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在燕赵大地上急驶，几个小时后就要到达首都北京了。

一周前，我还在祖国的东北边陲小城，牡丹江市的一家企业卫生所，当我的“万金油”大夫。幸运的接到了上级卫生部门的通知，去北戴河参加一个学习班。接到通知的一刻，闪现在脑海里的一个念头是我要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去一趟北京，探望20年前的恋人梁晓声，圆我多年的梦想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不仅仅是因为他这几年成了名人，而是因为，在那遥远的过去，在我们共同度过的知青岁月中，给我的人生留下过永远的记忆。

一封不留地址姓名的贺信

那是1983年，我在佳木斯医学院妇产科实习。一天，做完了一例难产的剖腹产手术。回到办公室，无意间低头看见一本杂志上熟悉的身影，那是梁晓声身穿羽绒服的照片，并有荣获优秀小说作品奖的名单。记得那时他获奖的作品是《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看到他的成功，分享他成功后的喜悦，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幸福和激动。此时的我，正在承受着刚刚失去了丈夫的苦痛，留下我和一个仅年满5岁的儿子相依为命。得知他作品获奖，这意外的惊喜，无异是在我灰暗的心中投入了一片阳光。顿感精神振奋，当即提笔就在那张病历纸的后面，写下了我对他衷心的祝贺。我不想打扰他获奖后的喜悦，也不想引起他的注意。只希望这封短信能做为许多贺信中的一个，是一个来自东北边陲小城，没有地址不留姓名的贺信。

信寄出后不久，实习结束，我回到了牡丹江市，从此就一直在一家企业卫生所工作至今。

知道他收到了这封不留姓名地址的贺信，还是在1988年，刊登在《现代家庭》刊物上一篇题为“初恋杂感”一文中，他谈到“获奖后在众多的读者来信中，他认出了我的贺信。并为此写了一封回信，写毕才见没有地址，但是根据邮戳，将信发了出去，可空谷无音”。这封回信，我虽然没有收到，可我为他能在那么多年后，那么多的读者贺信中认出我的信并写了回信，我的心久久难以平静。

他在文章中，回顾了我们的相识、相恋。正像他所说初恋所以令人难忘，盖因纯情耳，纯情原本与青春为伴，青春已逝，纯情也就不复存在了。

时至今日，我仍然怀念我们的知青生活，珍视知青生活中第一次品尝爱的甜蜜，和失去爱的痛苦。想想，我们相爱已是27年前的事了。二十多年中，国家、社会、人生都发生了巨变。可是每每回忆起初恋，和终生难忘的初吻，便永远伴随着他的影子。这永远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世态的变迁而改变。

北京见面的短暂时刻

下榻在北京的一家旅馆里，夜已经很深了，可我仍无睡意。

翌日，我怀揣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挂通了梁晓声家的电话。

“喂，你是梁晓声吗？”

“是啊，你是谁啊？”

“我从牡丹江来啊，你想能是谁呢？”

“啊，是小董啊，你在哪儿？”

我为他能立刻想到我而高兴。我回答说：“就在北京，在你身边。你忙吗？我们有时间见见面吗？”

“啊，好的，好的，现在就可以。你就到儿童电影厂门前，我就来接你。”

几分钟后，我来到了儿童电影厂门前。刚下车，就见他大步流星地向我走来。见到他，我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他比早年瘦得多，也老成得多了。看来，作家这个职业，并非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美好，他们在自己的作品里，不停地煎熬着自己，刻意构思，孜孜不倦，全身心的投入，倾注并消耗了全部的心血，忽视了健康，不修边幅，看到他如此，不知为什么，内心深处油然升起一股不可名状的怜爱之心。

他向我热情地伸出了手。说：“你什么时候到的？”

我说：“昨天下午到的。”

他说：“走，到我家去。”

于是我顺从地随他一路去他的家，这时，我已从刚刚见到他时的紧张的神情中，渐渐地松弛下来，开始边走边打量着他。

“梁晓声，你怎么一点也没长高呢？”

“是吗？你以为我还能长高吗？”

我们都轻轻地笑了起来。

他将我带至三楼，一个比较宽敞的房间，为我泡了一杯茶，并调整了风扇的位置，然后在我的对面坐下。这时他注意到了，我在看着对面的一个单人床上，放着长短不一粗细不等的，只有颈椎病人才使用的简易枕具。他告诉我他这几年患了较严重的颈椎病，常常疼痛难忍，常为此影响了写作。我当然明白，这与他长年伏案写作有直接的关系。

他说：“这几年，你过得还好吧？”

我说：“还可以，你最好不要问我的过去，我们还是多谈谈现在好吗？”

谈过去，这是一个我不愿触及的问题。我怕自己会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和眼泪，破坏了我们二十多年后才得以相见的愉快情绪。

