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者权益与政治竞争.

　　根据笔者的观察，在关于社会是否应接受同性恋，以及同性婚姻是否应该合法化的讨论中，意见相左的双方总是各执其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在中国文化中，同性恋一时是文人雅客的时尚，一时又成为需要打击或者治疗的变态行为，同性恋者的命运就随着时运起伏，完全没有自主的能力。

　　在人类历史上，同性恋时而成为政客手中的牌，反之则云，覆之则雨。将同性恋妖魔化的事例在历史上并非绝无仅有。基督教会曾耸人听闻地描绘年轻的基督徒如何受到犹太人和穆斯林教徒的性侵犯，以煽动人们加入十字军东征。十四世纪时，法国国王菲利普三世觊觎“圣殿骑士”（相当于当时的银行）敛积的大量钱财，于是罗织了同性恋的罪名，将骑士（即银行家和管理人员）一网打尽，侵吞了全部资产。在纳粹德国时期，同性恋者被当作有辱德意志民族的异己分子而被关入集中营。时至今日，每当基督教组织开始“道德清算”时，就会将同性恋和流产与少女怀孕、毒品和性病传染等相提并论。即使在中国国内，曾有几度当“严打”政策出笼时，就有人建议将同性恋者也列入打击范围。

　　同性恋作为一个弱势人群，在多数情况下不为多数人了解，甚至受到误解，一些政客就可能通过贬责同性恋来获取民心，进而牟取政治利益。同性恋者占人口的绝对少数，大多数同性恋者面对这些攻击，感到孤立无援，无力反抗，被充当牺牲品的命运似乎在劫难逃。

　　然而我们一直相信，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将反对同性恋的人一棒子打成“恐同症”或“落后保守”不仅是过于简单化的做法，而且往往于事无补，更使两方达不成共识。作为同志，我们应当冷静地分析这种仇恨的根源，方能知己知彼，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当我们读到美国五十年代麦卡锡时代对同性恋迫害的文章时，很有感触。当时美国举国上下掀起反共高潮，对同性恋的追查和迫害也不明不白地给卷了进去。然而，这一切的背后的策划者和积极参与者并不是对同性恋罔然无知的人，一直独身的麦卡锡在同性恋的谣传中匆匆结婚，而他的得力干将罗伊·科恩则是名不折不扣的同性恋者。他们与政敌一样，都是见多识广而且精明强干的人，同性恋是对还是错，是正常还是变态，他们早就心知肚明，但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他们会瞅准一切机会，动用一切伎俩。如果谴责同性恋可以使自己显得崇高正派，可以用来对付政敌，他们怎么可能会提倡宽容平等，让自己手上少一张王牌？五十年代的美国政坛迫害同性恋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同性恋本身，同性恋只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在人类社会的不同时期，弱势群体常常会被用作排斥异己的借口，或用来转嫁社会矛盾，而同性恋群体常常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很多时候，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同性恋对还是不对”，而是“我们如何改变自己的受害者处境，如何才能不成为牺牲品”。同性恋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年代。当斯巴达英勇的情人军成为军队的骄傲时，当雅典的同性恋哲人左右着社会意识形态时，当风雅的士大夫掌握生杀予夺的政治大权时，人们怎么就不问一问同性恋是否符合道德，即使任何时期异性恋者在人数上总是占压倒多数。

　　在一个言论自由的民主社会，同性恋者需要发出自己的政治声音，不为任何一个党派的控制。比如说，美国拥有三十多万名成员的同性恋政治组织“人权运动”并不锁定支持某一政党，而是迫使各政党候选人就同性恋议题做出表态，然后决定资助何方，并鼓动会员投票给支持同性恋者权益的候选人。在同性恋日益受到接受的社会环境里，同性恋者即使不能成为各政党竞相拉拢的对象，候选人至少也会谨慎而行，不敢加以得罪。在美国现今的总统竞选中，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表明“性倾向并非衡量一个人工作能力的标准”，同性恋者可以任职他的政府；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则公开表示同性伴侣应享有平等的配偶待遇。

