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医教育
台湾中医界为争取举办高等中医教育，先后与日本殖民统治者、民国政府等进行了六十多年的抗争与申请，终于1958年得到批准。1958年在台中市正式开学。七十年代末，“台湾都市与乡镇居民之医疗保健行为研究”，发现都市家庭有60%曾看过中医，乡镇居民家庭有70%看过中医；中医的补方、补品、针灸、单秘验方及中成药，更是极为流行，或与西医疗法合并使用，这一调查之结果，也给中国医药学院的中兴以有力的支持。
中国医药学院在“经过一段荜路篮褛艰辛时日，本赖创办先进及历任董事努力，得以成长茁壮，至民国六十一年(1972)，陈立夫先生担任董事长，郑通和先生担任院长后……”。至1995年，“中国医药学院规模，已颇齐全，大学部有十个学系，夜间部亦有药学、护理两系，研究所硕士班有六所，其中三所设博士班”。十个系在校学生3968名，其中中医中药学系在校学生1267名。另外有中国医学研究所、中国药学研究所等六所培养研究生，共有硕士生141名，博士生52名，其中中医中药之硕士生57名，博士生35名。另外，该院还创设中药展示馆，1996年始正在改建为中医药展示馆，颇富特色。
中国医药学院有两所附设医院，即1980年成立于台中市附设医院，规模宏大，中西医学科齐全，是台湾中部地区容量最大的医院之一。另一所即1985年设立于北港的附设医院。两院均为中西医合作之医院，亦为医学系及中医系学生实习场所。
(二)中医中药科研工作
台湾地区研究中药之历史比较早，在日伪时期已有开展，但中医研究应当说是比较晚的。1957年，台湾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正式成立筹备处，1956年台湾立法院第十一次院会通过中医教育法案：设置中医学校及成立研究机构。次年成立中国医药研究所筹备处，1963年正式成立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该所自筹备之日起至今己40年，其研究工作的重点似仍以中药之研究为最。
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经1995年元月立法院三读通过含54位研究人员共99人之编制，数十年来，除从事生药学及组织培养外，主要从事中药化学成分之分离、鉴定及合成，以期发现作用於心血管、中枢神经、免疫系统、抗癌及抗病毒之药物。也从事中药成份毒性及药物动力学之研究。
在其图书馆及资讯组，对中医典籍进行整理研究，并与中国医药学院合作，编辑出版学术刊物——《中医药杂志》。关于中医文献整理研究，如对《黄帝内经素问》等古典医籍的整理与编辑新解，出版推广。同时，编辑出版现代中医药专著与研究成果，以及期刊，目录、资讯网络、资料库、影像等等。
(三)中西医整合研究
1993年在台中创建了中西医整合研究会，推动交流中西医整合学术研究。
在癌症研究方面，运用先进的现代科学设备，采用中医辨证论治与针灸、割治方法，系统观察癌症治疗的经验，取得了若干有价值的结果。例如：中药的抗突变、中药诱导细胞分化、增加免疫系统功能等。
关于肝炎的研究：台湾乙型肝炎之发病率比内地更为严重，由台湾行政院肝炎防治委员会统筹规划，卫生署具体实施，国科会推动相关基础研究及乙型肝炎免疫制剂开发等，鉴于现代医学对乙型肝炎尚无理想防治方法，他们集中力量把研究重点转到中医中药。在临床研究方面确定研究模式，脉诊现代化研究，辨证分型研究，辨病治疗研究。
关于泌尿系疾病治疗研究：他们对中医治疗此类病的利水法、益气健脾法、清热利湿法、活血化瘀法、通腑逐水法、固涩法等结合肾小球肾炎、慢性肾炎、狼疮性肾炎、慢性肾功能不全、尿路结石、感染及肾移植反应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观察研究，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关于糖尿病研究：由国科会、卫生署联合在八十年代始，将糖尿病中医治疗与降糖方药实验研究以及有效方药成分提纯，纳入重点研究范畴。在筛选降糖中药方面，证实长春花、菝葜等20多种中药经皮下注射，有明显的降血糖作用，熟地等口服有降血糖作用，其中生地、苍术等降血糖作用强而持久。
(四)针灸研究的发展
七十年代初，台湾国科会牵头召集荣民总医院、三军总医院、台大医院、台大医学院、国防医学院等，成立了针灸研究小组。确定以传统针灸为基础，以现代医学技术及学理，观察针灸对疾病治疗、镇痛与麻醉之实效，从而探讨其生理、生化以找其作用机理。
