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艾滋情侣的最后岁月

　　这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国女子所讲述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对那些青年时没有健康生活、成年后没有健康心态的人也许是一种警醒；对遭遇突如其来灾患和承受巨大压力的人，或许也不无启迪。

　　当我的儿子萨姆埃尔于１９９５年１月１２日来到人间时，我和安东尼真是喜出望外：这是我们盼望了多年的心肝宝贝，他体重３．５公斤，长得很健康，安东尼乐坏了。

　　我原本也和他一样兴奋，但我的健康状况使我感到某种隐患，我一直感到疲倦，妊娠期间体重下降了５公斤，而且始终未见回升。我的妇科大夫总治不好我的淋巴发炎和夜间发烧。１９９６年１月，我找了一位内科专家，他让我做一次全面检查，包括艾滋病血清试验，１５天后，我打电话给那位医生朋友。我感到他一拿起听筒就显得有点局促，他迟疑了一阵，最后告诉我，我的血清化验呈阳性。我一下子吓呆了，我结结巴巴地说：“你的意思是说，我得了艾滋病那我快死了吗”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不能抚养儿子了。然后是乱七八糟的问题：我还能活多久？什么时候我会死？

　　真正病倒回到家我一头扑进安东尼怀里。不用我开口，他全明白了，他立即去做了检查，结果表明他也患了艾滋病。萨姆埃尔才１岁，医生们解释说要过十来个月才能确定他的命运。我们就这么提心吊胆地挨过了１０个月。最后医生宣布：我们的儿子未染上这可怕的疾病。我们患病的真实原因，很可能是我丈夫１９９２年去喀麦隆出差期间有过的一次艳遇。当时他回到法国后才出现过一次莫名其妙的发烧，但３天之后就好了。现在我们明白了那是初次感染。安东尼没想要掩饰我们的不幸，他将此事告诉了一位朋友。结果第二天全村人都知道了，看见我们都唯恐避之不及，把我们当作瘟神。到了６月，安东尼也被老板辞退了，“你的同事都要挟我，说要是我留你的话，他们就集体辞职。”老板这么解释。安东尼沮丧到了极点，过了几天，他恢复了镇静，对我说：“去旅行吧，这一定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旅行。”

　　整整两个月，我们在南美坐着长途汽车到处逛。回家后，有个录像制片人请安东尼去拍些广告片。他乐坏了，一头扎进了这个新工作。１１月的一个晚上，在大雨中浇了一天的安东尼一回家就发起烧来。医生说是热带感冒。３天后，安东尼的病情突然恶化：呼吸急促加上咯血。我吓坏了，赶紧送他上医院。胸片表明他的肺部感染严重，这说明病毒已经开始在起作用了。

　　１５天后，安东尼想重新工作，但老板得知了他的真实病情，拒绝了他。他精神上垮了，从此一蹶不振。他的肺部感染总不见好，只好天天服用抗生素。由于病毒侵入神经系统，他的腿部出现轻度瘫痪症状，得用拐杖才能行走。他除了偶尔带萨姆埃尔去沙滩，不再走出家门。我私下不停地自我打气：“我可不能垮，决不能垮，我决不能病倒。”使医生大惑不解的是，我的健康状况出现好转：我的白血球回升了，发烧和淋巴炎都消失了。

　　安东尼在与疾病的搏斗中表现出非凡的毅力和勇气。有一天他偶尔出门，一群孩子一齐朝他扔石头，还高喊：“艾滋佬，滚出去艾滋佬，滚出去”一块石头正中他脑门，将他击倒在地，他的腿不听使唤，怎么也爬不起来。幸亏我和一个朋友及时赶到，才给他解了围。

　　开学前，我们把家安在爪哇南部的一个村子里。村长知道了安东尼的病后，拒绝萨姆埃尔进村里的幼儿园：“要知道，这儿都是正派人，不能把他们吓跑。”我只好将他送到离家６公里远的一个幼儿园。安东尼越来越衰弱了。他身高１．８米，体重却只有４８公斤。１１月，他的医生告诉我，安东尼快不行了。圣诞前夜，我打电话给安东尼的父母，请他们来跟他见见面。他们刚得知我们患了艾滋病时非常恼怒，但事已如此，看到儿子病成这样，他们也很心痛。安东尼见到他们心情好多了，身体似乎也好了点。但他们一走，他的病情更加恶化。他已经没力气移动身体，说话语无伦次，有时丧失记忆。到了３月，高烧不退，我只得让他住院，每天带萨姆埃尔去看他，但他让我们别去。

　　到复活节前后，他的医生打电话给我：“安东尼想最后再见一次法国和他的父母。”当天晚上，我把安东尼带上卫生专机飞回巴黎。待我们到达克洛德——贝尔纳医院时，他已几乎不省人事了。此后，他老要我给他找宗教书籍以及介绍与疾病抗争的人物事迹的书。他对佛教入了迷，并因此而反省自己的一生，承认自己曾经非常专横、挑剔。在那一阶段，我们谈论死亡。奇怪的是，那是我们共同生活中最丰富、最充实的岁月，我们无话不谈，不用担心真话会伤害对方，我们无所畏惧。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安东尼的肺部感染复发，而且吐了好多血。我急得晕了过去，被送到医院昏睡了３天。有一对夫妇安娜和贝尔纳是我们的朋友，主动替我照顾安东尼和儿子。１９９９年１月，我曾经报名的一个援助病人的组织通知我去实习。安娜夫妇鼓励我去，并保证照顾安东尼父子俩。安东尼则坚持要我走：“你去换换脑筋有好处，别担心，这儿一切都好。”

　　２月１７日，我动身实习去了。第二天上午，安东尼把安娜夫妇叫到身边，请他们读一段《圣经》，随后说：“请你们握住我的手……”他就这么去了……我一直住在瓜特罗普岛，仍然在中学教数学，健康状况也令人满意。我祈祷上帝让我再多行一程，因为我还要将儿子抚养成人。

　　最近的化验表明，我的白血球又回升了。我还创立了一个人道主义团体帮助艾滋病患者。剩下的时间，我全奉献给了儿子萨姆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