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历史上医家之间的关系，许多人会联想起“扫叶庄”与“踏雪斋”的故事，说是叶天士与薛生白常互生龃龉，各在自己书斋的取名上做文章，影射攻击对方，似乎不扫、不踏，不足以解恨。上百年来人们把它作为笑谈传闻。
叶、薛二位均是温病学医家，从二位医家的为人及治病态度看，这个传闻颇值得怀疑。
叶天土以虚心好学着称，即便是他成名以后也是这样。关于他虚心好学、不耻下问的故事很多。为了学到知识，他曾改名换姓，拜一位姓刘的名医为师；他也曾煞费苦心，乔装打扮成穷人模样拜老僧学艺，学成后方才披露姓名。
他的字号也表现了他的医学志向。他号“香岩”，这中间还有一段趣事。在叶天士同时代，苏州有位乐工，技艺超群。为谋生，他进京卖艺，挣到不少钱。回苏州后，见许多贫困人家无衣无食，他慷慨解囊，在一个叫“虎丘山”的地方建造了一所“普济院”，专门接济贫苦百姓，他的名声很快传遍乡里。康熙五十五年，清圣祖玄烨听到此事，亲笔写下“香岩普济”的匾额，颁发到普济院。叶天土以“香岩”二字为号，表明他志在学习这位艺人乐于助人的精神。
尽管叶天士名气很大，但他从不矜夸，十分谦逊。在治病中，常请别的内行医生帮忙，碰上自己治不好的病，也不逞强，乐于倾听同道的意见。对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治愈他母亲疾病的一位章姓医生，他逢人便夸：章医生的医术比我高明，可以请他看病。不解的是：这位虚怀若谷、谦逊向贤的叶天士，难道就单单跟薛生白过意不去，而不怕别人笑话他?这不是和他历来的治病态度格格不入吗?
比叶天士小十三岁的薛生白，平素对叶天士的高明医术也推崇备至。据《苏州府志·薛雪传]“记载：薛生白“每见叶处方而善，未尝不击节也。”既然薛氏内心如此佩服叶天士，怎么可能反目为敌，甚至相互辱驾呢?况且，这与薛生白的个性亦不相符。薛生白著有《一瓢诗话》，很强凋“人品”。认为“具得胸襟，人品必高。人品既高，其一謦一欬（指谈笑），一挥一洒，必有过人之处，”把人品的修养与事业上的成就直接联系起来。可见。他很注重品行修养。所以，那些传闻无论从哪一角度分析，都难以令人置信。然而，正是这些传闻，把两位医家的高尚形象一笔抹杀，给中医界造成不良影响。
不错，历史上的确有过“扫叶庄”，但其本意并不是针对叶天土的。沈德潜《归愚文钞》卷九有《扫叶庄记》一文，介绍了薛生白“扫叶庄”的来历。大意是说：“扫叶庄”是薛生白著书立说的地方。因为那里树木葱郁，落叶封径，薛生白常呼书童缚帚扫除地上落叶，故取名为“扫叶庄”，此其一义；又因为薛生白注释《易》，能补俞氏《易》所末及，屡定屡更，挑除疵漏，就象扫除落叶一样。此其二义，丝毫也没有针对叶天土的意思。将树叶与叶天士的姓联系在一起，完全是牵强附会。
记述“扫叶庄”、“踏雪斋”这段传闻的书，以王友亮的《双佩斋文集》为代表。然而，有人已从医史和文学等角度加以论证，认为该文不是王友亮本人所作，而是后人在整理刊行时根据传闻添加上去的。至此，叶、薛的这段“冤假错案”可以平反昭雪了。
历史上，医家精诚团结、肝胆相照的事例很多。金元时代的著名医家朱丹溪与葛可久的交往便是一例。一次，浙中有位女子患“痨瘵”（即今之肺结核），骨瘦如柴，奄奄一息，许多医家束手无策。病家抱一线希望请朱丹溪诊治。经过丹溪的认真治疗，病情有明显好转，但脸颊上的红晕却始终不退。朱丹溪对病家说：“我只能治到这个地步。现在要请吴县名医葛可久施用针灸治疗，方能彻底痊愈。不过，这个人很难请”。他略一思忖，说；“这样吧，我写一封信给你带去，他必定会来的。”病家很高兴，雇了一只小船去请葛可久。葛可久—见朱丹溪的信，即“不谢客行，亦不返舍”，登舟而来。朱丹溪详细介绍了那女子的病情，请葛可久诊视。葛可久认为病在胸肺，余邪未净，应针刺两乳。于是，他取出针具，隔着薄衣，针刺她的两乳，病人脸上的红晕随之消失。朱丹溪在旁边仔细观察，认真琢磨，亦学到了针灸知识。在医技上，朱丹溪当着病人的面承认自己的短处，这需要多么宽阔的胸怀！葛可久有求必应，亦体现了与丹溪的真挚情谊。这则故事可算是中医“会诊”的珍闻。
当然，由于学派不同，学术见解不一，医家之间产生学术争鸣是常有的事，它能促进医学发展，值得提倡，如金元四大家的学术争鸣即是如此。另外，受封建陋习的影响，个别医生也的确存在—些门户之见，它阻碍中医发展，不利于中医学术交流，应坚决摒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