为了交流内外经验，先后由国科会于1975年组织召开第一届针灸研讨会，有40多位学者报告了他们的研究论文。
1982年，由卫生署与中国医药学院联合举办第一届国际针灸研讨会。1986年又召开了第二届国际针灸研讨会，进一步促进台湾针灸的内外交流与深入发展。
台湾针灸之研究除基础理论探索与临床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积累与创造了不少新观点，新假说与某些成果外，使针灸学术在台湾获得空前的普及，不但中医界给予针灸学术以新的关注，更在西医界、生物物理等现代科学界得到学者们的重视。
(五)中医书刊整理与出版
1950～1969年，虽然在中医处境方面逐渐有所改善，甚至中医高等医学院校中国医药学院已经创办，国立之中国医药研究所也已正式建立，但出版中医药书刊仍是很不景气的。据统计：五十年代出版之中医书包括翻印者仅三种；六十年代虽有所增加，也只有12种，其中包括中医综合著作3种，内科1种，妇科1种，儿科2种，针灸2种，中药2种，方剂1种。
1970～1979年，随着中医在全球影响的进一步扩大，据统计在此十年间出版中医药图书多达40多种，尤以临床各科之图书增加更快。比前二十年年增长30多倍。
1980～1989年，台湾中医药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医药书刊出版市场扩大，社会需求日益增长，此期仅前五年出版的中医药书籍已达880余种。不但数量上进一步迅猛增加，而且在学术水平上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中医药期刊，与中医药图书之出版大体相似，前期不但数量少，且多时办时停，质量亦较差。后期特别步入八十年代，期刊数量明显增加，仅1989年新登记的期刊就有8种，使其总数多达20余种，所刊学术论文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九十年代以来，台湾中医药期刊逐渐增加了大陆学者的论文，使两岸中医药学术交流空前发展。台湾中医药学术刊物在国内外学术界影响较大者，当首推中国医药学院与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联合编辑出版的《中医药杂志》。
(一)卫生行政组织
行政院卫生署，这是台湾最高卫生行政机关，其前身为内政部卫生局，1971年才在行政院下成立卫生署。行政院卫生署成立后，才真正发挥公共卫生行政领导单位的功能。首任署长为颜春辉(1971年1月～1974年5月)，第二任为王金茂(1974年7月～1981年5月)，第三任为许子秋(1981年5月～1986年1月)，第四任为施纯仁(1986年1月～1990年6月)，现任署长为张博雅(1990年6月～)。於1982年卫生署扩大编制，设医政、药效、食品卫生、防疫、保健等五处、六室及中医药委员会。附属单位有药物食品检验局、预防医学研究所、麻醉药品经理处、检疫总所(於1987年7月1日成立，下设七个检疫分所及两个疫病监视中心)等。负责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各地区之卫生行政事务及医疗保险规划，并对各级地方卫生机关，负有业务指导、监督和协调的责任。
省、市卫生主管机关有台湾省政府卫生处、台北及高雄两院辖市，有市政府卫生局、分别负责策划、督导和执行公共卫生工作及医疗服务。
在县、及省辖市(区)方面则设有卫生局(所)。乡、镇及县辖市方面，各设有卫生所；山地、离岛及较偏远村落设有卫生室或保健站。为提升乡村医疗保健服务水准，方便当地民众就医，自1983年於偏远乡镇设立群体医疗执业中心，大力普及基层医疗保健组织，使台湾已基本形成一个健全的乡镇医疗网。
(二)医疗机构
1945年10月台湾光复后，地方政府将日据时期地方州、厅政府设立及日人私立医疗院所分别加以接管整理归并，改设为县、市立医院，负责各该地区民众诊疗业务。当时共计设置县、市立医院十一所，嗣后因应地方之需要及行政区域之划分，及台北市、高雄市改制为院辖市，以及部份县市立医院升格为省立医院，致历年间屡有增减。计1948年时，县市立医院增至十二所，1949年时增为十三所，1950年时为十七所，1951年减为八所，1955年至1967年间为九所，1968年迄1974年为七所。当时之七所县市立医院为基隆市立医院、南投县立医院、高雄县立凤山医院、高雄县立冈山医院、高雄市立医院等七所。其中，南投县立医院及台南县立新营医院分别于1980年及1975年升格为省立医院，高雄市立医院於1979年高雄市改制为院辖市后更名为高雄市立大同医院。
