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0年4月，杨澜与先生吴征及友人斥资8600万港币，完成收购重组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良记建筑”，并更名为“阳光文化”始，他们，似乎便成了一轮又一轮的媒体新闻中永不缺席的主角，无论褒贬，无论真伪。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 于是，在诸多的聚光灯下，杨澜吴征以及他们的阳光文化一举一动都无处可遁，在鲜花掌声，在流言飞语，在质疑揣测，在高捧狠摔中，蹒跚走来。

然近期发生的种种，更是让人眼花缭乱，不明就里。

2003年11月19日，在互联网上出现了这样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杨澜吴征溃败抛售阳光卫视公司被停牌。”于是，不少人立即联想到杨澜从今年富豪榜上的出局，信息的可信度似乎很高。在短短几天内，这条消息迅速被到处转载传播。据了解，这篇文章摘自2003年11月10日出版的《新闻周刊》，而原文的标题却是“杨澜吴征‘分家’在十月”。

对杨澜吴征而言，这好像还不算是最坏的消息。2003年12月26日，重庆《21世纪人才报》在北京异地出版的《欢乐城市》周刊，在头版头条位置以《杨澜注定破产》作为通栏标题，并用A02、A03几乎两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署名“本报记者陈杰”的长篇文章。文章中称“杨澜抛售阳光卫视，两公司被停牌”、“杨澜现在的资产可能是负值，甚至连自己的东西都可能用来抵债”、“杨澜与丈夫吴征已经离婚”。

于是，一怒之下，杨澜以“严重侵害个人名誉、损害公司形象”为由，将《21世纪人才报》告上法庭，要求《21世纪人才报》立即停止侵害并赔礼道歉，同时象征性地支付精神损害赔偿费人民币1元整。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已于1月5日正式受理此案，2004年，首例名人名誉侵权案就此拉开帷幕……

费尽一番周折，终于同时见到了杨澜吴征，事实究竟怎样，杨澜吴征如是说——

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在没有见到这两位之前，我也在揣测：或者是真的离婚了？公司没准确实破产了？满城风雨的传言中，太难判别信息的真伪，而了解事实真相的第一步便是，找到当事人，千虚不如一实。

毁誉从来不可听，是非终究自分明。

一张三人沙发，我拉过椅子坐在了杨澜的对面，吴征推门而入，说，我坐哪里？杨澜乐了，拉过吴征笑说：“有你的座位啊，别着急啊。”慢条斯理的杨澜显得温和而亲切，她管吴征叫darling。我以双问，即一个问题两人分别回答的方式开始采访，以求一个真实客观的结果。

记者：自阳光文化媒体集团成立以来，一直倍受媒体关注，但两位同时接受媒体的专访几乎是没有过的，此次为何？

杨澜：因为我觉得《北京青年》周刊是有新闻原则的一份媒体，不是说只是为了取得发行量，知名度就去随便编造一些八卦消息，我想这还是基于《北京青年》周刊的信誉度上吧。

记者：坦白说，一直以来无论是关于集团业务还是两位本身的各种新闻报道几乎是如影随形，而且这两年似乎以负面报道居多，两位认为为何会形成这种现象？

杨澜：我觉得其实正面消息也挺多的，你要从绝对数量去统计，大概正面消息更多一些。但是负面消息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也是人性的一个趋向。总体来说，媒体对我们还是比较支持的，即使有一些负面消息，我们也将之看成是关注我们，希望我们取得更大成功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且大众可能用负面的东西做为谈资，但未必真正相信。但有的时候纯粹胡编乱造，就比较夸张了。

在杨澜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总是在用一种询问的口气以及眼神的交流来与吴征达成共识。言谈中不紧不慢，有条不紊。

吴征：我觉得是这样，两个本身具备相当的知名度，又不按常理出牌，更不是在公众所习惯的传统思维意识下做事的人，就更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与公众约定俗成的一些看法发生冲突。

比如说在大家的想法里，杨澜是一个乖乖女主持人，但现在却转化成一个所谓的女强人，所谓的女企业家，那，是不是能成功？大家就很关注；又比如说，在公众心目中，杨澜大概应该嫁一个文质彬彬的，很低调的，细细瘦瘦的文学青年或教授、医生什么的吧，结果呢，嫁了一个胖胖的，魁梧的，还是一个做生意的，也是做媒体的，做事高调的这么一个人，公众是否能接受？我觉得这些可能跟大家在常规思维下的期待有所不同，这就容易引起人们的各种评论。

