然觉得很尴尬,我担心———我担心大家会怨我……特别是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她是另一家医院的,就在我初步确诊的几个小时前,她还去看过我……

  爸妈、姑姑他们最无辜

  《新京报》:当你回忆起宋某时,你怨恨过她吗?

  李:作为个人来说,我没法怨恨她,因为护理她是我的工作,她患非典的原因虽然现在还没有查清楚,但也是因为她的工作的性质。所以没什么好怨的。一个人躺在床上时,想起爸妈、姑姑,同病室的张某,觉得难受,毕竟他们是最无辜的。

  《新京报》:是很尴尬的那种心情对吗?不知道该去怨谁,却有说不出的委屈。

  李:是啊,我其实一个人在地坛医院的时候也想过很多,我不是怨恨宋某,她其实也很可怜的,母亲也死了。有时候我甚至会回忆起她躺在病床上的样子,发热得很厉害,脸上的表情和眼睛里全是痛苦。但我就是觉得,她当时太倔强了,不配合我们的治疗,说是回安徽继续治疗。

  既然当时在病毒病所工作,为什么有了发热症状还不在意,还要安徽、北京来回跑呢?如果当时不是传染给我,而是传染给火车上的某一个人,可能疫情当时就会蔓延了……

  想继续在北京生活并找到有缘人

  《新京报》:有很多人在你生病的时候还关心你,这其中,是不是也有你的男朋友?

  李:我还没有男朋友。而且,我想,我得了这个病之后,两三年之内估计找男朋友都很难了,我也不会在这个时期内找男朋友的?

  《新京报》:为什么?是怕他不能接受吗?

  李:肯定有这方面的原因。包括再回到医院工作,肯定和以前的圈子会疏远一些,会一个人承受一些东西。别人都会有看法,更别说很亲近的男朋友了。而且我患病期间身体受过多次X光的照射,还用过激素,也要对别人和自己的孩子负责任啊。

  《新京报》:经历非典之后,你认为自己的生活会有了什么改变?

  李:我想,我不会再畏惧什么事情了。但我想我还是会去做护理工作,因为我真的挺喜欢这个工作的,你知道吗?从我选择护理专业那天起,我就一直喜欢护士的那身衣服,看上去那么轻柔,那么纯洁(笑);我也喜欢护理病人,看到一个病人又一个病人在大家的照料下一点一点地好起来,就特别高兴。

  《新京报》:生活中就没让你担忧的事了吗?

  李:对家里来说,我觉得我的责任更重了。当我们患非典的时候,家里的田地、猪、牛全赖村里的人帮我们照料,现在父母亲虽然好了,但身体还很虚弱,可家里的活得等着人去干。所以我希望快点好起来,能帮家里干点活。

  《新京报》:对未来你有什么憧憬和希望?

  李:希望能把以前大专的自学考试课程继续下去,希望将来能够继续在北京生活,希望能找到一个有缘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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