1961年8月，台北市卫生院改组为卫生局，1962年9月扩编，附属单位则有市立医院、妇产科医院、传染病医院各一所，及松山、等十个卫生所。1964年，原属警察主管之清洁大队亦移转由卫生局管辖。至此，台北市之卫生行政业务才具备完整规模。
1967年7月改制院辖市后，市区扩大，翌年七月将邻近市区的内湖等六乡镇划归台北市，卫生局也因而扩大组织编制，1990年7月起卫生所由十六区改为十二区，台北地区医疗保健设施日臻完善。
高雄市为台湾地区南部最大都市，为工商海港城市，1992年高雄市卫生院改组为高雄市(省辖市)卫生局。1979年，高雄市改制为院辖市，卫生局隶属市政府，并受行政院卫生署监督。
在二次大战期间，因属红十字会故未受战火波及，为日据末期迄光复时止最完整无缺的医院。1945年11月充为台湾大学医学院第二附设医院之用，嗣於1947年1月又为省卫生局接管，成为省立台北医院，1986年再由台北市接管改为市立中兴医院。
台北铁路医院，对铁路员工、旅客提供医疗服务。1986年改隶为台湾省卫生处所属台湾省立台北医院城区分院。
教会医院在台湾近、现代医疗史上占颇重要地位。新楼医院太平洋战争末期被日军征用，战争结束后停办。1950年在原址重新开办。1985年扩建，即现在的新楼医院。
马偕医院1961年院舍扩建三层楼建筑一栋，1972年4月淡水分院(淡水竹围)落成，1980年新建十三层六百病床病房大楼完工，1983年医疗大楼落成，成为现在的规模。马偕医院并於台东设分院，於1988年完工。台北总院为因应大量之病患，再行扩建，於1995年，将原旧院舍及三楼院舍全部拆除兴建医疗行政大楼，预计於1997年完工后，将成为台湾最大的基督教医院。彰化基督医院1952年兰大卫医师之子兰大弼医师(Dr.DavidLands-boroughJr.)来彰化基督教服务，1954年任院长，复兴院务。1963年兴建中华路院舍，扩充成为250床之现代医院。1980年接办二林基督教医院，成为彰化基督教医院二林分院。1983年筹建南部医疗中心，第一期完成於1986年，第二期於1992年完工启用，成为彰化基督教医院总院，病床数已达七百余张，蔚为台湾中部医学中心之一。
军事机关附设医院：1949年国民政府转进台湾后，为便利伤病官兵就医，各兵种均附设有军医院，其中较具规模的大型综合医院，如三军总医院、空军总医院、以及陆军医院、海军医院等。各医院医师素质及设备皆具相当水准。各军事机关附设医院，除经常为官兵医疗伤患外，并附设民众诊疗部，兼为一般民众服务。
荣民医院：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为照顾荣民就医，於1957年3月开始筹划设立荣民总医院於台北市石牌，1959年11月正式开院。
1994年底台湾地区之医疗机构包括公私立医疗院所总数的15738院所，其中医院825家(包括公立95家、私立730家)，诊所14913家(西医诊所8501家、中医1876家、牙医4536家)。基层医疗保健单位的卫生所有361家、卫生室510家。
(三)台湾之医事人员
1950年一月台湾全省开业医师：医师有2532名，乙种医师251名，计2783人。至同年十日为止，全省登记医师计有3371人，牙医师736人，护士1031人，助产士2672人，药剂师736人，护士8544人。台湾省各项医事人员执业者，计有医师4813人，牙医师804人，药剂师951人，助产士2093人，护士1588人，药剂生436人，中医师1674人，镶牙生232人，乙种医师82人，总计台湾地区共有十所医学院，十二所医事专校及十五所医事职校，每年约有1200余名药学系，350余名牙医学系，500余名医事技术学系，1200余名药学系及5000余名护士及助产士5000余名毕业生，故医事人员显著增加。
至1994年底，台湾地区各类执业医事人员共有114076人；其中，医师24455人(21.44%)、中医师2,833人(2.48%)、牙医师6973人(6.11%)、药师11025人(9.66%)、放射线技术师(±)1699人(1.49%)、护理师23270人(20.40%)、护士30464人(26.71%)、助产士905人(0.79%)、镶牙生122人(0.11%)。