　　同性恋者还可以利用政治杠杆与政客们讨价还价，取得权益进步。西方国家的许多政客为了讨好同性恋选民，总会许下一些诺言。英国工党政府降低了同性恋行为的合法年龄，法国社会党上台后促使同性关系合法化，德国最近颁布了家庭伴侣法草案等，最近半年内发生在西欧国家的这些改革就是政客们诺言的兑现。失信的政客（及其政党）将在连任竞选中遇到麻烦，例如共和党人彼得·威尔逊于１９９０年竞选加州州长时，拼命讨好同性恋者，但上台后却否决了同性恋者就业非歧视法。威尔逊后来在连任竞选中，再也无法取信于同性恋选民，而新上任的民主党州长则在上台后签署了家庭伴侣法。同性恋政治力量的形成是取得权益进步的最关键途径。

　　然而，同性恋者毕竟占人口的绝对少数，其呼声在很多场合下会受到主流社会的淹没。扩大自己声音的一个途径是寻找和建立同盟。西方的同性恋运动经验表明，同性恋族群在追求平等权益的方面，与女权主义者、有色人种和其他少数民族有着共同点，而这些共同点正是构成联盟的基础。克林顿总统目前再次要求国会通过《仇恨罪行防范法》，严惩任何以种族、性别和性倾向为迫害动机的行为。同性恋组织联合了犹太人团体和黑人社区的受害者，开始向国会施压。该条款将性倾向与种族背景相提并论，任何因不满有关性倾向的条款而反对该法案的议员就会被扣上种族主义者的帽子，那无疑等于冒天下之大不韪。

　　政界也不乏同性恋者，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愿意公开身份，其表现也不一定符合同性恋者的普遍利益。美国国会于１９９７年针对同性婚姻的议案进行表决时，有几位同性恋议员投了反对票。事后这些议员的同性恋身份全部被暴光；同性恋组织声称，如果同性恋政界人士以后再发生类似行为，他们将重操故技，将他们当众羞辱（既然他们认为同性恋是一种耻辱而不敢公开身份）。对于这种激进做法，媒体众说纷纭，但同性恋组织迫使同性恋政客开始正视社区内的福利，不敢贸然得罪自己人。

　　政客利用同性恋来煽动民众情绪的原因在于，多数民众对于同性恋抱有歧见。如果这种歧见得到了改变，那么政客不仅无从煽动恐同情绪，而且更有可能转向支持同性恋。改变民众对于同性恋的偏见，就需要让他们了解同性恋的真情，而这种真情的了解需要多多发表有关同性恋的准确信息，其中包括学术性资料，也包括涉及到同性恋议题的文艺作品等。

　　如果同性恋者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可以试图对社会道德施加积极影响，使新式道德体系符合或者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美国文艺界被笑传受到了同性恋犹太人的控制。上至公司股份控制，下至普通制作人员，同性恋者和犹太人所占的比例高得出奇（相对于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同性恋在最近几年的奥斯卡竞争中大领风骚。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的影视作品中，反犹和恐同的声音已经几乎消声匿迹。比如现今红极一时的“梦幻工厂”电影公司，就是由传媒巨头大卫·格芬操持，他一直毫不讳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该公司推出的诸如《美国丽人》和《角斗士》等主流影片以自然客观的角度和态度触及同性恋，对观众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当今社会，政治就象演出一样，获胜者总是那些巧言令色之徒，而不是那些真诚的信仰者。”著名同性恋作家戈尔·维多尔曾经这样说。政治本来就是谋取权利和福利的竞争，没有哪位政客会“良心发现”，主动为同性恋者说话，我们应该自己学会如何利用政治来为自己谋取权利和福利。说到底，如果一项社会政策朝着有利于同性恋者的方向而改变，其社会效益将远远高于几百篇科研报告或者同性恋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