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同性恋病态说.

　　二十世纪初，霭理士和马格努斯·赫希费尔德等性学改革家率先提出了以下观点：同性恋是人类性倾向的正常形式之一。但随着同性恋病态占据了文化上的主宰地位，以上观点受到了埋没。在职业界和民众普遍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疾病的社会情形下，有关病态说的研究大都侧重于病因，各种精神动力学（见注１）假设争相成为主导模式。病态说也使研究人员产生了以下兴趣：如何通过治疗使同性恋者恢复异性恋功能。以上两种研究的数据都来自于临床工作人员。由于同性恋被假设成一种疾病，所以没有人对临床数据的可靠性产生过怀疑。

　　对以上这种病理学方法的批评首先来自于那些非临床方向的研究人员，这说来也许并不出奇。研究者或是来自与主流精神病学截然不同的学科，或是那些摈弃了主流理论模式的精神病学家，他们对同性恋病态说的出发点和同性恋的可治愈性提出了质疑。

　　对精神病学正统观点的挑战开始于二战后不久。最初，在不同领域内独立工作的研究者们发现了一些不符合传统假设的证据。这些发现不仅激发了以后的挑战，而且在较短的时间内使赫希费尔德和霭理士的研究传统展现出新的生命。战后对精神病学的挑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受到了文化人类学中相对论观点（见注２）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它将同性恋运动推向了新高潮，使社会运动和学术研究之间发展了一种交错而互惠的关系。运动的存在对理论研究的社会意义产生细致而重要的影响，而研究成果反过来对早期的运动领袖也有着重大影响，鼓励他们在组织和思想发展上，从事探索性的工作。最终，争取同性恋权利的斗争利用一个对精神病学理论和实践的有趣批评，将它发展为进攻精神病学权威的有力武器。

　　◇　阿尔弗莱德·金赛（Alfred Kinsey）：性社会学调查的先驱

　　当阿尔弗莱德·金赛于１９４８年发表他对美国男性性行为的实证研究时，同性恋病态说还没有受到过冲击。与那些依赖少量临床数据的研究不同，他的发现基于对大批美国白人男性的采样调查。金赛的工作是研究性行为的方式，因而几乎是纯经验式的，没有任

　　何系统的理论参考。他相信数据可以为自己说话，因此放弃了传统的正常与反常（变态）的二分法观点，假设他所发现的区别是定量上的，而不是定质上的。从临床研究的文化观点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后，他能够在有关正常性行为的概念方面对传统精神病学提出挑战。

　　他的研究结果揭示了社会标准和实际性行为之间的鸿沟，震惊了美国大众。有关同性间性行为的发现是这项研究所发出的重要挑战之一。当时的学术界普遍接受这样一种假设：同性恋是一种罕见的病态现象。金赛的发现实在让他们心烦。其实，金赛自己也对研究结果感到惊讶。“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对这样的数据毫无准备。”３７％的男性人口曾经在青春期和老年之间，和同性有过身体接触并达到性高潮。同样惊人的是，这种行为呈现出连续性分布，一端是毫无同性恋性行为的人，另一端是只从事同性恋性行为的人。（金赛给被试者以０－６打分，０代表绝对异性恋行为，６代表绝对同性恋行为。）１０％的被采访者报告说，在１１岁至５５岁之间至少有三年为绝对同性恋行为。

　　如此之高的性倾向差异使大众感到难以接受，人们从统计和伦理角度对金赛的结果发起了反对洪潮。然而，对于那些为争取社会接受和法律权力而刚刚开始组织和斗争的同性恋者来说，这个结果是十分鼓舞人心的。他们再也不必胆战心惊地活着，因为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有着同样的经历。事实上，同性恋活动家已经确信，金赛的研究是导致美国公开的同性恋运动出现的重要因素。

　　金赛迅速利用他的发现，对当时的精神病正统学说提出挑战。他认为，依据发现的频度，把同性恋看作一种精神疾病是不合理的。尤其是在许多成年人中，既存在异性间性行为，又存在同性间性行为。他认为把同性恋和通常意义上的精神变态趋势相联系是不正确的。从被采访者那里得到的资料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金赛主张统计上的正常不应成为心理上的不正常。再者，他反对把异性性行为作为一种生物导向。相反，他相信“个体对任何外界刺激产生性反应的能力是该种族的基本能力”，我们的“哺乳动物遗传”使我们同时具有异性恋和同性恋反应。

