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同性恋访谈录

　　嘉宾一：林忆华，男性，香港艺术家，编剧。所编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获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

　　杨澜：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异性恋是占主导地位的，但是我们身边也存在不少同性恋者。在港台地区“同志”这个词已经有了新的含义，现在常常成为同性恋的代名词，而据说这种用法是从香港艺术家林忆华那里开始的。

　　杨：林先生，“同志”这个词是从您那儿开始叫的，是吗？

　　林：可以这样说。那是在1989年，我们想在香港办一个同性恋电影节，当时的情景不象现在，许多同性恋者害怕暴露自己的身份，不太敢来。我们就干脆把它改成一个比较容易被人接受的名字，我就想到孙中山先生曾说过的一句话：“革命尚示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觉得满对的。

　　杨：那你的“革命”是指什么呢？

　　林：我想我的革命就是自我认知的一个过程，还有就是怎样和这个社会、时代慢慢同步，然后不再成为这个社会所谓的阴暗面的一个代名词。

　　杨：你如果向人介绍自己的时候，你会介绍自己是一个同志吗，还是直截了当介绍说是一个同性恋？

　　林：我会觉得让他知道我是一个男同性恋者是重要的，因为我要让他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存在，而且那个人是我。但不希望他只是把我当成一个身份。我是一个同性恋者，但我也是一个文字的创造者，我也是家庭里的老大，其实我的身份很多。我对自己的身份是自觉的，也希望别人对我的身份能自觉。

　　杨：为什么在这个社会中绝大多数的同性恋者希望隐瞒自己的身份时，你能够站出来公开承认这一点，并澄清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些误解。你是怎么有勇气站出来？

　　林：这是一个赞美词，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承受的起。这要从我小时候家庭教育谈起，我的爸爸妈妈在家里扮演的角色都不是很清楚，爸爸就象一个小孩子，他把我带大的过程中，给了我很多自己的空间。简单来说，他不会对我有一些期望，他不会认为将来我应该做什么样的儿子，我应该有什么样的职业。有这这样的空间以后，我对自己的身份的形成变得很自由也很自主。有一天我自己跟他说，你知道你的儿子是一个男性拍拖吗？他说：“哦，我不知道啊！”我也告诉我妈妈，因为她和我爸离婚了，妈的回答令我很感动，她说：“你要知道，你的母亲其实也是社会上被边缘化的角色，因为她在七十年代的时候离婚，所以那时离婚的女性在社会上的身份还是蛮独立的，她对我说：“我希望你有这个勇气去面对这个身份，象当年我去面对自己的身份，希望你不会受的苦太多，不会有太多的伤痕”。那我觉得她是蛮支持我的。

　　杨：那你的兄弟姐妹和你的朋友们呢？

　　林：因为我从小就没有那种为别人而活着的想法，他们一接触已经知道我是什么人了，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不会因为我是一个同性恋者而对我有什么厌烦。也许今天因为有一些人会很自然地把我等同于一个同性恋的代号，我去银行、我去喝茶、我去上公车，也许他回认得我。而他会不会对我有什么想法，我没办法知道。除非有一天，有人说你是一个同性恋者，我不把这个东西给你，我知道这种歧视和偏见是存在的。

　　杨：如果你发现自己是同性恋者，在异性恋行为主流的社会里, 你面临哪几种选择？

　　林：一种就是刚才说的你继续维持异性恋方式。

　　杨：你还结婚，可能还生孩子，另一方面，你还保存这方面的倾向。

　　林：我和我的伴侣不会象异性恋的夫妻这样的生活模式，另外一种应该就是走一种极端。其实作为一个人类在整个社会，在整个人类文化，面临是什么问题。这些问题也包括一些非常普遍的问题，为什么突然最近十年之间出现那么多的书籍来解释，男人和女人，一个来自火星，一个来自水星。其实归根结底，不是说“星”的问题，而是“性”的沟通上的问题。然而性的问题引深开来，性其实在我们中国人讲，其实只有一个字。而在英文来讲，就有很多不同的字，性别、性性，那我们怎么去面对性别和性性的问题呢？其实它是很复杂的。