梁晓声稍微沉默了一会说：“那么你现在还一个人领着孩子过吗？”显然他已从北京知青那儿知道了我的情况，“为什么不再婚呢？”

我回答他：“我婚后生活得不很美满，我已不再想有第二次婚姻了，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挺好。”

我说：“你爱人不在家，你把她和孩子的照片给我看看吧。”

他去把影集找来了，指给我看他的妻子和儿子，不难看出，这是一个美满的三口之家。他告诉我，从我们分手之后，大学期间一直没有谈过恋爱，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电影厂，以后经别人介绍，和一个工人女子恋爱结婚。父母曾被他接到北京住过，现在都已去世。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哥哥，已从哈市精神病院接了出来。为了能够照顾他方便，把他安顿到北京，由他支付全部的医药费和生活费，他最大的心事，就是让哥哥也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望着他似乎有几分忧伤的样子，我对他产生某种敬意和同情，心中空有千种温情，无奈不能表达。他比以前成熟老练了许多，感情深沉，是个极有责任感的人，我曾爱过他年轻的过去，但更敬重他成熟后的现在。

然后我也简单地谈了一下我目前的生活、工作状况，和我此次来北京的一些想法。矢口不谈我的孤独和寂寞，几年来生活上的艰辛和无奈，我必须把青年时代的回忆，所能唤起的任何一种感情，都拼命地克制住才行。

他说：“小董，孩子在读大学，生活上有困难吧？以后我在经济上，给你一些帮助吧。”

我忙摆手说：“不用，不用。”随即转换了话题，说：“你想当作家的愿望实现了，这多好啊，真为你高兴。”

他说：“我曾和你说过，我想当个作家了吗？”

我说：“当然说过。”

他说：“记得你以前也很爱读书，现在还喜欢吗？你为什么不写点东西呢？比如你可以写写自己最难忘的，印象最深刻的。”

我说：“最难忘的就要算我们的知青岁月了，最深刻的那就是我们的初恋了。”

话一出口，立即就有些后悔，不好意思地抬起头看着他。心想，我们的的确确有许多该写的，从相识、相爱，到离别，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及特定的环境中，我们经历着怎样的情感遭遇啊！

我们谈了很多也很随意，他告诉我，他以后一定能会有机会去牡丹江，可我不抱有希望，我知道他很忙。在我们谈话期间，已来过两次朋友，都是事先约好了的。每一次接待朋友，他都说：“小董，你稍等一会，我会用最短的时间，三五分钟就把事情谈完。”看得出他也希望把有限的时间，尽量的多陪我呆上一会。他送我几张最近拍的照片，和新出版的一本书，《99断想——世纪末的证明》，并留言签了名，把他的电话号码，记在了此书的最后一页，关切地说：“你以后有什么事，遇到了什么困难，就给我打电话。”他再一次让我感觉到，像哥哥般地关心我，爱护我。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已过去了两个多小时，我不想耽误他太多的时间。我知道时间对一个名作家来说是多么的宝贵，便起身告辞，心想，这一别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心中真有些不是滋味。

当我站起身向门口走去时，他轻轻地唤了我一声“小董”，我转过身来看着他。他向我走来，握着我的双手，深情地望着我，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的更多的是关心和忧虑。感情的浪潮开始剧烈地冲击着我的胸膛，几天以后我就会离开北京了，我不可能再来打扰他。听到他无奈地长叹了一声，我果断地急转身走了出去。他送我下了楼，叫来出租车。我望着他站在车边那瘦弱的身体，还能再说什么呢：“要注意身体健康啊梁晓声，再见了，多多保重啊！”

他对我说：“我以后一定会有机会去牡丹江，你也一定还会有机会到北京的，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车开动了，我望着他苍白的面容，瘦弱的身体渐渐消失，心里真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往事一幕幕在我的心底重现。

北大荒那片冰冷的土地和我们的爱情

我在刚刚组建不久的一个营部分所任卫生员。卫生所的前方，面对的连队的家属区。后面就是没有了人家的旷野，和不远处的一个麦场，不是收获的季节，麦场上显得异常冷清。

记得我当时刚刚满19岁，已能独立接生了，我热爱自己的工作。

这一年所长要回家结婚了，临走前，感到偌大的一个卫生所留下我孤独一人不放心，与连里的领导商量后，请来了一位男知青与我做伴。这位男生就住在门诊室的里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她对我说：“他是小学校里的老师，人很老实，当过五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你尽管放心吧。”她走了，于是他搬来了。

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酷似我上学时的一位老师，我们相互点点头就算认识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彼此都很拘谨。不多说一句多余的话，生活上互相关照，但很有分寸，清晨我为他烧好洗脸水，他帮我打扫门诊室及注射室的卫生。早饭后他就去了学校，直到夜幕来临，他才踏着月色回到卫生所，然后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看书，直至深夜。