1994年底台湾地区执业医事人员平均每万人计53.87人。每万人拥有医师12.89人(西医11.55、中医师1.34人)、牙医师3.29人、药师(生)8.86人。
(四)传染病防治
法定传染病
台湾地区目前有十二种法定传染病，包括霍乱、痢疾(阿米巴性与杆菌性)、伤寒及副伤寒、流行性脑脊髓炎、白喉、鼠疫、猩红热、斑疹伤寒、回归热、狂犬病、黄热病、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等。
&应报告传染病
台湾省政府於1955年陆续发布百日咳、破伤风、小儿麻痹症、疟疾、日本脑炎及恙虫病等六种疾病为应报告之传染病，通令各卫生医疗机构，凡发现该等患者应即报告。自1974年行政院卫生署陆续增列应报告传染病多种，1974年增加开放性肺结核、结核性脑膜炎、麻疹、急性病毒性肝炎；1985年后天性免疫缺乏症候群列为应报告传染病，至1990年公布了爱滋病防治条例后该症候群即归类为法定传染病；1988年以后，增列登革热、德国麻疹(风疹)、先天性德国麻疹症候群、风湿热、癞病、腮腺炎、淋病及梅毒；1994年增列急性无力肢体麻痹症。
预防接种
对婴儿及学龄前儿童提供各项免费预防注射，如卡介苗、白喉、百日咳、破伤风混合疫苗、小儿麻痹疫苗、麻诊疫苗、B型肝炎疫苗、日本脑炎疫苗、德国麻疹、麻疹、腮腺炎混合疫苗等。1994年各种预防接种达8583千剂。其中以B型肝炎疫苗最多，小儿麻痹口服疫苗次之。
(五)主要疾病防治成果
寄生虫病防治：
1971年台湾省政府卫生处对全省四万余国小学童抽查结果，显示蠕虫感染率高达73%,其中蛔虫、钩虫约占55%以上，严重影响学童健康。拟定《台湾省学童肠内寄生虫病防治计划》。
疟疾之扑灭
甲午战后，台湾及澎湖列岛遭日本割据，1895年6月起，日本占领台湾整整半个世纪，这期间疟疾一直是最重要的地方病之一。根据正式统计数字，疟疾是1906～1951年排名第一的死亡原因。
光复后台湾防疟的活动始於1946年11月。继之於1947年又在中台湾的水里和北台湾的基隆设置野外研究站。1948年春，成立疟疾研究所於台北，隶属省卫生处，原设之野外研究站改组为分所。台湾之扑疟计划分成四个阶段：准备期(1946～1951)、防治期(1952～1957)、监视期(1959～1964)及保全期(1965～)。
1965年11月1日，台湾获得世界卫生组织之证明书，正式列人疟疾根除地区之名单。
结核病之防治
台湾光复初期，肺结核病为流行最广、危害最烈之一种疾病，1952年时，死亡率十万人口中91.56人，居十大死因第三位。1985年起，结核病已被排出十大死因之列，1986年起，死亡率降到每十万人口中十人以下。
本省於1952年开始推行卡介苗接种，至今已接种2400多万人次，目前每年接种约五十万人左右，婴幼儿约占60%，婴儿之接种率达九成以上，对婴幼儿大具意义。本省在60年代死於结核性脑膜炎之幼儿每年约有两百人以上，至七十年代中以后逐渐减少，每年仅有数人，此现象与卡介苗之接种率高应有相当程度的关系。
台湾之病毒性肝炎防治
台湾地区四十岁以上的居民，约有90%曾受乙型肝炎病毒(HBV)的感染。并且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阳性率平均18～19%，全民中平均14～15%。
鉴於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为台湾地区重要之公共卫生问题，卫生署於1982～1986年度完成“加强乙型肝炎防治计划”，自1988～1992年度间实施第二期计划，自1993～1997年度间实施第三期计划。
乙型肝炎预防注射实施计划自1984年7月起开始办理，1985、1986年度注射对象对带原母亲之新生儿，於1987年度起除所有新生儿外，并逐年扩大推动注射对象，从学龄前幼儿、国小学童、青少年、以至成人并包括医护人员及带原者家属。
(六)医学教育
医学教育的改革由制度着手，首先废止了日式的讲座制，分别改组、合并设科。日据时代行之有年的讲座一旦改制，起初虽也曾遭遇一些阻力，但在台大校长傅斯年的强力主导下终于完成改制。同时，也建立了住院医师制度。对于台湾医学教育制度的改进刘瑞恒博士有很大的影响力。
