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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基因武器说”追踪

非典“基因武器说”追踪

  一本名为《最后一道防线》提出“惊世骇俗”的观点:SARS既不是来自于动物,也非自然生存,而是美国针对中国种研究的基因武器

  大部分专家表示:“这样的怀疑是非常不好的,必须要有科学的基础才行。”

  10月7日,北京,阴冷。在惠桥宾馆的咖啡座,童增看起来有些疲惫。他告诉记者,昨天突然得了一场重感冒,今天早上打了点滴,身体还很虚弱。

  “现在又到了病毒易感的季节,SARS灾难还没过去,要防患于未然啊。”他有些忧郁地表示,现在各国实验室都有SARS病毒,要是恐怖分子拿它来针对中国,中国受到的损害就太大了。

  童增的手边放着一本书,那是由他撰写的,刚刚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最后一道防线——中国基因流失忧思录》。里面的观点似乎有点“惊世骇俗”:SARS既不是来自于动物,也非自然生存,而是美国针对中国种研究的基因武器。

  “书还没有正式进入书店,但已有杭州等地的编辑给我打电话,约我写书评。”童增笑道,“其实,做这本书我没想过出名,而更多准备挨骂。”

  “哗众取宠”?

  经济系毕业、学过法律、现在开一家投资公司、搞过对日索赔、年近四十的童增,生活与基因研究完全没有“交集”,为什么会突发奇想,写这么一本关于SARS病毒的基因研究的书?而且还由以严谨著称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究竟有多大的科学依据?有多高的参考价值?

  一切都是疑问。

  “任何大的课题都是多学科的,从各个方面综合起来,由门外汉来提出质疑,这是一种忧患意识。”童增解释,他提出的“非典可能是针对中国的一个基因武器”的假说,首先基于这次非典中中国的感染数和死亡状况。

  美国感染SARS的,45%是华;日本也很少有非典病例,加拿大截至4月25日死亡15例,而其中华占13例。还有中国港台地区、新加坡……而非华确诊数,只占所有病例的3.3%。

  “为什么别的国家得很少或不得SARS呢?仅仅是因为卫生饮食习惯吗?”童增说,一项突发病,应该对所有平等的,为什么SARS偏偏“眷顾”中国呢?这其中有什么奥妙?

  他说,事实上,早在5年前,他就非常关注类基因问题。1998年,童增还在一个老龄民间团体服务,曾参加过一个“中国西部老长寿监测服务”的国际合作项目。

  “德国、美国、丹麦、日本等一些国家的有关部门,以及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利用中国当时还未认识到基因资源的重要性这一点,对中国的基因资源进行了巨大掠夺。它们利用中国的这些DNA,在它们具有的先进军事科学技术条件下,完全足以研究出针对中国的基因武器——让中国60岁以上老患老年痴呆症、让中国妇女患绝育症,以及让中国军在战场上熟睡三天三夜的各类基因武器。”童增书中的话确实骇听闻。

  这以后,童增对基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次看报,他发现《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称美国军方在1990年代早期,就大量采集德国雅利安、中东和华的血样,研究这三种种的基因,“为未来的基因战做准备”。

  “这就是我为什么相信SARS是美国针对中国的基因,制造生物武器的一个重要根据。”这个念头让他兴奋莫名,他开始构思写一本这样的书,并开始查阅报刊资料,从6月动笔,8月底完稿,两个多月时间,一本11万多字的书稿完成。

  书稿的理论支持,主要来源于报刊、文献以及1998年参加老年采血计划期间获得的资料数据,童增坦承,没有请教过基因以及遗传学专家,因为他们“不可能跟我谈这些问题”。

  “在非典来源没有真正找到以前,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一种思路,不是说非得要搞科学研究。”童增相信,就从美国长期从事中国基因研究这一点,就应该有一种忧患意识,防患于未然。“中国的卫生防疫系统不太完善,一旦用某种特定的病毒或生物武器来攻击中国,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事。”

  童增说,他以前参加民间的对日索赔,现在提出跟美国“过意不去”的观点,“并不是为了语不惊死不休,也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只是尽一个中国的义务。我把它提出来,大家都可以来讨论,这证明中国思路开放,各种观念碰撞,社会才能发展和进步。”