这三年，像杨澜所说，正面消息相对多，媒体还是对我们很宽容的，我们很感激，尽管有些负面的东西，尽管我们可以说，这些负面的东西中有些是不客观不全面的，他们忽视了一个处于新生婴儿阶段的企业，连“成长的烦恼”阶段都还没有达到（杨澜：还没到青春期呢！），这个“婴儿”就必须是完美的，必须是今天不感冒，明天不发烧的。尽管带着这样的片面性，但我们还是感谢媒体给了我们更多的鞭策和压力，可能公众希望我们做事从一开始就必须完美吧。

杨澜：还有可能因为我们身处一个比较敏感的传媒行业，如果我们是做房地产或物流的，情况可能就大相径庭了。

杨澜温柔的为丈夫的回答做些适当的补充，她的右手始终与吴征的左手相握。杨澜侧着脸专注看着丈夫思考时的样子，很可爱。

记者：目前的这场名誉侵权官司进展怎样了？两位如何看待这场官司本身？

杨澜：已经开过庭了，官司本身我们不想做过多的评论，那由法院来裁定。我觉得有根据的新闻报道，有根据的批评对一个企业以及个人成长都是很有益处的，但是不能胡编乱造。这是个新闻道德问题，完全可以去查证的事实，不去查证，比如说文章里面说我们俩离婚的事情，这是很容易核实的，但是为了耸人听闻就这样写了。我也是做新闻的人，很明白新闻需要一些炒作点，但这是有底线的，不能进入编造的阶段。

吴征：我觉得在过去的三年当中，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报道，但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报道中，都存在着与事实不符的地方，特别是在负面报道里，有严重失实的情况。我们自己也是做媒体的，但我们还是很宽容，从没见我们有针对性的去做一些负面文章吧，随意编造新闻是新闻界的耻辱。（杨澜：事前我们给他们发了两封律师函，本着以温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欢迎他们来查实，之后给予更正，但他们置之不理。）

目前，我们尊重司法的过程，不方便说得太多，另一方面，最近《欢乐城市》周刊对我们也表达了一定诚意。听说原来撰写这篇文章的记者与主编已经离职了，好像那两位记者与主编都相当年轻，其实年轻人都会犯错的，我们虚长他们几岁，自然会在这个过程中宽容他们，问题在于他们是否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

记者：能正面回答一下传言中有关两位资产负债甚至破产的问题么？

杨澜：从公司角度来讲，3年多前刚起步时，公司净资产只有600万，现在是3.7个亿，负债只有100万，非常少的负债率，而且只是在营运过程中出现的，不是说长期的。我们个人就更没有负债了，说这些实在是太没根据了。

吴征：我觉得要去回答这个破产的说法真的是很可笑，我不清楚这个记者出于幸灾乐祸的想法还是要制造危言耸听的新闻，居然不去核实显而易见可以核实的内容，查查报表不就一目了然了。且不说我们没有破产，即使破产了，我们也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所导致的，你管得着么？这不需一辩。

吴征说着说着便说，我去打个电话，杨澜很歉意，追随着先生的目光说，他是身不由己啊。

杨澜：真是没影的事！这真是很容易查证的事实。民间有时候以讹传讹，但作为新闻媒体要写，你连最起码的核实工作都不去做，主要生气在这儿，又不是说我们住在月球上你找不到我们。只要稍微的做一点工作，你把年报拿出来一看，负债这么少怎么可能破产呢？我们个人也没有借钱，怎么会破产，最多是拿自己的钱贴到企业里。

我其实是一个特别不愿惹是非的人，一般来说，能过去的我都尽量的让他过去就完了。但我也理解，现在有些媒体生存很有压力，有时候需要一些“料”来提高发行量、知名度，这我都理解，但这也该有个底线吧。基于此，我们没有要求什么经济补偿，就是道个歉、认个错，把该澄清的事实澄清了，给个说法，很简单。