从1949年开始，医学院和附设医院选派基础和临床各科人员出国深造，主要的进修国是美国。早期帮助台大医学院和附设医院人员出国进修的经费，很少来自政府教育主管机关，大多是仰赖外援机构的资助，包括：美国医药援华会(American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China，简称ABMAC刘瑞恒为驻台代表)、中国医药基金会(China MedicalBoard简称CMB)、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Organization，简称WHO)，美援会等。这些机构在提升和培育台湾医学教育和医事人员方面有很大的贡献。
医科学生修业年限，日据时期原为四年制，接收后改为五年制，于1947年再改为六年制，直到1949年始改为七年制。第一、二年称医预科，设在台大理学院，自1966年起，才改隶医学院。医科于1973年更名为医学系。学生修业期满，考试及格后，授医学士学位。
台湾公私立医学院总共有十一所，其中公立者四所，私立者七所，以台湾大学医学院历史最悠久，己有百年历史。除台大医学院外，其他十所医学院依成立之先后为：国防医学院(1949)、高雄医学院(1954)、中国医药学院(1958)、台北医学院(1960)、中山医学院(1960)、阳明医学院(1975)、成功大学医学院(1983)、长庚医学院(1987)、辅仁大学医学院(1990)、及慈济医学院(1994)。
各医学院有共同的系所，也各有特有的系所，各具特点，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国防医学院培养军医，中国医药学院培养中医，中山医学院创校时以培养牙医，阳明医学院以培养基层医师为主。
学制因学系有所不同，医学及中医学系为七年制，牙医学系为六年，其他学系为四年，学士后医学及学士后中医学系为五年。
自从抗生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以后，西医有了一种新武器，中医在内科领域所拥有的优势已大不如前。西医出身的张公让先生，1960年5月间曾在《中国新医药》第五十一期发表《二十年来中西医在香港之消长》一文，文章指出：“据老一辈的医界一般意见，二十年来中西医在香港是中消西长。二十年前每一条街道，都有很多中药店，西药房则寥寥无几。但是二十年后则中药店日渐减少，西药房则日渐增多；中医生的生意也是如此，中医生的生意日渐减少，西医生的生意则日渐增多，尤其是西医廉价诊所设立以后。”
香港中医多用学徒式传授新人，战前潘陆仙、陈伯坛、陈庆保等人都曾设帐授徒，但设备简陋，教材贫乏，无法与今天中国内地、台湾的中医学院相比。中医团体公开设中医药讲座，最先由香港中华国医学会(香港中医师公会前身)卢觉愚等人提倡。香港的中医学院多在夜间上课，战后成立的中医学院有多间，包括王道、汉兴、现代、复旦、香港及各中医师公会附设的学院等等。现在硕果仅存的除中医公会会立学院之外，仅得中国国医学院、菁华中医学院两家，历史也最悠久。九十年代初期，第一家全日制的私立香港中医专业学院(佛教法住学院附属机构)正式诞生，另一所由香港中医学会附设的中医学院同时成立，学院还设有专修课程。
战后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中药研究中心。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多次举办过中医药课程，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近年亦设办中医药证书课程，有些中医药团体经常举办中药展览，市政局图书馆长期与中医团体合办中医讲座，新近成立的香港科学馆也有中草药、针灸部份材料展出，对扩大中药的影响有一定的作用。
五十年代初期，内地著名中医学者大批涌到香港定居，南北人材荟萃，这是香港中医人材最鼎盛时期。1953年间，香港中医界首次与国际东方医学者展开交往，当时西德针灸学会副会长许米特博士(HeribertSchmidt)东渡日本，投身汉医大家大敬节门下，以一年时间学习中医《伤寒论》。是年3月途经香港返国时，香港中医药团体联同在湾仔英京酒家作出盛大欢迎，中医药界人士逾千人赴会，情况非常热闹。香港报章更以相当大的篇幅连篇累牍报导许米特博士此次访港的新闻。《星岛日报》有一篇特稿，题目是《是抬头的时候了》道出了中医界几十年来蕴藏在心上久而欲吐的郁闷。