  该书的责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潘少平说,他们出这本书的目的与和童增一样,“不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主要是唤起们的注意”。

  “事实上,童增这个观点已经不新了。”潘少平说,在SARS刚出来时,网上就SARS是否是生化武器的讨论就比较热烈。作为两个论坛的版主,潘少平参与讨论,当时就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并一直关注这事。

  对于科学依据和可能引起的一些纠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表示都已充分考虑。“有关资料方面我跟作者谈过不下七八回,要求必须言之有据,读者提出任何疑问,都必须给出准确的答复,这样有问题的话可以对簿公堂。”潘少平显得很有信心。

  基因武器?

  然而,对童增这样一个“门外汉”提出的假设,很多生物基因研究领域内的专家都付之一哂。

  正在杭州召开基因研究国际会议的基因学家、“类基因组计划”中国区总协调杨焕明听说这种观点后,只是笑着说了三个字:“不可能”。

  与会的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从事生物钟基因研究的孙中生,也立即否定了这种观点。

  “这样的怀疑是非常不好的,必须要有科学的基础才行。”孙中生分析,目前科学家刚完成白基因测序,类最基本的基因变化规律都搞不清楚,当前不可能研制出针对不同种基因差异的武器。

  “现在你要找到个体之间的差异,只有在总结规律的情况下,才可能说哪个种基因不一样,然后进行修复或修改,制造一种特殊的药物,发给这样的种。我觉得,到这一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没有事实根据,我不相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学首席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院士更是直率地指出,对于没经过试验的观点,最好慎言。

  “据我了解,现在还没有什么基因武器。猜测的东西多着呢,成天不搞科学去猜测,造成恐慌,那不好。我至少没有根据这样说。”

  威胁国防安全?

  事实上,中国政府对这样的观点也有过反应。

  “最开始的时候,有外国科学家向中国政府表示,SARS有可能是生物武器。国家有关部门就召集专家议论过这个事,我也参加了,大家讨论的结论是生物技术发展到现在,对冠状病毒的确可以工重组,但没有任何证据说明SARS是造的。”病毒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侯云德说,“现在SARS病毒的基因测序也出来了,如果是工合成的,肯定会留下拼接的痕迹。”

  “我们怀疑别,别也在怀疑我们。我知道北京有一家从事基因治疗的公司,有就说那里是搞生物武器的,其实只是863的一个基因研究基地。”侯云德说。

  分子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陈凡教授也收到国外朋友的EMAIL,询问SRAS是否是从中国军方实验室流传出去的。

  “像计算机病毒一样,专门设计一个有毒的基因序列,制造出一个新的病毒,或者通过基因重组技术置换一些原本只感染猪、鸡等非类病毒的蛋白,使这些病毒能和的特异性受体细胞结合,目前在生物工程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陈凡说,“但要制造用于攻击不同种族、不同群的基因武器,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在技术上都很难做到,因为这需要大量的生物体内实验,另外科学家的良知也不允许。”

  SARS病源?

  科学杂志日前刊登的一篇关于SARS研究的论文,为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添加了证据。这项由国内和香港研究机构共同进行的基因测序研究,证实对动物体内分离的SARS病毒和类感染的SARS病毒具有很高的同源性。

  “最大的可能还是变异。这种变异可能是自然界自身的进化,也可能是祸。现在化学物品的大量使用,紫外线增强,生态环境的变化,都能加速这种变异。”陈凡说。

  “如果它真的是来自动物,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来自饲养的动物,发生了变异;二是来自野生的动物,但这种野生动物原本和类根本不发生关系。如果是后者,那只能说SARS是祸。”中国科学院动物所研究员张树义说,“维护自然平衡,尊重自然界其他的生命,就是保护类自身。”

  更多社会学家对童增以及类似言论,看作无稽之谈。“一旦面对灾难或者社会问题,一些总不是从自身找原因,我们不够完善的医疗卫生体系,我们不良的卫生习惯,等等,都是SARS蔓延最关键的因素。逃避寻找自身问题,对一个民族心态健康发展并不有利,我们还需要更多自省精神。”

南方周末

2003.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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