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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恐慌：整肃性道德的最后武器
潘绥铭
1994年，我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运用分层等概率的随机抽样方法揭示了：在北京市所有正规高等院校的全体男女大学生中，至少有9％左右的人已经发生过阴道性交。后来，新闻界的朋友告诉我，国家教委某司的领导，部分地依据我的调查数据，决定从1995年9月起，在上海和郑州的大学里，开展预防艾滋病教育的试点工作。朋友们说，你的研究终于产生社会效益了。
这真让我哭笑不得。因为我恰恰不同意目前中国这种散布恐慌的“教育”。
进行预防艾滋病的教育无疑是非常必要、非常正确的，但是关键的问题是：第一，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而进行教育？是真的为了使人人都健康，还是为了整肃性道德？第二，用什么来进行教育？是用准确的科学知识，还是用人为地夸大的恐慌？
一、艾滋病是“体液传播”而不是“性传播”
从根本上来说，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其实只有两个要素：第一是病毒携带者排出了体液（主要是血液、精液和其他分泌物）；第二是另一个人出现了破损。因此，我们现在所大肆宣传的所谓“性传播”途径，其实归根结底也同样是由于体液进入破损，才得以传播的。
在阴道性交中，只有带病毒的体液通过女方的子宫内膜，或者双方的任何破损处而进入另一方的体内；病毒才能够传播。
在进行肛门性交时，双方都比较容易出现微小的破损现象，结果体液才能进入另外一方的体内。
总而言之，如果没有体液这个中介物，如果双方都没有丝毫破损，那么艾滋病是不可能传播的，无论你搞什么样的“性技巧”，无论你更多少个人搞；都不可能传播。
可是由于存在着艾滋病恐慌，甚至是由于一些人故意散布这种恐慌，许许多多其实一辈子都不可能“性乱”一次的中国人，却被“性传播”吓得要命。有的人甚至连被性服务小姐摸了一下手，也要连续做3次化验。可是与此同时，他们却坦然地接受输血与注射或者针灸，从不去查看一下消毒工作怎么样。
这是谁骗谁？
二、通过性交来传播艾滋病的概率是很小的，
而且避孕套无疑就是预防艾滋病的安全套
按照我国目前的某些宣传，似乎只要跟病毒携带者性交一次，就必然100％地被传染上艾滋病。其实，即使不使用避孕套，通过阴道性交传播艾滋病的概率只有500分之一。如果使用避孕套，传播概率就只有10万分之一！
10万分之一的概率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它低于全世界10年之内的飞机失事概率，低于北京市一个月里的交通事故死亡率，低于许许多多种一般疾病的传染率。或者这样说：一个人即使从15岁开始就跟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进行阴道性交，那么到65岁时，即使平均两天就性交一次，最多也不过性交9125次。如果每次都正确地使用避孕套，那么被传染的概率只是接近10分之一。但是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实际上不会有这么傻的人，因为我们的宣传已经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描绘成恶魔和杀人犯了，谁会有如此强大的爱情？
与此相对照，母亲传播给婴儿的概率是五分之一；共同使用一个针管或者针头的传播概率是50％以上；而输入病毒携带者的血浆，被感染的概率就会更高，甚至近乎无一幸免。
该预防什么，还用多说吗？
我们的大多数宣传和教育，仅仅把性传播这一条途径作为传播艾滋病的最大危险。那么，我想问问：宣传者们知不知道，那一袋袋输进人们体内的血浆，究竟有多少曾经做过艾滋病病毒检验呢？尤其是，究竟有多少人由于卖血而被传播了呢？我也想问问，一次性使用的注射针头，在多大范围内推广了呢？这些，难道就不会传播艾滋病吗？尤其是，如果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来献血或者打针呢？
当然，在阴茎插入肛门的性交中，传播艾滋病的概率要远远高于500分之一（确切的概率目前还没有确定下来），因此西方的艾滋病首先是在男同性恋者当中传播开来的。但是我们的宣传教育却尤抱琵琶半遮面，羞答答地不敢讲清楚肛门性交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更不敢讲它为什么会更容易传播艾滋病，尤其不敢讲为什么会有人喜欢它。因为要说清这一点，就不得不讲“性行为细节”，而这被认为是下流的，甚至是犯法的。
可是，如果我们的宣传还不敢讲透这个问题，却一味地鼓吹传统性道德，希望人们“戒隐”，那才是对民族的犯罪。
三、防病背后的社会原因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疾病的威胁都可以被某些社会力量加以无限夸大，然后用来达到他们自己的另外的目标，而他们的旗号一定是最善良的。