1955年4月2日至3日，日本东洋医学会在日本京都大学召开第六届学术大会，香港有些中医团体首次接获此类国际学术大会请柬(注：大会用个人名义发出的请柬，香港中医界共有张公让、陈存仁、谢永光、罗世民四人接到此项邀请)。从五十年代开始，香港已逐渐成为国际重要商埠，国际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五十年代中期，香港针灸界邀请日本针灸名家中谷义雄博士一行十人来港讲学，为港日两地学术交流奠下基础。1973年9月27日至29日，第三届世界针灸学术大会在韩国汉城举行，香港首次派出一行廿多人由谢永光教授率领的代表团参加，此后香港的中医界不断组团至国际展开交流活动，但以这一次为嚆矢。
七十年代由于世界掀起“针灸热”，加上此地一位脑科西医创造针刺戒毒成功，引起世人瞩目，为中医针灸界带来一片空前未有的兴旺。短期培训针灸班的设立，有如雨后春笋，不少外国人专程来香港取经。
虽然针灸的疗效已被世界卫生组织(WHO)承认，根据最新报导，针灸已传播一百三十个国家，但香港的中医针灸专家还未获得应有的地位。1985年7月16日至19日，世界卫生组织在香港召开“针灸穴名标准化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中国针灸学会派出庞大的代表团由鲁之俊会长率领来港主持会议。作为东道主的香港，有关当局推派出席的代表只是西医，并非对针灸学独有专长的中医。
七十年代末期，内地开始推行开放政策，八十年代中国内地与香港中医界的学术交流增多。1984年8月香港中医界首次参加全国第二届针灸针麻学术研讨会。1985年谢永光应邀参加中国中医研究院三十周年院庆，同时应该院图书情报中心三届学术年会之邀在会上作专题报告，这是香港中医首次上北京作学术交流。1986年11月20日至22日，中国中医研究院在北京召开中医证的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少数外国学者被邀请参加，香港方面有谢永光、刘祚田两人被邀请出席。1987年12月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第一届世界针灸学术大会期间，谢永光应中华医学会、苏州医学院邀请作专题报告。1990年11月全国第一间针灸陈列馆在长沙市湖南中医学院成立，谢氏被聘为针灸陈列馆顾问兼湖南中医学院客座教授。
香港中医，除部份来自国内移居外，主要经由本地培训。
战后最先开办的中医学校，是谭宝钧主办的“香港中国国医学院”，该院创立于1947年秋，办至今已有48年。另一家由范兆津主办的“香港菁华中医学院”，创立于1953年，校址原设轩尼诗道539号2楼，1961年夏迁到湾仔马师道国民大厦4楼3号上课。1985年秋更在铜锣湾英皇道2号鸿安大反3楼B座自置校舍，该院也有43年历史。上述两家中医学院都是历史最悠久，但均未获港英政府的承认和资助，几十年来一直走着崎岖的道路，进展艰难，但却为培育中医新一代作出积极的贡献。
五十年代初期在香港开办的中医学院，还有王道中医学院(院长陈济民)、现代中医药学院(院长陈居霖)、复旦中医学院(院长谢礼卿)、汉兴中医学院(院长方德华)、中国新医药研究院(院长张公让)、香港中医学院(院长梁翰芝)、侨港中医学院(院长徐汉屏)、岭南国医学院(院长马丽江)、东方中医学院(院长罗世民)、岭南伤科研究院(院长梁永亨)、健民国医学院(院长潘茂容)等等。
一般来说，大部分的中医学校都以教授中医学课程为主，小部分专门讲授针灸学、生草药学、推拿、跌打骨伤科等；此外还不少数学校开办中医进修班，供已有中医学基础训练的人士进修(包括曾在中医学校本科班毕业及现业中医)。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中药研究中心毕培议博士八十年代的调查报告指出，近四十多年来先后在港开办或挂名的中医学校和研究院大约有50家，而专以针灸为主的学校则至少也有16家。
香港的中药研究，主要在香港中文大学中药研究中心进行。香港中文中大学中药研究中心成立于1975年，初时定名为中药研究组，到1979年提升为中心。在组织上隶属于理工研究所，参加工作人员包括理学院、医学院以及其他专门人材。中心设主任1人、副主任1人及研究员25人，由研究员组成协作委员会，推动科际合作研究计划。1984年中药研究实验大楼正式启用，内设有化学实验室、生物化学实验室、药理学实验室、组织培养室及实验动物观察室等，都是由专责人员管理。
中药研究中心基本经费来自中文大学，但研究材料和设备方面经费，大部来自国际机构和社会人士的捐助。国际机构的捐助，有以该中心的研究工作为对象，亦有特别支持某一项计划的。例如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即曾资助“女性避孕药研究”、“男性避孕药研究”。此外国际科学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及IBM公司等国际机构，亦有捐款支持该中心的特定研究项目。