　　杨：林先生，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有同性恋倾向的？

　　林：我上小三的时候，还是个异性恋者，因为班上有很多女同学，我觉得追得到手的越多越好。

　　杨：十岁就开始追女孩了？

　　林：之前就开始了，因为家里从小会灌输教育你，社会上也是，你接触到的电视广告、电视杂志、电影杂志统统说男人是喜欢女人的，我一开始的时候是跟着这种模式走的。到了五年级、六年级，觉得不太一样，我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追女同学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因为年追得到的话，你就会很了不起。

　　杨：林先生，您在自己青少年的时期，突然发现自己对同性有特别的时候，你第一次是不是很吃惊？或者觉得我怎么会和别人不一样，是不是有一种羞耻感，象很多同性恋者当初的那样。

　　林：我想我们那个时代其实同性恋还不是很普遍的时期。

　　杨：还没有太多引起公众的注意？

　　林：所以没有在比如杂志媒体、电视媒体上，还有很多电视剧角色里，让你感到很羞耻。虽然在下意识我们都在找，记得看电影一般不会有同性恋的角色。但在我中一的时候，我去看一部电影，因为知道它有同性恋这个角色，但当时心还是蹦蹦跳，因为觉得看电影的都是同性恋。然而那个下午电影院好象没有什么人，所以会觉得那种经验还是有的。但还不至于因为我自己是，所以我会去看这个电影或平常会觉得我是社会的垃圾。

　　杨：现在对于这个社会来说，要比五、六十年代对同性恋的宽容程度大得多。起码在香港已经非刑事化了，在上海也出现过有人想敲诈同性恋者，但法院不予受理这样的问题。但是大多数人，包括知识分子、社会的主流阶层都会认为这是不正常的变态，甚至对社会的伦理都会产生负面作用，那你怎么看呢？

　　林：我会觉得我们整个社会都需要进步，而不是同性恋者受不受到接受。象刚才说的问题，我们先要问一问为什么社会主流不接受同性恋者，这才是同性恋者问题的核心。

　　杨：那你刚才给的解释就是因为这是男人占主导的社会。

　　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会觉得同性恋者都对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行为，对自己在社会的位置有一种自觉性。问题是目前社会会替同性恋者提供很多消费、娱乐的文化，但是不会有很多知识或理性地教育他们的渠道。这也不知道是不是人类的一种惰性，大部分人都需要自己过得比较舒服、愉快，而不是希望去做太多斗争。我现在说的斗争不是运动的斗争，而是你会对很多问题的敏感，而后自己内心也会有斗争，把你变成另外一个人这样很自然的进化过程。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很欠缺这样的一些渠道，但我不认为渠道应该只是为同性恋者服务，象替他们找一些什么班啊，什么学校，而是从大众，比如小学生、中学生，从小就开始向他们灌输一种比较正确的，比较开放的一点点的性的教育观念。

　　杨：你有没有非常固定的自己的一个爱人，或者说伴侣。有没有想过要和他建立一个家庭，甚至有没有想过要领养一个孩子。

　　林：那要看家庭这个词对你来讲，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常说同性恋者最有趣的地方是他在改变社会结构的一面。他是选择家庭的，而不是说天然的家庭，因为他没有一个所谓的生育过程。我会觉得同性恋者让我们好好反省家与家的事，因为现在我们相信异性恋家庭是一个正常的东西，但是这个正常的东西也有不正常的一面在里面。因为很多正常的异性恋家庭都一对一的，维持五十、六十年。假设这两个人对对方有一定份量的忠心，从此之后，他们对别的人都不会受吸引。但对我来讲，这中间仍有很多的问题。

　　杨：原来还没有发现一个非常完美的家庭生活。

　　林：对。或者是说我们现在沿用的家庭制度其实是驾驭很多人性的东西在里面。我作为一名同性恋者，它没有要生儿育女的这种天然人类思维在里面的话，它可以提供一个家庭定义的重新考虑。当然对大部分人来说，这好象变成了社会学，变成了另外一门学问，但我会觉得同性恋不一定要跟随异性恋的模式。

