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1896年11月出生在杭州富阳一个书香门第之家。18岁那年，随长兄郁蔓陀前往日本东京，经过半年多的补习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先学文哲，后学医学。一年后获得官费待遇，分发至第八高等学校就读，后又转入法学部政治学科。此间，除开始写诗之外。应大量阅读德、英、日、俄的小说，并开始小说的构思与习作。22岁那年暑假乘船返国探亲、母亲陆氏好说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歹说为他订下了孙荃的亲事。

孙荃是一位旧式小脚女子，比郁达夫小一岁，自幼生长在浙江富阳县南乡偏僻的宵井地方，但在父亲的教导下，熟读了“女四书”和“列女传”，能诗能文，在那时那地，可算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好女子。1921年郁达夫趁放暑假回国，与孙荃完婚。婚后，孙荃为郁达夫生下一儿两女。孙氏谨守妇道，相夫教子，称得上是一位贤淑的妻子。

1927年初春，郁达夫在上海遇见了王映霞以后，孙荃开始受到残酷冷漠的待遇。王映霞本姓金，名宝琴，1907年12月22日生于风光明媚的西子湖畔，是一个出色的南国美人。由于外祖父王二南无子，金宝琴便与幼弟从小过继给王家，改姓王，表字映霞。王二南是一个有名的饱学之士，王映霞在他的熏陶和教导下，作诗填词大有可观。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王映霞喜球运动，热衷于各种社团活动，样样在行。尤其是她那白嫩的肌肤，丰满结实而又颀长的身材，加上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赢得了“校花”的头衔。

从杭州女师毕业后，王映霞接受省政府教育厅的分发，远赴浙南，担任温州第十中学附属小学的教师。有一位家住温州的孙百刚，与王二南称得上是通家之好。王映霞从杭州远赴温州任教人地生疏，一个大姑娘家，必定有所不便，因此王二南便致函孙百刚就近予以照应。

1926年冬天，革命军北伐的脚步已接近浙江。温州一带迫近战争边缘。在寒假中，王映霞跟随孙百刚夫妇一同到了上海，租屋马浪路尚贤坊。

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穿着前一天孙奎给他寄来的皮袍子去拜访东京的同学孙百刚，第一次见到王映霞，便有惊世绝艳之感，遂邀请大家一起去吃午饭、看电影，逛大街。一个星期之后，映霞20岁生日（郁达夫已经32岁），郁达夫特别在江浙菜馆订了一桌上好的酒席以表庆贺，并送了一份生日礼物给王映霞。

他们的接触受到了孙百刚的劝阻，王映霞陷入苦恼之中。于是找了一些借口，搭车回到杭州金刚寺巷7号的家里。王映霞在杭州过了农历新年，便又来到了上海，寄居在坤范女中任教的朋友宿舍里。她写了一封短信，约都达夫到孙百刚家去会面。郁达夫如期赴约，但话不投机。又过了两天，他们在江南大饭店的一个房间里进行了长谈，王映霞提出，要和她结合，必须抛妻弃子，甚至背叛社会与家庭。又经过一段时间的你来我往，两人的情感已达到白热化。

1927年9月，郁达夫将他和王的恋爱过程，点点滴滴记载下来，编成“日记九种”，由北新书局出版发行。内容新奇大胆，造成一时轰动。不只是把王映霞的一切赤裸裸地呈现在世人面前，简直就是向天下宣示：王映霞就是郁达夫的了，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1928年春天，郁达夫与王映霞准备赴日本旅行结婚，后因故未成。于是便在杭州悄悄地举行了一个十分简朴的婚礼，新房设在金刚寺巷的王家。结婚后，他们来到上海。由于“日记九种”的出版以及文坛上不断地报道郁、王的消息，使王映霞成了一个有名的大美人，她每到一处就成为大家目光集中的焦点。这使得郁达夫心中大兴妒嫉的念头。于是，便限制她外出。这便给王映霞带来了痛苦。