除国际机构外，香港各界人士历年来的捐助，数额亦很大。从1978年至1982年间收到的“研究基金”捐款，总数达530万元。截至1983年止，还有直接捐募的研究捐款，亦达480万元。这是初期捐款概况，其后续有增长。
避孕药研究由1976年开始，香港中文大学中药研究中心即进行避孕药研究，作为国际协作项目之一，并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研究目的在于由中国传统草药中提炼不含类固醇的抗着床药物，以及男性用的避孕药。香港中文大学中药研究中心在进行葫芦科研究过程中，又发现4种新引产蛋白质。此类蛋白质经深入研究，更进一步发现有抑制多种癌细胞生长的效用，而且又证明能有效及选择性地杀伤爱滋病毒感染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目前天花粉蛋白已获美国FDA批准，进行临床试验工作。
毒性中药研究香港自开埠至今，中药一直广为市民采用，但港英政府百多年来对中医药一直推行歧视政策，未有任何监管，亦从未加以扶植，以致中草药及中成药的品质管理不堪理想。及至1989年以后，屡有误服中药中毒及死亡事件发生，港英政府才作全面检讨。行政局于1994年11月接纳《中医药工作小组报告书》的建议，认为港府应及早建立制度，推广及监管中医药业。因应此发展，中药研究中心遂提出设立“中药及健康食品成分化学质量控制实验室”，寻求解决中药质量管理方面长久以来存在的难题。此计划不但可以协助中药业发展，保障市民健康，也可帮助政府建立监管制度。中药研究中心对毒性中药进行深入研究，其包括品种鉴定、炮制技术的品质控制、毒性成分测定和毒理研究。并与南京药科大学合作编写《香港常用有毒中药图鉴》。最近又获裘槎基金会赞助，开展研究成立“中国食品及中药毒性和副作用电脑数据库”。这些工作对保障市民服用中药的安全，将有帮助。
除了基础研究、专题研究之外，还有中医文献研究、医疗社会学方面的研究等等计划正在进行中。应该特别记述的是1985～1992年所进行的《心血管药物与镇静剂》研究计划。这项计划的经费由香港赛马会捐助，内容包括镇静剂研究、心血管药物研究两大部分。研究计划在1985年提出，1992年3月完成。
中药研究中心的最新计划是，连结国内中医药电脑资料库，以及统一两岸三地中医药电脑库的主题词及关键词。该中心的正副主任毕培曦、简永基于1995年4月出席北京一个中药会议时，已争取得大陆及台湾代表对统一中医药主题词建议的支持。此项计划意义重大，除裨益中、港、台三地中医药发展外，更会影响日、韩、欧、美等地的中医药研究。
该中心又鼓励整体合作，有目标地开发新药、包括中成药及健康食品，参与这方面研究的同人更多。另外中心在1995年年中开办了“针灸”和“毒性中药”等短期课程，专为校内及其他大专院校的学生而设。
澳门工人医疗所，创建于1952年，隶属工会联合会。初办时的目标是为劳工阶层提供低收费的医疗保健服务，随着社会需求的增加，工人医疗所逐步将服务对象扩大到各阶层人士，发展成为面向社会的服务机构。该所长期坚持夜间诊病至晚上九时，方便劳工阶层下班后就医。
1984年，澳门政府对全澳的医疗卫生进行筹划部署，至1993年计划完成这一规划的出台，推动了澳门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澳门医疗卫生属中上水平，预计男女平均寿命70岁，年平均死亡率3.81%，初生婴儿死亡率6%，接近达到先进国家的同类指标。出生率近年来呈下降趋势。全澳每1000居民中有1.52个医生，2.03个护士，2.63张病床。1991年三大死亡原因依次为：循环系统疾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
澳门政府的卫生政策，是以政府医院(仁伯爵综合医院，华人称为山顶医院)为核心，全澳设九间官办的卫生中心，形成以基层和医院卫生护理两体系相结合的医疗服务。近5年来，澳门政府每年拨给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支，约占政府财政总开支的10%,1993年为6亿5千万澳门元(1澳门元约等0.97港元)，还改建、扩建了仁伯爵综合医院和镜湖院，使之达到或相当于内地三级甲等医院的水平。