　　由于否定了有关性行为方式的传统和主流的临床假设，金赛认@DA很难把他们和心态扭曲变态的同性恋者联系起来。获得他们的信任后，胡克见到了更多的人，发现了一个并不为人所见的丰富多采的世界。最后，他们激励她从事对同性恋者的研究。由于大量基于临床数据的正统研究日益巩固了社会对同性恋的负面态度，新研究就更具紧迫性。在同性恋者的说服下，胡克认为对他们的全面了解不应该单单依靠临床医生的研究，因为他们只能接触到那些寻求心理治疗的同性恋者；也不能依靠那些研究监狱、精神病院和武装力量集训营中同性恋者的学者。在得到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的批准之后，她开始了工作。

　　胡克研究中的非临床测试人群选自加州的两个同性恋权益组织（马太辛协会和同一学社）提供的名单。在承认这些人并非随机样本的同时，胡克认为同性恋现象相当隐蔽，因而不可能进行更具代表性的研究。三十名同性恋者和三十名异性恋者搭配起来，两者的年龄、智力和受教育程度非常相似，而且事先排除了呈现出明显病态的人选。两组人分别接受墨迹测试和另外两个透射测试，以检验以下两个假设：１）如临床研究所说的，同性恋者更有可能得精神病；２）通过墨迹测试，能够把同性恋和异性恋区分开来。因为同性恋代表了一个独立的病态群体，这样的结果是理所当然的。

　　胡克的发现和临床结果有显著区别。尽管胡克本人认为分析还处于初级阶段，但《透射方法期刊》的编辑十分重视这项研究成果，“强迫”她发表研究成果。两位分析墨迹测试结果的鉴定人员把三分之二的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归类为心理基本平衡或更好。其他透射测试也给出了相似的结果。同样显著的是，鉴定人员无法把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区别开来，除了依据概率论应该猜出的那些。胡克的结论向正统精神分析关于同性恋的理论提出了挑战。

　　“显然，（同性恋者的）性格结构和心理状况分布在一个相当广泛的区域里。有些同性恋者呈现严重失调，这并不奇怪。但（对于临床医生来说）难以接收的是，有些同性恋者是十分正常的个体，根本无法将他们与普通的异性恋者区分出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或多或少难以接收，但他们中的优秀个体不仅不是病态（除非有人坚持同性恋本身就是病态），而且其心理状态良好得超群。”

　　胡克承认同性恋倾向也许会导致“社会性”失调，但她断定这不会一成不变地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

　　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研究都把同性恋者描述成单一的就医群体，具有统一的基本动态特征，但胡克的数据呈现出巨大的多样性。不论是性行为模式还是心理状态，他们都是异质的，就象异性恋一样各不相同。有些批评者认为墨迹测试并非有效的分析工具，但胡克坚持认为并不是测试技术存在着缺陷，而是迄今为止仍未发现的这种多样性解释了为什么无法区分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

　　由于大量的关于同性恋的正统研究强调它是由扭曲的家庭环境造成的一种病态发展，胡克不得不检查这些因素在她研究背景中的影响。通过对她自己和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的仔细调查，她得出结论：正统的精神病学的病理结论严重失实。她并不否认某些同性恋者的家庭存在病态特征，但是这种情况只出现在那些患有普通精神病的同性恋者身上。至于大多数同性恋者，她断定说混乱的家庭关系对他们的性心理发展，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同金赛一样，胡克认为产生同性恋的原因非常复杂，包含许多变量，其中涉及到“生物、文化、精神动力、结构和形势”，等等。

　　胡克清楚地知道，许多她所研究的同性恋者表现出被临床医生称为病征的行为模式。临床和公众文献都对同性恋者不能保持长久关系、对他们无情的拈花惹草、对他们的滥交表示出特别的关注。胡克自己的实证研究却揭示了同这种冷酷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的行为模式。三分之二的被试者保持了长期的伴侣关系，但即便这种并不十分叛逆的模式仍旧被认为是脱离异性恋社会里盛行的方式。在试图解释这一现象的时候，胡克对精神动力决定论加以否认。相反，她强调了同性恋世界所承受的压力，即来自于异性恋敌意的压力。对暴光和侮辱的恐惧主宰着同性恋者的生活，这对维持关系十分不利。对异性恋来说的安全保障，对同性恋却成了危险的源泉。因而，当临床医生试图引用“恐惧亲密”来说明同性态的病态说时，他们没有意识到到这种恐惧实际上是由社会对同性恋的反应所导致的。给同性恋贴上“病态”的标签的做法本身就是最基本的致病原因。

