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春天，在巴库，两岁的娜佳在海边玩耍时不慎被海浪冲走了，24岁的斯大林看到这一情景，跳进海里把她救了上来。

斯大林和她父母的友谊却是在更早的时候开始的。她的父亲，1898年就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 1917年夏季的白色恐怖日子里，列宁就隐蔽在她家里。这时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的斯大林已经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职业革命家。作为她父亲的老朋友和列宁的战友出现在她家里时，斯大林无论如何也无法将14年前的孩子和眼前的她联系在一起，因为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有着微黑的肤色，鹅蛋脸，柔和的棕色大眼睛，带着某种东方女性多愁善感仪态的16岁中学生，不过，他很快就把她淡忘了，他也从未想到这一个小姑娘会和他今后的生活有什么联系。

这时的斯大林已经有了妻子。她是叶卡捷林娜·斯瓦尼泽。她也是斯大林的同乡格鲁吉亚人，而且是梯比利斯一带有名的美女。可惜的是，这段美满的婚姻持续的时间不长，在他们的儿子雅可夫刚刚两岁的时候，她就去世了。

当他失去了妻子，最需要安慰的时候，对他有爱慕之情的少女娜佳不顾年龄上的差异，毅然来到他的身边，并随丈夫到了莫斯科，在弗琪耶娃领导下的列宁秘书处工作。不久以后，又随斯大林一起去了最危急的南方战线，她的少女生活就此结束了，这个18岁的姑娘，不仅深深地爱着比她大22岁的革命领袖，而且肩负着和她年龄极不相称的工作担子。

于是她拼命学习，想缩短她和斯大林之间的差距。她自己几乎从来不在孩子们身边，在那些充满了激动人心的事件的革命时代，一个女干部，特别是一个布尔什维克，花时间带孩子似乎是一件极不体面的事。国内战争结束后，她先在一家杂志社工作。后来又进入一个工业学院的化纤系学习，不停地去这里或那里开会，听讲座。

但如果说她一点也不爱孩子，则是大大地委屈她了。她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回忆道：“她是一位严格的，对孩子要求征稿的母亲，她怕把我们惯坏了，因为父亲已经很疼爱我们了。”

虽然她很少和孩子们在一起，但留在她子女印象中的妈妈却是一位受尊重、聪明、美丽、对所有的人都彬彬有礼的好母亲……只有她能把这个家庭中性格各异的亲属全部团结赶来，使之和睦相处。在家庭团聚的时候，他甚至还经常为大家轻盈而优美地跳一段格鲁吉亚快步舞。

斯维特兰娜回忆道：“妈妈在的时候，虽然她很忙，但总一是自己管理家务，她是家庭的女主人。全家靠低工资和有限的实物供应过着朴素的正常生活。他们平时住在克里姆林宫的宿舍。而一到冰雪融化万物复苏的春天，全家就搬到莫斯科郊外的别墅祖巴洛沃去。这里曾是革命前大工厂主的旧住宅。米高扬、伏罗希洛夫、沙波什尼科夫等都住在这里。她个人的生活非常朴素，平时穿的都是自己缝制的衣服。斯大林也是如此，夏天从来都是斜纹军便服，冬天则总是同一式样的制服，一件呢大衣穿了15年，一顶十月革命后买的皮帽子一直戴到去世。”

娜佳深深眷恋着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她有着平静而舒适的生活，她受到人们的尊重。但她内心中的独立和自尊则更令人称道。

在工学院上学期间，她不让汽车去接她，从来也不说自己是谁，同学们根本就没有把娜佳和斯大林联系在一起。他是个极聪慧的女人，心地又极其真诚，一旦被一个人征服，就永远把自己交给他。但她同斯大林年龄和经历上的差异是无法改变的。斯大林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他主宰着一个世界上幅员最广大的国家的命运。这就决定了斯大林要具有钢铁一般的果断、沉稳甚至冷漠和专横的性格。而娜佳对他这个内心世界的了解毕竟是幼稚的，她总是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这个伟人。这种衡量和希望她又从不愿说出口，因为她是个自尊心很强的，性格内向的人，当她的情绪不好的时候，她从来也不承认心里有什么事。