1929年11月间，王映霞为郁达夫生下了第一个男孩郁飞，一年半后，又生了第二个男孩郁云。家庭用度也随之增加不少，而且隐居富阳的孙荃母子的生活开支，也要靠郁达夫寄钱去接济。

1933年4月25日，郁达夫举家从上海迁回杭州，不到两个月，王映霞又为郁达夫生下了第三个儿子郁亮。但郁亮在世仅两年半，因患结核性脑膜炎而夭折。

1935年深秋他们开始建造自己的住宅，直到次年四月才竣工，取名为“风雨茅庐”。其间，郁达夫烦于泥土砖瓦的干扰，于1936年的正月十三离开杭州，到福州漫游去了。到福州后，接受了福建省政府的委派，担任省府参议，负责经济设计方面的工作。当他从福建赶回时，王映霞已经迁入新居。郁达夫在风雨茅庐只住了三天，便又赶往福州供职。这年8月13日，王映霞生下了第四个男孩郁荀。郁达夫远赴闽地，给王映霞减少了许多约束的力量，甚至留下了充分的空档。她把都飞、郁云交给母亲照管，还请了一个保姆看顾郁苟。自己摇身一变，打扮得花枝招展，毫无顾忌地去广结善缘了。

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和王映霞携长子郁飞离福州去新加坡。当天晚上，南洋文艺界朋友在著名的醉林居酒家举行了盛大公宴，为他洗尘接风。宴席上，郁达夫结识了年仅21岁，具有倾国倾城之貌的歌星玉娇，并和他度过了如胶似漆，甜甜蜜蜜的三天夫妻生活。两人分手后，郁达夫仍然时时思念着玉娇，只是无缘再见。他与王映霞之间原有的感情裂痕也因此更为加深了。正在这时，香港《大风旬刊》的编辑陆丹林写信向郁达夫约稿，他就将近来写的20首旧体诗词，加上“新注”，集成一组《毁家诗记》交予陆丹林。这组诗词毫无保留地暴露了他们婚变的内幕，同时公开了妻子所谓“红杏出墙”的艳事。这一组诗词轰动了国内外。对于丈夫的这一行为，王映霞自然是不能容忍的。虽经朋友多方面调解周旋，但已无法恢复过去的感情，于是协议离婚，并各在报上自登启事宣布于众。

郁达夫于1940年和王映霞离婚后，李筱英突然出现，使他本来已一潭死水的心池，又掀起波澜。李筱英是福建人，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能说流利的英语、上海话。

1941年，李筱英刚满26岁，因和丈夫意见不合而离婚。当时她是新加坡情报部的华籍职员，后又担任新加坡电台的华语播音员。李筱英十分崇拜郁达夫的文学才华，并主动向他求爱。46岁的郁达夫在政治失意和家庭破裂之余，遇上这位花容月貌的佳人，一拍即合，两人感情迅速发展。不久，李筱英便搬进都家同居。但是，两人的结合遭到了当时年仅13岁的郁飞的反对。虽然李筱英极力想搞好和郁飞的关系，但他始终不领情。郁达夫碍于儿子不接受李筱英，也不便正式结婚。1941年12月，李筱英痛苦地搬出了郁家。

1943年，郁达夫在印尼化名赵廉，在巴爷公务和朋友合开赵豫记酒厂。9月，经朋友介绍，和华侨姑娘何丽有结姻。何丽有是广东人，本名陈莲有，因其貌平平，郁达夫跟她开玩笑，改名何丽有，即何丽之有。因她没有受过教育，不懂华文，欣然接受了这个名字。她一直以为郁达夫是普通酒厂老板，直到1945年9月17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枪杀，人家才告诉她郁达夫是中国文化名人。何丽有和郁达夫生了一子一女，儿子取名郁大雅（亚），含有讽刺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大东亚共荣圈”之意；女儿美兰在郁达夫被害的第二天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