此刻觉得，就是生气时候的杨澜也都是很内敛的，语气慎重，大方，浓浓的北京话语感，整个就一率直的北京姑娘。

记者：能简单谈谈国内卫星电视亏损严重的问题吗？几乎每家卫星电视都有着同样的情况，据说华娱电视投了近一个亿美金，但去年收入仅为30万美金，为什么没人去苛求它？

吴征：卫星电视巨额亏损格局的形成，跟行业环境不无关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这不是管理问题，不能全国落地，经营就有一定难度。就阳光卫视的管理而言，我们总体上是满意的，3年累计才投入4000万美金，相对整个行业来说，我们投入资金是最少的，收入、覆盖率、品牌的知名度等等都是非常靠前的。如果脱离行业的相对坐标，绝对的说阳光卫视你没有赢利，亏损的那么厉害就是失败，这是不客观的。现在民营的文化媒体公司本身处在一个探索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结果与初衷不尽相符的情况，发展的战略也需要随环境而调整。

首先我觉得阳光卫视没有失败，其次我更不认为阳光文化是失败的，因为阳光卫视在阳光文化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此外还有我们自己投资的阳光媒体。从上到下，我不承认其中有一个在商业上是完全失败的。相反，我认为我们在商业上是整体成功的，在精神上就更是如此。

杨澜：商业上不能简单的用失败来说。它不能离开行业的背景单独来看。在同行业中，我们的投入与产出比，相对是比较高的而不是低的。做媒体的背景往往不同，通常都有巨大的财团在支持着，而我们是白手起家，没有那么深的口袋可以掏，所以这种基础是不一样的。今天的状态应该说是至少打了一个平手吧，说失败不太客观，但这个商业模式是需要调整的。很多企业都会在发展的过程中调整主营的业务以及商业模型，包括三大门户网站，他们一开始光靠广告，也是做得很辛苦，亏损很大，但后来搭上短信以及网络游戏的快车，就很快好转。你能说他们的商业模型没有改变过吗？

吴征：我要强调的是，做阳光的这三年，我们在精神上是成功的，从这点上，我是非常敬佩杨澜。如果纯粹在商业角度来看，阳光卫视我三年前就调整掉了，是杨澜认为，一个人的理想，不能轻易的放弃。（杨澜：我老想再试一试，再试一试……）她认为一个人对社会的承诺也不能轻言放弃，这个社会是缺少精神和文化产品的。我觉得这本身就很难能可贵，所以哪怕我们为之拼得倾家荡产，也是值得的。我说，要干就干吧。（杨澜：更何况我们并没有倾家荡产）。在现在这样过于务实的年代，愿为理想而奋斗，这本身就值得尊敬。由此说来，我们尽管亏了很多钱，但我们今天乃至二十、三十年后回头看都不会后悔，因为我们曾经为了理想而努力过。

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

当年，杨澜与吴征的结合被社会划上过一个大大惊叹号，个中就里，一直没有人也没有机会触及过，究竟这段让社会如此瞩目的婚姻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下？于是话题谨慎的迈入他们的婚姻生活以及孩子。

记者：很多人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两位的婚姻结合实际上是建立在双方各取所需的利益基础上的，您们怎么看？

杨澜：这是一个通俗小说的俗套。我曾经在《凭海临风》中写过和吴征是如何相识结婚等，我觉得爱的理由可能不需要向全世界去说，也说不清楚，我就是觉得挺喜欢他的，他也挺喜欢我的。

当然在这样的物质社会里，不排除会有这样的利益婚姻，但从我的角度而言，他们太低估我的智商了，我会用我一生的幸福拿去做物质的交换吗？我会那么笨么！而且我也有一份很好的职业，也可以衣食无忧，绝不至于窘迫到需要用这种手段来解决问题。

当然我和吴征在一起后，他有他资本运作的背景，我有我电视制作的经验，我们如果能在一起做点事情我觉得挺好的。如果他是一个医生一个学者，我依然还是会做自己热爱的事业。更何况如果不是我做媒体，这几年中国的许多行业发展这么好，吴征是做投资的，他也多半不会从事媒体投资。他在媒体上的资本操作主要是为了使我的事业能够生存发展下去。

杨澜说这些的时候，有些委屈像是说一个总考一百分的孩子你问他为什么这次考试不及格，但实际上是老师批错了，孩子认为大家怎么会这么不了解自己，居然信以为真。

吴征的电话又响了，杨澜连连抱歉。

杨澜：我们在纽约结婚时，根本就没有打算在一起做事情，最初的合作是在做《杨澜视线》，需要一些素材，他帮我做国外公司的谈判，他在美国各界朋友多，一些联络的工作他顺手帮我做。就是如此。