开始我们从不进入对方的房间，遇有晚上我出去外诊，回来得晚一些，不知他是否已回来，我就在我的药房兼卧室，隔着门诊大声地喊：“梁老师，你回来了吗？”听到他的回答后，我就去把门插好。躺在床上睡个安稳觉，如果他还没有回来，我是不会躺下的。久而久之，我们彼此间都产生了好感，可从不敢向对方表现出一点的亲近。尽管如此，在我的心里，我已视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是一位可以依靠的好哥哥，可不知为什么，每遇我们俩单独在一起时就脸红心跳。

此后他到药房来取药，我会客气地留他坐一会，他则表现出不好意思起来。有时患者晚上来，我去门诊，当病人走后，他也会从里间出来，留我在门诊坐一会，你一句我一句地聊起来。慢慢地我们之间少了一些拘谨，多了一些了解。他说起话来慢声细语，标点符号清晰。刚好和我说话较快，声音较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告诉我他的家境贫困，他是怎样的在一个连买上一本书都很困难的环境中长大。还向我诉说他的父母是何等的辛劳，将来有了能力，一定要让父母亲过上好日子。他只比我大3岁，可我觉得他比我懂事得多，成熟得多，是个很有责任感、又有孝心的好男孩。

以后每到晚上他回来后，我们经常不约而同地来到门诊室坐一会，他能讲许多动人的爱情故事和美丽的传说，或读他写的一首首小诗。通常我们是不开门诊室的灯，为的是不让别人看到我们很晚了还呆在一个房间里。这时只有借助月光，才能看得见对方脸上的表情。我当然的成了他新作的第一个读者，我常常被他的博才多学所吸引。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春天，是爱情的春天，生命的春天。

我们悄悄地相爱了，我们拥抱了亲吻了，一切都来得那么自然。在那寂寞难奈，文化、娱乐极少又艰苦的环境中，能够彼此相爱，爱与被爱的本身又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令人感动啊！

正当我们尽情地品尝着爱情给我们带来的欢乐时，离别的苦痛在悄悄地向我们走来。

一天他对我说：“小董，我觉得我该搬回大宿舍了。大夫已经回来有几天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住下去呢？你说呢？”

在男女生都不能同行的情况下，谁又能不考虑到影响呢？帮助他整理了简单的行装，依依不舍地看着他搬走了。我看得出他走的是那样的不情愿。我们虽然相隔并不远，但是，能见上一面却相当地难。

初恋的结束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他借故胃疼开药来了一趟卫生所，我们都渴望见到对方，可又不得不如同对待一般病人那样，问病、开药。在我给他付药的时候，他扔到我桌子上一个小纸团，我感到了自己的心跳在加快，等确信周围已无其它的人了，才打开纸团细细读来。原来他下午没有课，约我到学校对面不远的一座山上见面，想来我们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为了能够按时赴约，又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我把该干的工作一一做完，然后提着一只小筐，拿上一把铁锹，做出一副去采药的样子，向约定的山坡走去，心里恨不得立刻就见到他，可是表面上却装出不紧不慢无所谓的样子。

他比我更早地来到了山坡上等我，彼此相见都有些激动。我们在树阴下相对而坐。

他向我诉说着分别后的思念，“小董，分别以后，你想我吗？”我羞涩地低声对他说：“想，很想。”动情地把头靠在了他的肩上。我们相拥，相吻，而后谈起了分别后的工作及生活。他又在给我朗读新近写好的几首小诗，我被他认真兴奋的样子所感染，他的眼睛是那么的明亮，一扫往日的忧郁，偌大的世界只有我们俩，我们是群山拥抱着的一对幸福的恋人。太阳西斜，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是该分手的时候了，我们心里涌出了几分的不安，担心我们的私下约会，会被别人撞见，于是我们恋恋不舍，一前一后，分路回到了连队。

我们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不久后的一次约会，给我们并不很成熟的爱情一个致命的打击。

初秋的一个傍晚，明月当空，秋高气爽，在北大荒，已让人觉得有了几分的凉意。我们相约在他工作着的小学校里。月光透过明亮的玻璃洒满了教室，黑板上方墙上的毛主席画像，和墙壁四周的字画清晰可见。我们在窗前的课桌两侧相对坐下，心情好极了。他把我的手握在他那并不坚实的掌心里，但是已足使我感觉到，一股暖流传遍了全身。也许是这美好的月色，引发了他的某种联想。他娓娓动听地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故事讲完了，他将我揽在怀里，周围是那么的静，静得几乎能听到彼此的心跳。我们都感觉得到，两个人的世界多么的幸福。

他说：“小董，这样的月色，如果坐在松花江边，该有多好啊。”

“是啊，但愿能有这一天。”