　　对于其它特征的解释，比如“对同性恋的极度担忧”和“退让和被动”，胡克同样强调社会因素，而不是精神动力因素。借用戈登·奥尔泼特在《偏见的本质》中对被指责的弱势团体的行为的讨论，她认为同性恋者“不正常”的行为模式是一种“自我保护”，可以归因于他们所遭受的欺辱：

　　“如果弱势团体表现出的某些特征是因为受到外部欺凌的结果，在那么将同性恋者的类似表现归因于内部性格动力就很难说得通，因为这个族群也是一个外围集团中的成员。依照金赛的说法，该族群一直遭到极端的处罚，而这种处罚之残忍即使在宗教和社会迫害中，都极为少见。”意思很明白，同性恋最需要的是从排挤和歧视中得到解放。要消除令人讨厌的“病态”特征，首先要推动有关同性恋的社会认知的变革。正确的治疗工具是社会斗争，而不是心理治疗。

　　五十年代中期，胡克的研究对同性恋运动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她的发现提供了“事实”根据，使同性恋者坚定信念，摒弃同性恋病态观点。一些精神病学家用自己的理论和临床数据来反驳她，胡克与他们保持专业上的交流，并乐于把这些成果和参与同性恋运动的普通人分享。她和马太辛协会的合作，超越了调查与被调查的关系。她为该组织的成员演讲，为它的刊物撰稿，参加他们的会议，而且接受他们授予的荣誉。她不仅是同性恋运动中思想支持的源泉，而且是同性恋斗争的积极参加者。

　　胡克的工作最终得到了同性恋团体以外的承认。她应邀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了有关同性恋的解释，６０年代末，她被选定领导关于同性恋研究的国家精神卫生学院特别工作组。她的影响在最终总结中十分显著。尽管没有批评那些试图帮助同性恋者改变性倾向的努力，工作组十分强调以下观点：只要在异性恋社会中结束歧视行为，就会大大减轻同性恋者所遭受的痛苦。

　　◇　托马斯· 萨斯（Thomas Szasz）：挑战精神病学的根基

　　尽管金赛、福特和比奇、胡克每个人都推翻了精神病学对同性恋的一些重要根据，但是他们谁也没有向同性恋病态说的精神病学前提提出挑战。他们的批评是实证性的（即依赖数据来说话），而非理论性的。他们都未涉及精神病的基本分类──心理健康和精神病理学。因而，他们的论据不仅可以被辩驳，而且可以用其他的解释代替。是托翫3为一种进步，但萨斯认为这只不过是镇压传统的延续。

　　“我认为，精神病学对同性恋的态度充其量承继和复制了宗教对此的态度。通过医疗手段来治疗同性恋只不过是对其镇压的一种粗劣伪装。我们可以通过审视任何当代有关同性恋的精神病学报道来证明这一点。”

　　就象被教会追杀的女巫一样，同性恋成为道德规范通过诬蔑进行惩罚的不幸目标。尽管教会号称他们想“挽救”女巫，但实际目的在于折磨。精神病学声称要“治疗”同性恋者，但实际上是在施加痛苦。

　　“通过灌输同性恋病理化的概念──就象其它所谓的精神病的疾病概念一样──隐盖了同性恋者是一个在医学上受到诬蔑、在社会上受到迫害的群体。无论是迫害他们的噪音，

　　还是他们的痛苦抗议，都被花言巧语的医治所淹没，就象花言巧语的拯救淹没了迫害女巫的噪音和她们的痛苦抗议一样。

　　与此有关的医生、精神病学家和其他工作人员惺惺作态地假装关心病人，大谈特谈同性恋者的幸福，但这一切只是无情的伪善。如果他们真心关爱，那么早就应该扯下帮助的幌子，停止折磨。”