我们是96年回国的，那时我刚生了孩子，于是97年一年我就没有工作，精力都在孩子身上。他忙他自己的，98年他去了亚视，我也去了凤凰卫视，这样一直到99年，都没有怎么在一起做事情。那么到了2000年，我开始做阳光文化，这么大一个摊子，我自己的经验就非常有限了，涉及到具体的谈判、一些资本运作等等，这时候吴征才把自己的事情放到一边，完全过来帮我，大家所熟知的是后面的事情了，前边刚结婚回国的时候还想着自己做记者做主持人呢，也没想到自己要做生意什么的。

另外我觉得爱情是一种气质上性格上的相互吸引，或者互补。为什么喜欢他，说得太清楚了可能就不是了。就是觉得挺舒服，挺谈得来的，他父母也是做教师的，我们都有着海外留学的经历，我们的背景，价值观比较相像，在我遇到的年轻人中，他也是很杰出的。而且他的性格很独特，他的见识与观点往往出人意料，我是比较循规蹈矩的人，他有时候的那种灵感火花的碰撞，想不到的点子，让我特别钦佩。

还有就是在我们初见面时，他根本不知道我的知名度，在我出国之前，也小有名气，追求我的人不少，可多少有点防卫的心态，到了国外呢，我还原成了一个普通学生的本色，心态很放松。我们是在很朴素的状态下的结识，恰恰是很有基础的。

95年结婚到现在，我们结婚都9年了，我们都是希望过稳定家庭生活的人。我很相信家庭生活，不是那种对家庭生活抱有怀疑态度的人，我父母感情很好，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带大两个孩子白头偕老的生活下去。

谈到自己的丈夫，杨澜有着一丝难掩的柔情。眼神清澈透亮。

记者：您们二位目前的状态是聚少离多，空中飞人的方式就真的不影响您们的感情？

杨澜：在一起做事，我们俩的个性都很强，比较坚持自己的观点，争执是在所难免，但是这种工作中的争执是不会真正影响夫妻感情的。我只知道，在最困难的时候，哪怕只剩下一个人支持我，那这个人一定是他。

至于这种聚少离多的状态，现在很多夫妻都是这样，这种生活的确是把人的节奏推得太紧张了，我觉得是不大健康，起码我不期待我们这一辈子都是这样。但是在一个特定的阶段，如果不全力的去拼博吧，也不行，确实是很困惑的，但这种困惑不只属于我们这一个家庭，很多都是。

吴征：一个人对伴侣的要求是多方面的，杨澜是一个事业女性，即使我们不在上海，北京、香港、台北都有办公室，也会因为她有采访性的节目天涯海角到处飞的，这是她的职业所注定的，我娶了她，也就把她的职业一起娶了过来。我今年38了，杨澜比我小两岁（杨澜笑言：你就这样轻易的泄露了我的年龄。）我们都应该想想，人生到了一定的阶段该怎么样来调整节奏，来调整在休闲、家庭、工作在整个时间里的比例，很多事情要考虑放慢，我们步入了一个新的社会族群，中年了吧（杨澜更正：是中青年。）总的来说，聚少离多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状态，要想办法调整。

谈及婚姻生活，杨澜显然带着一丝满足感。

记者：您们目前在国内哪里的居住时间要长一些？长期不在孩子身边，他们的身心教育问题您们怎么解决？

杨澜：我们一般在上海，在北京也有个家，我会和吴征经常协调一下出差时间，尽可能的在一起，孩子们都在上海，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着。孩子的身心教育是每一个职业女性都要面对的问题，一方面你知道没有谁能取代母亲在身边给他们带来的安全感，但另一方面，你又不得不妥协于工作。但你爱他们，孩子是特别聪明的，他们一定能感受到。我在家的时候，就尽可能的多陪他们，和他们分享很多事情，常打电话回去，比如儿子说今天被罚坐了，因为上课说话太多，我就会说那以后上课不要说与上课无关的事情，但是妈妈从小也是爱说话的。

只要全身心的和孩子在一起，他们会明白的，但作为职业母亲，心中会有一种永远的愧疚，这是每一个职业母亲都逃不掉的。我采访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时，她说：职业女性姓名中的中名（西方人惯用）就叫愧疚。

杨澜对刚打完电话回来的吴征说：我们讲到孩子啦……一脸的幸福。

吴征：两个方面吧，一是杨澜说的爱孩子的方面，每年放假，只要有机会，我们都会制造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去旅行，我们8岁的孩子已经走过15个国家。二是知识教育方面，很幸运，他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教育界出身，还有一些业余爱好的培养什么的。