澳门的医院卫生护理，主要由仁伯爵综合医院和镜湖医院担负。
仁伯爵综合医院1993年初重建完成，可提供418张病床，33个专科门诊和拥有直升机停机坪设施的内外科急诊。该院工程师大部分向葡国招聘，同时拟各中国内地招聘专科医生，合作培训有关人才。院内还设立卫生事务中心，负责接受居民和病者对该院服务的咨询、投诉或提出意见，然后全部直接交由澳门卫生司长处理。
镜湖医院是澳门最受青睐的民间综合医院，仍由镜湖医院慈善会承办，现任慈善会主席为著名爱国人士马万祺先生。该院设病床521张，西医师109名，中医师1名(从事针灸)，护士214名。按1991年统计，每日接等病人1244人次，门诊求诊人数占澳门医院卫生护理服务的69.40%，住院人数占54.49%，较仁伯爵医院为多。近年来政府不断增加对该院的资助，充实医疗设备，提高医疗技术，投资1千万澳门元成立心血管病中心，邀请内地专家来院协助指导，开展冠状动脉扩张术(PTCA)及溶栓疗法，先后救治数十名心肌梗塞患者，成功率达90%。
澳门民间的基层卫生护理服务，主要有与政府签署了部分合作协议的五人医疗所和同善堂等，还有近300家私立诊所，全澳民间领牌的合法医生400多人。1984年开始，澳门形成了卫生中心免费医疗保健网，工人医疗所和同善堂每天赠医施药达500人次。各种传染病患者可在政府指定的部门得到免费医疗，环境保护和社会福利事业成效显著。私家医生转变为辅助性质，补充工余时间服务。他们的主要应诊对象是经济状况略宽裕的居民，对服务质量较为注意，收取费用也相应稍高。
澳门卫生司于1982年宣布澳门消灭了天花、鼠疫等6种传染病。1992年开始对高风险行业的外地劳工强制性进行艾滋病检验，以控制艾滋病在本地区蔓延。
澳门华人占人口总数的96%，葡人占3%。对医药需求的特点与内地相似，中医中药在居民心目中有着较高的比重。华人中的上层人士、社会贤达，更视中医药为国宝。对中医药治病疗疾，有着浓厚的感情和坚定的信心。中医药发展的基础，深深扎根于全澳居民之中。澳门是中医药的一个潜在市场。
澳门的中医药行政上隶属于政府的卫生及社会事务政务司。中医医师执业要在该司办理登记手续，中药药房也归该司管理和监督。由于全澳至今尚未设置中西医师职称评定机构，故移居澳门的医生，可以沿袭内地获得的工程师资格。
澳门的社会民众团体很多，数年前成立了中医学会和中药研究会。积极与内地中医药组织翰手开展学术交流。澳门电视台曾播放河南南阳张仲景学术研究的进展，宣传中医药防治疾病的疗效。
中医药的地位，在澳门与香港相差无几，同样处于“在野”派别之内。仁伯爵综合医院至今尚无中医医师应诊和中药房建制，镜湖医院也没有中药药房。澳门的中医医师绝大多数分散于民间基层卫生护理服务的人员之中。其学术渊源大都来自祖传以师带徒，正规中医院校毕业生较少，但在卫生司都能够得到资格认可，领取牌照开业。据悉，近年业由于内地往澳门移民的增多，中医医师也相应增加，该司对资格认定逐步强调学历，有“水涨船高”趋势。
中医医师较为集中的单位是同善堂药局，其次为澳门街坊中医诊所、三巴门坊众会中医诊所等。同善堂门诊就诊病人拥挤，尤以针灸科为多，秩序并然。该门诊有中西医师20多人，业务繁忙，透视、化验检查只够应付日常看病，急危重病人常须让其到镜湖医院住院。个体开业的中医诊所灯光招牌，沿街随处可见。不少私营中医诊所采取预约就诊和昼夜应诊的方式，挂牌的内、妇、儿、骨伤等专科特色非常突出，有的还写着“××中医学院毕业”等学历以供选择。因为具有方便简易的特点，往往为广大居民乐于接受。
在澳门闹市上，街道两旁中药店铺很多，除同善堂药局外，大都属私人开业。药店的饮片装在货架上无色玻璃筒内，琳琅满目，使购药者抬头便可以看出药品质地的优劣。中药材和中成药进货皆有专营，饮片遵古炮制，极为考究，注重质量，强调信誉。服务态度亲切，给人的第一印象颇佳。但与内地相比，收取费用较高。多数药店常兼售燕窝、银耳、鹿茸等高档补品，为澳门中药业的又一特色。
全澳中药制剂方面，包括同善堂药局在内的一些药店，只能承做传统蜜丸、水丸、散剂和膏丹剂型。由于缺少中药制药厂，不能从事中药新剂型的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自行制定促进医药卫生服务和发展中西医药的政策。社会团体和私人可依法提供各种医疗服务。”依据这项法律，澳门回归祖国之后，作为医疗卫生事业一部分的中医药事业，随着全澳经济的腾飞，必将得到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