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之前，听同事说她和朋友开了家广告公司，在我们的栏目创办之初，曾经介绍过她自建的一栋私人小别墅。

电话中杨帆对我的坏记性丝毫不以为忤，向我一遍又一遍地说明她公司的位置。而我在心里勾勒着她的模样：穿着整洁雅致的套装，梳着一丝不乱的发型，端庄严肃，安静内敛，浑身散发着职业女性的味道。

出现在我眼前的杨帆，让我意外。她穿着简单的白衬衣，活泼的苏格兰短裙，长筒靴，挑染过的长发随意地披在肩上，带着笑意的大眼睛是她的标志——这一切使她和我想象中的模样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在整个采访的过程中，无论是接电话，还是和她的下属交待事情，她的语气总是一贯地柔和，就像和你拉家常一样。在这些举动中，我还最感动于她的笑。她总是在话语中穿插一些“嘿嘿”的笑声，笑时露出她俏皮的小虎牙。我由衷地对她说：“如果别人不说，我绝对看不出来你是一个女老板！”她又是一声“嘿嘿”。

她的办公室到处都摆满了一些风格各异的东西。有刻着东巴文化的丽江木盘，泰国的古老乐器，西洋的工艺船，西安的手绘脸谱，大英博物馆的航线图，甚至还有一个古旧的小台扇，就像我们常在上海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电影中见到的那样。杨帆笑着说这些东西有的是她旅行时带回来的，有的是朋友送的，她说自己喜欢这些奇奇怪怪的旧东西。会议室里那幅精美的唐卡，就是她专门从西藏带回来的“镇室之宝”。说着她还向我展示手上一只做工精细的藏银手镯，那是她在尼泊尔古玩店里买的。

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地就从旅行开始。这些年来杨帆的足迹遍及各地。她说自己是一个善变的人，很多地方她去过一次以后便不会去第二次，所以她办公室里的装饰品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换一批。旅行是她除工作外最大的爱好。“我曾经去到罗布泊，在那样一个几乎看不到生命的地方，我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平等，有钱的、没钱的在那里看不到区别，大家吃一样的东西，喝一样的水，住一样的地方。”我开始有点明白她身上的淡然由何而来。

对于杨帆来说，毕业后到现在最难忘的事是父亲的去世。“我父亲是一个很幽默风趣的人，很多时候我和他不像父女，反而像兄妹。”父亲去世那一年，弟弟才上初中，而杨帆也刚刚毕业不久，正在一家香港公司做设计，根本没想过要自立创业这回事。但是父亲去世了，俗话说“人走茶凉”，太多的世态炎凉让她一夜之间就成长了许多。“我开始考虑怎样负担起这个家。于是我辞了职，1994年底，在我的老师和一些朋友的帮助下，和别人合伙创办了这间广告公司。”“最开始那些年，我经常跑深圳、东莞去跟单。那时候去深圳还好，有大巴直接来回。去东莞就惨一点，经常被人‘卖猪仔’，来回一趟往往要转很多回车……”杨帆在谈起当年的艰难状况时都是一边“嘿嘿”笑着，一边双手不停地比划着，叫人感觉不到丁点的辛酸与落寞。只有在提起父亲的时候，她有一阵子的发愣，一动不动地望着桌面。

“我现在看到我弟弟和我妈妈生活得很幸福，我自己也觉得很快乐。虽然我老和我弟弟说，我很想和他换一换，让他来做老大，这样我就可以清闲多了。”杨帆现在供留学英国的弟弟读书，“我和弟弟一直有用Email或电话联系，他什么话都会和我说，包括他学校的环境，功课的情况，周围的朋友，打工的辛苦。我还记得他赚了第一笔钱后非常兴奋地给我打电话，我也很替他高兴。”谈起母亲和弟弟，杨帆一脸掩饰不住的陶醉之情。

我现在明白了，她的沉静，她的谦逊，她的不张扬，都来源于这个家庭，这个她所支撑同时又被支撑的家庭。这是一个家庭至上的小女人。

最后一个问题我问起了她才过了几天的婚姻生活感觉如何。她有点不好意思，又“嘿嘿”了一下说：“目前为止还不错。我对工作的态度和对感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对工作我永远追求新鲜感，但对感情我是很专一的，嘿嘿……”我也相信她会过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