　　就象五年前的工作一样，萨斯用强迫他人改变宗教信仰的做法作为类比，将强制性治疗描写成一个魔鬼。然后他用很长的篇幅介绍了一个同性恋者申请公民惨遭移民局拒绝的案例，极为信服地说明了精神病学如何勾结政府来虐待那些性倾向异常的人们。

　　萨斯对精神病学及其诊断权威的敌意是如此之猛烈，以致于１９７３年当美国精神病学会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剔除后，仍然激起了他的进一步指责。在接受同性恋杂志《声音》的一次采访中，他提醒读者们不要庆祝他们经过长期斗争后终于取得的战胜精神病学会的胜利：

　　“庆祝精神病学会将同性恋从精神病诊断中去掉，等于默认了他们有知识和权力来决定什么是以及什么不是精神病。我觉得，如果同性恋者将美国精神病学会的新姿态当作民权自由的进步而为此感到欢欣鼓舞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并不如此。这只是他们补选的另一个实例。”

　　◇　贾德·马尔默（Judd Marmor）：调和中启动革命

　　对那些视精神病学为压制力量的人来说，虽然萨斯提供了攻击武器，但他的批判触及面过于广泛，难以为精神病学转换对同性恋的看法提供基础。要追随萨斯的思想，就必须首先与当代精神病学的基本出发点一刀两断。然而，许多人士并不认为精神变态是一种基本的概念性错误，而是把它视为了解人类行为的一种重大进步。萨斯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必须重新审视同性恋。事实上，萨斯对于精神病学传统基础的猛烈攻击反而使一些人士心存戒备，不愿意重新考虑同性恋的病理化议题。

　　这就轮到了著名心理分析专家贾德·马尔默来担负起有关责任，他使主流精神病学界开始检讨有关同性恋的政策。马尔默在精神病学方面成果显著，但同时又认为精神分析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措施，这种立场使他容易沟通那些既不想抛弃原有背景又希望重新认识同性恋的人士。他在１９６５年编辑出版的《性倒错》一书中，首先提出了自己对于同性恋的看法。他提到了艾弗伦·胡克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也注意到精神分析专家欧文·比伯的论点。虽然以现代人的目光看来，这种调和性看法似乎更倾向于赞同同性恋病理化的观点，但这种兼听则明的态度使他在后来的几年内迅速成为主张将同性恋剔除出《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的主要人士。

　　和有些精神病学家一样，马尔默不同意弗洛伊德有关人人生来都是双性恋的看法。性倾向是个人经验和孩子成长时受文化环境影响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学家在比较性行为研究中，发现了那么多不同的性生活方式。然而，由于社会的期望和需求对于性欲的形成和表现有着关键性影响，我们不能够通过观视其它文化中的性行为方式来理解当今西方社会的同性恋。精神病学的精神动力论非常强调动因，那么对于同性恋的理解就必须从以下方面出发：既然我们的社会文化对于人的性欲有着一定的期望和需求，为什么还会有人选择同性恋？

　　在有关同性恋起源的讨论中，马尔默着重探讨以下问题：当涉及那些受到社会谴责的行为时，精神病学究竟有多少说话权？他虽然不赞同纯粹从病理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但仍然对于精神病学传统的精神动力理论表示支持。他认为，在当今的文化中，同性恋的形成需要具备三个因素：１）孩童的“性别认同”受到过破坏，使他们难以适应传统的男性或者女性身份；２）孩童的早期经历使他们对于接触异性深感惧怕；３）他们有机会与同性成员发生性行为。

　　尽管如此，马尔默和其他对精神病学的传统理论表示怀疑的人士一样，不接受有关“同性恋人格”之说。他认为那些前来求诊的同性恋者只占少数，不能盖棺论定同性恋者的整体。他还认为，虽然我们的文化可能使一些同性恋者承受“自我适应能力不良”的问题，但这个单一标签不能贴在所有同性恋者的身上。

　　马尔默对于现代精神病学的理论基础的质疑并没有引起太大重视，但他有关同性恋病理化的看法却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从文化的角度探讨精神病学对于同性恋的看法，不仅引人入胜，而且颇有见地。在探讨精神病专家究竟是“科学家”还是“临床医师”时，他这样写道：