　　杨：现在大家一谈起同性恋，总是觉得他们是打扮得非常女人化的那种男人。你们自己也认为是正确的，客观存在的同性恋的形象是什么？不一定是女人化的？

　　林：那是你希望我讲。因为很多人其实都会觉得听得到的同性恋者其实很普通，他也穿衬衫、牛仔裤，象普通人一样。但是我常觉得这句话也有问题。

　　杨：你发现问题太多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话了。

　　林：它一样让我觉得象陷井，比如说“他跟我们正常人一样”。为什么要正常呢？很多同性恋者或许有一些异性恋者为了抗议这样的说法，会把自己装扮得非常夸张的女性化，这并不是说他有这样的需要，他心理上没有这样的需要，但他要别人知道其实我们有权利去不一样。所以这个社会要大家都一样本身就有问题。

　　杨：比如我们从国外同性恋流行中看到一些服饰非常夸张，或是很裸露的。这种行为你认为是对社会的一种反叛的表示，是不是？而并不因为他们平时就要这种装扮。

　　林：因为我觉得一个同性恋者很有弹性的，对待自己不光是服装。我认为一个进步的同性恋者其实他不应该光是喜欢男人的身体，而是应该对社会上女性有关的事情多关心，所以我们会发觉很多女性认为同性恋者可以和她们做很好的朋友。

　　杨：那我们现在谈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从八十年代中后期，艾滋病在美国开始泛滥以后，大家普遍对同性恋有一种看法，就觉得它是一种病，不说是起因吧，起码也是一种传播方式，就把同性恋和不健康甚至肮脏会联系在一起。你觉得会承担这方面的压力吗？

　　林：这觉得这是一个媒体战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艾滋病也是通过媒体而来的。

　　杨：但是就美国来说，艾滋病的很大一部分病源的确是来自同性恋者。

　　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事实，因为我提到媒体的时候，数字呀，所有这些东西其实是媒体的一个发布，然后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些资料在里面。为什么我们会提到媒体这个东西，因为我认为媒体本身已经是一种病毒，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已经感染了媒体传染的这个病毒而不自知。在艾滋病这方面，我们一直不知道艾滋病其实是受控制在层面，比如医学的药厂。

　　杨：当然有血液制品。但是在性传播中，同性恋的确是比较容易感染到，是不是这样？

　　林：为什么我一直没有直接回答你这个问题呢？

　　杨：你不确定这个事实。

　　林：对，我不原意说。

　　杨：认为媒体可能做了什么圈套，或者他们有什么倾向。

　　林：的确一直以来，大家在互相流传这些资料的时候，我们没有多少人读过，研究过真正的医学资料。到底HRD是不是真的艾滋病的凶手，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去肯定。然后HRD为什么能出现那么多的类型？还有前天报纸上还在说，中国大陆、台湾还有很多娼妓的问题，其实娼妓不同于艾滋病类型E、H, 传染得更广、更大。如果以大众对待同性恋和艾滋病中间有等号的态度来讲的话，是不是我现在也应该说其实异性恋和艾滋病中间也等于艾滋病，我不会这样做。因为我觉得这只是媒体教给我们的一种手段，这手段背后是有政治目的的，所以我回答这个问题会非常的小心。我认为通过性去传染一种病毒我们一直都有，所以我们应该一直都小心。不过艾滋病有它政治性的一面，我们也需要研究知道。

　　杨：中国人比较重视家庭观念，你作为一个长子，你父母应该比较自然期望你能够养育子孙，传宗接代是一个很重要的家庭责任。你父母正好没有对你有这种要求，而很多人都面临这样的需要。这是不是很多人不能面对父母、面对社会的一个原因？

　　林：其实我们要看远一点的话，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小了，因为我们有国际互联网，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其实可能在五十年之后，并没有非常纯粹的一种文化，而传宗接代的观念很可能也不会象以前农村社会那样子。世界是会变的，同性恋这个课题在整个演变过程中也会扮演一个角色。

　　杨：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一个公平的社会是怎样的？

　　林：如果有一天，基本社会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话，就是说性别不再是我爱情的一个选择，那起码不会说某一种性别是比另外一种性别更正常、更优越。对，那就好了。

　　杨：你觉得这一天会来到吗？

　　林：希望看得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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