19世纪的西欧，梅毒曾经一度猖獗。于是许多人打着“医学”与“防病”的幌子，发动了一场持续的“道德整肃运动”。到19世纪70年代，这股社会势力终于推动英国政府正式发布了《反传染病法》。可是，这是真正的挂羊头卖狗肉。当时的人都知道，它其实完完全全是一个禁娼的法律，而且最主要的并不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健康，而是因为娼妓的泛滥和梅毒的传播，曾经极大地削弱了大英帝国海陆军的战斗力，延误了殖民扩张的几次战机。例如1857年印度发生大规模起义的时候，由于梅毒作怪，英国本土居然派不出足够的援军去镇压，使得印度险些独立。
可是历史却告诉我们，真正把梅毒的危害控制住的，并不是这种道德整肃运动，而是20世纪初发明的“六0六”药粉，是30年代发明的青霉素。真正迫使娼妓减少的，也不是这种道德整肃运动，而是它的对立物－－60年代开始的性革命；因为性革命之后，买淫的男人极大地减少了，妓女才会因为卖不出去而不得不减少。
中国人是在最需要的时候听说艾滋病的。80年代后期，一场性革命已经在中国出现，凡是没有闭目塞听的人都可以感觉到它的到来。但是某些社会势力已经没有任何象样的理论可以批判它了，也没有什么切实可用的措施能够阻止它了。千钧一发之际，西方出现了艾滋病，有些中国人马上把它命名为“爱资病”。接着，中国也发现了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尽管当时只有几例，尽管到现在仍然主要是吸毒者，但是几乎一切舆论都如获至宝，拚命地在性道德上做文章（可惜到现在也拿不出足够的证据）。整肃性道德的最后一线希望，全都寄托在艾滋病的“性传播”身上了，因此才会有如此大规模的、与真实发病率如此天差地别的、人造的“恐艾症”。一些人大概恨不得大声疾呼：只有当和尚与尼姑才安全！
可惜，国际上早就有了研究成果：恐慌越大，人们就越可能更快地识破其虚假，然后就会加倍地掉以轻心或者满不在乎。艾滋病恐慌很快也会走到这一步的。即使是在今日，散布恐慌对于预防艾滋病也没有丝毫的益处，反而会使它更加容易传播。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某个南方边境地区的农民，已经被传染上了艾滋病病毒，那么在目前这种“艾滋病恐慌”的氛围下，他会怎么办呢？他的所有邻居都会躲他远远的，不但不会跟他握手，而且不会跟他说话（其实这两种途径都不会传播艾滋病）。他去过的厕所再也不会有人去，他用过的碗筷再也不会有人碰一下（其实仅仅是皮肤接触也不会传播艾滋病）。他既不能去乡镇企业上班，也不能参加任何集体活动，连耕种自己的田地，恐怕也有人暗中监视，生怕他跨进别人的地界。还有人会劝他的老婆离婚、子女出走，甚至连他的老婆孩子也一起“隔离”。
于是他只能隐名埋姓、远走他乡。即使政府对他强制隔离，但那毕竟不是蹲监狱，他如果想逃，实际上很容易。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他死也不会说出自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他可能又跟别人性交，而且不使用避孕套。最要命的是，他可能坦然地去卖血，可能跟别人使用同一个注射器去吸毒，他的妻子可能怀孕和生育。这样，通过体液传播的途径，他就把艾滋病病毒传播到了一个新的地区。
反之，如果他原来的邻居们都知道，只要避免体液传播途径，艾滋病实际上是无法传播的；如果他们不那么恐慌，不那么神经过敏；那么那个被感染者就完全可以跟大家相安无事。艾滋病病毒也就不会自己跑到别的地区去。
道理就这么简单。已经被感染的人，不管他们过去是对还是错，都只是病人而不是罪犯。恐慌只能使他们隐瞒实情、拒绝检查、逃避隔离、抵制教育、远走高飞；甚至会使他们产生报复社会的行为。如果我们真的是想控制和预防艾滋病，散布恐慌岂不是搬石头砸脚？
因此，从真正预防的角度来说，与其花钱费力地去吓唬每一个人，还不如把精力集中到那些“高风险人群”上；与其徒劳地指望青少年会因为害怕而减少性行为，不如鼓励他们更多地使用避孕套；与其让政府出面，最终损害其威信，不如发动民间力量来实现阶层制约和社区抑制；与其把病毒携带者当成公敌，不如真正让他们还原为病人。
至于用艾滋病恐慌来整肃性道德，我只想问一句：艾滋病只不过是一种病毒性疾病，病因与传播途径都非常清楚，降伏它肯定比攻克癌症要容易得多、早得多。到那时，还会有什么别的武器吗？
注释：本文所引用的关于艾滋病传播的概率，均引自《美国人的性生活》一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该书的美国作者已经在书中论述了，只有这些传播概率才是真正经过科学验证的。其它一切关于容易传播的说法，都是人们的想象，或者是个别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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