　　“科学家在分析数据时，必须持中立态度。同性恋和异性恋都是人类性行为的不同表达方式，其形成原因还有待研究和了解，但我们不能断定一种行为比另一种行为更‘合乎自然’。然而，对于临床精神病医师来说，有关健康和疾病、正常和变态的概念实在太根深蒂固。”

　　摈弃了弗洛伊德有关性心理发展的生物基础后，马尔默被迫承认：异性恋代表着一种由文化因素决定的标准行为方式，但它不是自然表现的唯一方式；同性恋不一定是一种停滞或者退化；精神分析专家并没有将同性恋者矫正回天生应有的健康状态，而只是试图把那些偏离标准行为方式的人重新拉回到现有的价值体系中。

　　正是以上这番观点引发了萨斯对于精神病学的批判。马尔默认为，这种批判不仅事在必然，而且符合精神病学作为医学学科的现实。

　　“当西方精神病学家将同性恋视为一种不理想的变异，或者把它当做一种偏离当今社会最佳人格发展模式的表达时，就不可避免地局限于某一时代和文化的价值观。在这里我不想对临床医生表示反对，但当他们不惜一切帮助人们克服同性恋倾向时，实际上不过试图帮助同性恋者与环境建立起一种（在医生看来）稳定的最优关系。”

　　既然文化成了参照物，那么显然精神病学有关同性恋病态说的理论也应该随着社会价值观念的改变而改变。虽然有一些人士坚持认为，同性恋者应该适应现有的价值体系，但这也说明现有的体系也许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霸权地位，改变精神病学的思维方式已经迫在眉睫。精神病学家必须意识到文化观念的变迁，而不应该恪守成规。于是乎，既然精神学的目的在于让人们最佳程度地适应社会价值，那么任何阻挠这种努力的精神疾病分类就应该被摈弃。因此，精神病专家有责任帮助同性恋者取得社会的接受，而同性恋非病理化正是朝这个方向所应该走出的第一步。

　　１９７２年，在《性倒错》出版七年后，正逢同性恋社区开始了与美国精神病学会的激烈抗争，马尔默发表了《同性恋：精神疾病或道德困境？》，更为直露地表达了原先的观点。他认为，将同性恋列为疾病的做法并不是从医学角度出发，而是从道德角度出发。既然同性恋者能够成功地适应社会，那就没有理由将同性恋列为疾病，不然的话就跟将异性恋列为疾病一样荒唐。马尔默提出，对于不同性行为方式的容忍至关重要，而精神病学将同性恋病理化的做法无疑在为“社会应该强烈干预个人生活”的价值观煽风点火。由此可见，不论从临床医学与社会文化的角度，或是从政治角度来看，在同性恋社区试图将同性恋剔除出疾病分类的努力中，马尔默已经成为来自精神病学界的最坚定盟友。

　　◇　结语

　　以上的研究以及其它对于精神病学传统观点的批评，都被六十年代兴起的同性恋运动加以充分利用，这点并不令人惊奇。由于职业界内部有关同性恋的看法发生了分裂，同性恋活动家就能够争取那些具有相似观点的专家来为自己说话。在社会与政治斗争中，专家们可以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成为同性恋者的盟友。至于对同性恋病态说的质疑是否应该来自精神病学领域，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带有科学──抑或社会科学──色彩，这就比那些疏松的研究更具说服力。同性恋运动对常规观念提出了挑战，而这些研究正为这种挑战提供了理论武器，因为它们以科学的名义摈弃了同性恋病态说。对于那些已经接受传统精神病学有关“同性恋是一种疾病”的同性恋者来说，活动家们现在可以提供证据，说服他们接受自我。对于整个同性恋社区来说，科学证据的存在使同性恋运动可以向精神病学界提出控诉，谴责他们违反了研究的客观性。这些证据有力地动摇了精神病学界自以为是地以科学的代言人自居的权力。

　　注解：

　　注１：精神动力学（Psychodynamics）士精神分析学的基础理论，主张人的行为和精神状态受到过去或者现在经验的影响，尤其强调孩时经历的重要作用。

　　注２：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ty）主张对任何行为或事物的评判不能脱离该行为或事物所处的环境，必须考虑到它所牵涉到的价值体系。如果环境价值体系并非一成不变，那么对行为或者事物的评判也应该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