三就是个性方面，比如说我儿子原来比较胆小，有时候会有同学欺负他，慢慢的我这个老爸就会告诉他，别人欺负你，你该怎么办？你警告他三次，说这样是不对的，如果三次还不听，你就打还他，有时候，人的尊严是靠打出来的。后来儿子身体力行了好几次，终于不再受同学欺负了。后来他外公说，你可别再教啦，再教下去，老师告状，他要打别人啦！这是爸爸的方式，孩子要有个平衡的教育，很重要的。

孩子钢琴学校的校长说，全校一百多个孩子的家长，杨澜的出勤率及对孩子的关注程度，是排在前列的。有时候我和杨澜对于孩子的某些观点是不一致的，她是个完美主义者，比如说，一首钢琴曲，有一个音孩子没弹准，她就会责备孩子，我呢就说，孩子他爸连五线谱都看不懂，他能弹出来就不错啦，能把一两个曲子弹得比较漂亮就已经可以了，已经比我强多了。

杨澜：所以我们家都是我是白脸，他是红脸，他都是鼓励，每次都跟孩子说，呵，你真是太棒了！我是要求严一点，说你能弹得更好，为什么不专心啊。他一回来就说我，干吗呀你，对孩子要求那么高，他们不爱练就不练呗，我说孩子总得有个良好的习惯啊，他说让他们自由点吧。结果，现在两个孩子总是说，爸爸是他们最好的哥们儿。

（杨澜取笑吴征说：很有满足你的成就感啊。）

涉及孩子，作为父亲母亲的天性立刻就显现出来了，两人的满足感真是溢于言表。

记者：两位认为维持一段幸福婚姻的关键在于什么？

杨澜：首先你得相爱吧，我们都已经结婚9周年了，这在现代社会离婚率这么高的情况下，我觉得挺庆幸的。我知道最难的时候，有他在。他也有相同的感受吧。尤其是这两年我们对于家庭婚姻的理解也比平常人可能有更深的理解，因为我们经过太多风雨，需要共同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有些是很戏剧化的，压力波折不少。

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没有一种真正的爱情去维系着，我想很多东西就瓦解了。

杨澜边说边与丈夫默契的对视了一眼。

吴征：当然，我们没有刻意追求戏剧化。但心不要为名所累，不要为公众对你的期待和不满而去刻意适应改变自我。

杨澜：这一点我的心理负担重一些，有时候公众需要一个完美的形象，甚至会在心目中把你想像成一个完美的形象，一旦发现你有那么一点不完美时，就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其实那也不是我。如果为了公众需求，我就用一切完美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那我肯定生活在累和痛苦里，没有谁能达到这种境界的。吴征跟我说，你还是要按照自己的需求生活，否则就太辛苦了。

吴征：你讲大众我不同意，我觉得媒体上写出来的东西并不完全是大众的意思，因为主观色彩与舆论不是每个大众都能有笔写出来的，有些报道他们哗众取宠以为可以反映他们自己的观点，其实很有可能大众是不同意的。有时候，掌握笔杆子的年轻人个人的情绪不能总是代表沉默的大多数。

记者：看来两位都是非常有主见的人，那么如果在某些事情上发生严重分歧，谁会妥协？

杨澜孩子般的小声嘀咕，好像是我妥协多一些吧。

吴征：我觉得家里的事情基本上没有什么分歧，（杨澜逗自己的丈夫：最多是对装修有分歧吧？）装修后来我就不管了，这方面基本上全是我妥协。事业上的事情，杨澜和我尽管都很固执，但杨澜远远比我更固执（杨澜嘻笑着看着丈夫数落自己），她是个固执、完美主义、价值观先行的一个人，我呢，比较实用，比较灵活，（杨澜说你怎么又表扬自己了）。所以经常要谈判妥协。你要知道妥协的产品未必是最好的，不一定是对解决问题是最及时的。

杨澜：我一根筋的时候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其实一开始并不是一定要在一起做事情的，现在这段时间比较困难所以要一起拼搏，将来各有侧重，交叉的时候还是有的，一开始我们表达的就是这样，可到了媒体上就变成了分道扬镳，分道扬镳就变成了离婚，就是这么很简单一句话就导致了这么夸张的后果。谣言就是这么产生的。

