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大上海，年仅32岁的巴金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两方面已是声誉卓著，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家》，深深唤醒了青年一代。当时追求巴金的人很多，但他却没看上任何人。在给他写信的爱国学生中有一女生写给他的信最多，她笔迹娟秀，言词不多，落款总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这个女孩的信给巴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他们通信达大半年之久，却未见过面。最后，还是女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孩在信中写道：“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希望李先生（巴金原名李芾甘）能答应我的请求……”信中不仅约了时间、地点，还夹着一张她的照片。

按信中的约定，那天上午，巴金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约定的饭店。一会儿，一位梳着学生头、身着校服的女生出现了，还没等巴金回过味来，那女孩已像熟人似的欢快地叫起来：“哎呀，李先生，您早来啦！”巴金谦逊地一笑：“唉，你也早啊！”她那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看着巴金，文雅、快活地笑着说：“李先生，您比我猜想的可年轻多了。”不善言语的巴金一下子少了许多拘束，开心地说道：“你比我想象的还像个娃娃呀！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于是，18岁的萧珊开始介绍自己。此后，两人开始了8年的恋爱。

在巴金看来，萧珊主动爱恋自己是她的权利，是她纯洁美好心灵的自然表露，而自己对萧珊的爱，却出于躲不过诱惑，甚至有亵渎感情的嫌疑。因此，巴金仍然把萧珊当小朋友对待。而萧珊对巴金的爱，是为巴金作品中对生活的真诚、激情和高尚的人格力量所感动而产生的。

一天，萧珊高兴地来到巴金的住地，不一会儿，却泪流满面地从楼上下来。同院的朋友好心地拉住萧珊问道：“李先生欺侮你啦，我去找他算帐。”萧珊不好意思地说：“我爸爸要我嫁给一个有钱人，我来请他决定，他却说，这件事由你自己考虑。”这时，随后下来的巴金解释说：“我是说，她还小，一旦考虑不成熟，会悔恨终身的。如果她长大有主见了，成熟了，还愿意要我这个老头子，那我就和她生活在一起。”巴金一番发自肺腑的表白更坚定了萧珊追求爱情的决心。1942年，由于抗战吃紧，巴金的一些同事先后离开了当时共同工作的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使巴金顿感悲寂。体贴入微的萧珊不等大学毕业，就来到巴金身边：“你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说过在你身边的。”姑娘的挚爱帮助巴金渡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巴金为维持生计拼命地写书、译书、编书，他不能被经济问题所困扰，更不能影响自己的创作心境与创作质量。他写出了《火》第三卷，翻译完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这样，他的侄儿、侄女的学费有了，结婚成家的费用也没问题了。1944年5月1日，巴金在桂林漓江东岸，借了朋友的一间木板房当新房，他们没有添置一丝一棉、一凳一桌，只有巴金４岁时与母亲的合影，作为祖传的珍贵家产。也没有什么可安排的，只委托弟弟李济生以双方家长名义，向亲友印发了一张旅行结婚的“通知”。第二年，他们生下了女儿李小林，5年后，又添了儿子李小棠。

28年的相亲相爱，相濡以沫，他们从未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在“文革”的岁月中，萧珊和巴金互相支持、互相关怀。巴金不知向萧珊隐瞒了多少次自己所遭受的非人待遇，萧珊也替巴金承受着铜头皮带的毒打。1972年7月底，备受精神摧残的萧珊患了直肠癌。手术前，萧珊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巴金用手轻轻地捂住萧珊的嘴巴，低下了头，肝胆欲裂。1972年8月13日中午，萧珊与世长辞。她在临终前一直念着巴金的名字。萧珊故去后，她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卧室里，巴金的床头放着萧珊的译作。巴金时常对着这些物品出神。巴金对萧珊一往深情，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还有《一双美丽的眼睛》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