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艾滋病患者的命运

　　1981年6月5日，首例艾滋病被发现。在20年间，全球有2200万人患艾滋病死亡。20年后的今天，全球有3600万艾滋病毒携带者。因意外原因感染上艾滋病毒的患者，虽然仍在绝境中苦苦挣扎，但毕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和同情。

　　李富胜靠在病床上，像一尊泥塑。自从艾滋病发作以来，他的体重在半年内减了35公斤，腰围由三尺二降到二尺三，只剩下半具躯壳。

　　1998年3月4日，24岁的李富胜因一般的病在临汾市某镇一家卫生院动手术，操刀的是该院聘任的一名姓曹的退休医生。据李富胜的父亲介绍，他是看到该院张贴在村里的广告后，冲着曹专家慕名求医的。手术前，曹专家说他托人从城里找一个人来，专门给你儿子输血，需要多少血抽多少血，这样方便。于是，他领来一个人，给李富胜输了800毫升血，要了800元。

　　术后，种种征兆显示李富胜因输血感染了艾滋病毒。正是这家医院，曾因同样原因，导致另一位名为宋鹏飞的患者成了艾滋病毒携带者。本报1999年4月30日对此事作过报道。"看那些大夫吓得不行，也不敢讲啥是艾滋病。"李富胜说。他的家属提出转院，两位院长和曹专家却死活不肯。医院开始给李富胜用一次性的针管，也不告诉打的是啥针。李富胜的父亲说：我不给药钱。院长变得非常大方：没钱不怕，到药房里开啥药拿啥药。

　　至今，医院也没来追讨3000多元的欠款。

　　李富胜的遭遇经本报报道后，记者与有关部门联系，为李富胜作免费检测HIV抗体。但过了很久也没听说他去作。李富胜的父亲后来解释说，没去检验的主要原因是怕麻烦，家里经济条件不好，而且富胜的症状基本消失了。直到今年5月，记者接到李富胜打来的电话才知道，他发病了，免疫力指数只有20多个(正常值至少为400)。他正准备打官司。

　　在北京一家医院，气若游丝的李富胜断断续续向记者拼凑起后来的经历：他一个人上临汾市作检测，得知"不合格"，回来与镇卫生院交涉时，院方却声称只承认省级以上的检测结果。

　　再作一次检测又要花五六百元，老父亲已经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钱。等到去年6月底，李富胜上粮站卖了750公斤麦子(口粮)，凑够800元检测费和路费，没等麦子收完便立刻动身，去太原作检查。1999年7月22日，山西省HIV抗体检测中心确认他感染了艾滋病毒。

　　李富胜拿着检测报告去镇卫生院，院长不承认是医院的责任。多次追问之后，给他动过手术的曹专家说：这个问题你不要上告，你岁数还小，老婆孩子家人都还要在社会上生活，你跟本院领导商量，私了为好。

　　院长后来答应给李富胜"经济资助"。李富胜提出50万元，院方只付给他5万元，但必须签协议，称：“乙方目前的身体状况与甲方1998年的治疗无关，乙方没有理由追究甲方的任何责任。"

　　2000年11月，爱吃红烧肉的李富胜变得毫无胃口并开始腹泻，体重骤减。"我也不想看病了，还有2万元剩下给孩子算了，家里人非让我治，"他喘了口气道：“现在越来越厉害，弄得我活也活不成，死也死不了。"

　　李富胜知道这病没法治，向年轻的妻子提出分手。妻子却说：“我不能在你有难的时候走开。"几次提议，几次都没答应，李富胜告诉记者：“我命不好，给染上这病；命好，遇上个好老婆。"

　　与李富胜比起来，因同样原因染上艾滋病的宋鹏飞简直生活在天堂。尽管责任医院付了20万元后不再给钱，尽管他们一家三口租住在北京南城一栋危房里，然而，通过无数媒体的报道，一家人靠社会捐助，生活得还可以。宋鹏飞五颜六色的房间布置、一身时尚青年的衣着，都是好心人给买的。他还获得国外两家基金会赞助的药品，接受鸡尾酒疗法，病毒数早已检测不出来了。

　　宋鹏飞的父亲当天从邮局取回几十封信。他的屋子里堆放着很多陌生人的来信。本报报道他的事情时，他还是未成年人，如今虚岁已20了。当记者旧话重提时，他淡然应道：“媒体有那么一说。"在他的个人网页上，他把自己包装成明星。而在此之前，他曾发誓要踏踏实实做一名"社会工作者"。

　　一些同样因非法采血而感染艾滋病的人有时会找到宋鹏飞。出于同病相怜，他表示出善意。不久前，他让一位患败血病的小妹妹住在自己家里，请人家吃麦当劳。他说：“我这算什么，不疼不痒的，人家到医院打脊髓，我后背都酸。"(文中李富胜为化名)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