对她来说，斯大林逐渐变成了一个极其生硬，极不善于体贴人的人，他已不是她青年时期所憧憬的那样的人了。而她又仍然爱着他，这使她十分苦恼，也十分失望，她把自己比喻为一个殉难者。正象普希金所说的：“你不能把一头战战兢兢的鹿同一匹战马套在一起。”

他们之间爆发了谁都认为对方是不可理喻的争吵。1926年一次争吵后，娜佳一气之下带着儿子瓦西里和女儿斯维特兰娜回到列宁格勒的娘家去住。不久后，斯大林从莫斯科打电话去“求和”，并表示要接他们回家去住，娜佳却在电话里不无挖苦地说道：“你来干什么，这对国家来说代价太高了。”但她又每每为斯大林给她的温情而欣喜。一次会议后她深夜归来，十分疲倦，斯大林扶慰着她，体贴地扶她睡下，她说：“看来你还是有点爱我。”……她是多么希望这种她认为是十分吝啬的爱能持续下去。然而最终仍然是失望。她曾不止一次地向好友和亲戚表示要离开斯大林，但又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

在苏联高层领导夫人的圈子里，娜佳逐渐变成一个不被人理解的人，她们说她太严格，太严肃了，和自己的年龄不相称，这就更加深了她的苦闷和孤独。这种自我抑制、精神上的不满、委屈和愤怒，使压力越来越大，最后终于爆发了。

而导线的本身却又是那样的微不足道。

1932年11月7日晚上，克里姆林宫为庆祝十月革命十五周年举行盛大的节日宴会。党政的高级官员、外国代表团的贵宾云集，气氛十分热烈。情绪很好的斯大林当着大家的面喊娜佳：“喂，你，也来喝一杯！”在这种正式场合，他应遵循礼节叫妻子的名字，或叫表示亲密的爱称。斯大林忽视了。从来说认为自己不是附属物的娜佳感到受了羞辱。于是大喊一声：“我不是你的什么‘喂’！”接着站起来，在所有宾客的惊愕中退出了会场。

第二天清晨，克里姆林宫里和平时一样是宁静的。管家瓦西里耶芙娜准备好了早餐去叫斯大林夫人。推开门，她惊呆了：娜佳躺在血泊中，手中握着一支“松牌”袖珍手枪，尸体已经冷了。

娜佳的死给了斯大林极大的震惊：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她要用自杀来惩罚我？难道我不善于体贴？难道没有把她当作妻子去爱？难道没有尊重他？难道少陪她上几次剧院就那么重要？

最初几天，斯大林的精神几乎崩溃。在遗体告别仪式上，他手扶棺木悲哀地沉默着，却再也没有力量去参加葬礼了。他对娜佳的嫂子说：“我也不想活下去了……”娜佳的嫂子和姐姐日夜守着他，担心把他一个留在家里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

娜佳生前用一个家庭主妇的手亲自转动了这架和睦家庭的机器。他的哥嫂、姐姐、父母亲都与这个家庭保持着亲密无间的关系，连受到斯大林冷淡的前妻的儿子雅可夫也在这里感到了温暖。而她离去以后，维系家庭的纽带不存在了。

亲戚们很少来往，即使来往也经常发生争吵。斯维特兰娜的舅舅、姨妈，大多在“大清洗”中受到了牵连，甚至含冤死去。

娜佳的死成了斯大林心底深处一个永远流着血的伤口。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那些主观上认为造成娜佳死因的因素越来越痛恨，经常咒骂娜佳生前读过的书籍，咒骂娜佳的好友波琳娜·谢苗诺夫娜，咒骂送给了娜佳小手枪的巴维尔（娜佳的哥哥）。但对娜佳的怀念也越来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