他说：“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然而现实生活远非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当我们沉浸在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时，当我踏着月光走在回去的路上时，当我感觉到我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时，外面已形成了一个不少的寻找队伍。其中有副连长，副指导员等等。

当他们看到我已回到了卫生所，就用一种猜疑的鄙视的眼光看着我，声色俱厉地问：“晚饭后你去哪儿了，我们找了你好一会了。去了小学校，有什么事吗？”这时我已感觉到，回答的声音在发颤，心像被鞭子抽了一样。他们接着问：“你和谁在一起？为什么呆了这么久？”我如实地回答说：“我和梁老师在一起。”“以后晚饭后不许再出去了，如果有事，就向连里请假。”我呆呆地站在床边，一声不响，仿佛犯了什么天条似的，内心里倏然涌起了一股悲哀。

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如此兴师动众呢？真怕看到他们脸上的那种表情，又说了些什么，我一句都听不进去，只知道他们走了，坐在床边，欲哭无泪。刚刚还是在充满了爱意浓浓的气氛中，仅仅几分钟后，如同掉进了冰窟窿里，全身都凉透了，痛苦极了。

从那天以后，就有了流言蜚语。据说那天晚上，他们专找有男生住的地方，检查男生宿舍，看谁还没有回来，其用心可想而知。正像梁晓声在“初恋杂感”一文中谈到的那样：“舆论往往更沉重地落在女性一方，最终妥协的大抵是她们。”尤其让我无法忍受的是，落在我身上的那种猜疑的眼光，气愤使我想到了走，尽快地离开这个连队，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是我当初的唯一选择。

几天以后，我带着一颗受伤的心，找到了当时的一位老营长，这是一位善解人意，慈祥的年近六十岁的老人。当我含着眼泪，把几天来所发生的一切讲给他听后，他沉思良久，同意了我要求调转的请求。

很快，我就接到了调往另外一个连队的通知，我用最短的时间收拾了行装，交待了工作，带着一颗被伤害了的自尊心走了。走得那样地匆忙，走前却没能有机会见他一面。几天来我一直在为他担心，不知他是否也遭到了如此非礼的责难。

这真真是我知青生活中的一个多事之秋，人生中的不幸啊！

当第一场小雪下过后，虽是深秋，如同进入冬天。寒风无情地摔打着残枝败叶，显得异常的荒凉。一天我意外地接到了他的好朋友的一个电话，约我到我们两个连队之间的一个树林见面。我知道他没有勇气亲自给我电话，是怕遭致不必要的麻烦。

远远的我就看见了梁晓声在树林边站着等我，真想扑在他的怀里大哭一场。可是我抑制住了自己，没有让眼泪马上流出来，但委屈地向他诉说着受到非礼时的感受，和执意要离开连队时的难堪。原来连里也找他谈了话，他在为自己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而难过。我们相拥在一起亲吻着，流下了苦涩的眼泪。他告诉我他马上就要调往团宣传股了，真为他庆幸，从此我们都离开了，曾给予过我爱，并剥夺了我们爱的权力的地方。谁能想到，这一次的会面，居然成了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此后就天各一方了。

几个月后，他曾委托我们连队一个开车的青年，给我捎来了一封短信和两本稿纸。我当然明白他送我稿纸的用意，这是我平生收到他最后的一封信。至今，我仍然牢记住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就我们的关系而言，对于你是自由的，然而我却是无能为力的。”简短的结束语，包含着极深刻的意义，思前顾后，软弱已使我不愿再为爱而蒙受伤害了。为了使我们彼此能尽快地忘掉对方，没有回信，我选择了放弃。我做出了适应那个特定环境下的选择。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想到他，后来听说他被推荐上了大学，他走前真想再见他一面，送送他，因为拖拉机半路出了故障，没有见到，后来又听说，他在上海复旦大学文艺剧作系，真想写封信祝贺他，但又觉得不妥。直至延续到了分别27年后的今天，才到北京得以相见。

没有人能够重复我们这一代人的过去了。

许多只能在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都已经随着那个时代的过去，而永远地过去了。

记得，我曾读过他《丢失的香柚》一书，其中有“情人节”杂感一文。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是给我所初恋的姑娘写过情诗的。我们最终没有成为夫妻，不是我当年不想，而实在是因为不能。”

无需谈什么不能，实属我们没有勇气与那个时代抗争，与那个环境抗衡。我们只能“遵纪守法”，否则难以想象，能否还有他的大学？他今天的成功？

如今，有人说我也算是个“女强人”了，这无非就是看着我独自带着孩子生活罢了。哪里知道我的苦衷，我分明是在逃避着由爱所带来的诸多烦恼和不幸。知青生活至今已三十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文化革命，上山下乡，恍如隔世，人生如梦，青年，是人生花季之年，是情爱之年，我的情爱，是长驻在北大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