吴征：两个同在聚光灯下遭受多重压力的夫妻是不多见的，我对于家庭起到的是一个稳定作用，我是个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人，在能力允许的范围中，去做一些尽管商业回报不是太好，但是能使太太满意的事。但是我不会让这些事情超过程度，影响我们的家庭生活质量，不能超过底线。

记者：在您们眼里，对方最有魅力的一点是什么？您们认为夫妻之间相处的艺术是什么？

杨澜：热度吧，他是一个永远都有热情的人。我非常喜欢这一点。我们也在学习之中，因为我们两个个性都很强，挺坚持自己的观点，所以也在学习能更主动的去换位思考。

吴征：她非常纯洁，善良，真诚。当然喜欢她这一面，她还有另一面，就是固执，很完美主义，这是难免的，她从事艺术工作。有时候你就得为此付出代价，但这代价是值得的。

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寒光亭下水连天，飞起沙鸥一片

有人说，正是因为杨澜是一位美丽且智慧的女性因而无论是哪个层面的人群都仰慕她，而吴征的出现打破了许多人的幻想，同时又带来财富的光环，诸多的强势因素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各种困扰随之而来也就在所难免了。

记者：九年的婚姻，您们共同面对了太多的风雨，又基于一种怎样的心态？

吴征：我们是名人又做媒体，关注在所难免，阳光刚成立时，媒体的捧杀，以及后来的负面报道，我想这都是媒体的脾性。她比我难承受，但这不是公众的意思而是个别人。我常跟她说，回头看看，我们已经取得了什么？有家庭有孩子还赚了一些钱，应该享受人生啊，我试图实践努尔哈赤的一句话：任你八方来，我自一路去。只要守住自己心里幸福的底线，别管那么多。

社会是平衡的，你看，全世界都说杨澜好，可偏就给你做了太太，所以每每有分歧的时候，我都会这么想，就会去愿意让步，比较有精神胜利法。

记者：今年从福布斯排行榜下榜，有何感受？您们所持有的是一种怎样的财富观？

杨澜：这个也很正常，当初上榜我们也没有想到他们弄那么一个大标题啊。财富是用来创造价值的，无论是你回馈社会的，还是追求自己的理想。我们基本的生活已经很知足很感恩了，但还是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要不然，再多的财富也没有意义。

吴征：谁又曾在乎过一个什么榜？我也曾质疑过各个所谓的榜统一标准的问题，比如应该看总资产，还是净资产。另外，就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所有的私人投资？钱从那里来到那里去。我虽然还没有到视钱财如粪土的地步，但是比较看得轻。尽管别人会认为我是赚钱机器，但我觉得能够让财富为自己的理想和国家做点事情，不管成功失败都是更大的幸福。这不是唱高调。我和杨澜会有一天把阳光媒体赚到的钱多做些公益事业。

杨澜因为一个会议不得不提前离开，她利落的向我道歉后，却温柔而小声的向吴征说，我晚上要和人吃个饭……“请假”的感觉太像个小妻子，而我也就有了最后两个问题……

记者：性格决定命运，您怎么看这句话？

吴征：我同意，我总体比较随和灵活，杨澜比较坚定固执一些，我是外刚内柔，她是外柔内刚，我觉得对事业的完美追求必须建立在不牺牲其他很多东西的条件下，我认为性格在成功因素中占一半以上，一个领导的性格决定这个企业的命运。

记者：您们下一步的工作打算？最近为什么比较着重公益事业？

杨澜：阳光作为一个内容提供商来说，今后会专注自己的专业本身，打造精品的节目作为自己的核心。同时我们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方面是有自己的特长的，用国际的观点国外的观众来表述包装中国的文化。这个长处我们会继续发扬下去。品牌和利润也是我们今年的目标。

吴征：我会集中精力从事我喜爱的投资银行业并管理私人的投资，当然投资业务将不限于媒体业。至于媒体业务，我会多投些宽频内容，及一些海外华人的出版与电视业务，但肯定不局限于媒体。至于慈善呢，我是想，有社会良知的人用第三种力量帮助政府关注不足的弱势群体，我们为了理想回报社会，用自己的力量做事情，因为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想与哈佛大学慈善研究中心合作，做慈善事业的教育培训，帮助中国的新兴企业家能学到国际上慈善事业的游戏规则，使慈善行业能成为中国有地位的一个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