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药物的认识、选择和应用，是从天然药开始的。夏、商、西周三代已在植物类药、动物类药和矿物类药的认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在河北省藁城县台西村商遗址中曾出土有30多种植物种仁，其中可作药用的有桃仁、杏仁、郁李仁等。在河南安阳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玉杵臼、杵身和臼内存留有浓厚的朱砂痕迹，当为粉碎、研磨宋砂等矿物的器具。
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辞，不但记载许多药用植物、动物和矿物，有不少直接是记述药用的卜辞。如禾、粟、麦、秜、稌、菽、麻、葑、黍、马、牛、羊、豕、犬、鸡、玉、石等。
殷墟卜辞反映的药物知识，仅仅局限于巫医用药情况，还不能反映当时药用知识的全貌。
周人比起殷人来更重视农业，而以植物药为主体的中国传统药物学其形成与发展，和农业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诗经·七月》中记载可入药用的（远志）、郁（郁李）、桑、蚕、蘩（白蒿）、萑苇（芦苇）、蜩（知了）、（野葡萄）、葵、菽、谷、枣、稻、瓜、壶（葫芦）、苴（麻子）、荼（苦莱）、樗、黍、麻、麦、稷、茅、韭等。《诗经》载有三百种可入药的动、植物和矿物，由于农业的发展和粮食的增多，周人到周原定居前后，已掌握制饴技术，留下了诗句。
药物知识与经验的积累，用药实践的发展，带来了药物理论的升华。《周礼》中提出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的理论。五味是醯（味酸），酒（味苦），饴、蜜（味甘），姜（味辛），盐（味咸）；五谷是麻、黍、稷、麦、豆；五药并非指五种具体药物，而是草木虫石谷五类药物，关于药物分类的思想已显出端倪。五行学说与药学的结合，药学与预防、药疗、良治实践的结合，是《周礼》所载药学知识、经验与理论的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酒的发明
晋人江统在《酒诰》里载有：“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说明煮熟了的谷物，丢在野外，在一定自然条件下，可自行发酵成酒。人们受这种自然发酵成酒的启示，逐渐发明了人工酿酒。
我国最晚在夏代已能人工造酒。如《战国策》：“帝女令仪狄造酒，进之于禹。”据考古发掘，发现龙山文化遗址中，已有许多陶制酒器，在甲骨文中也有记载。藁城县台西村商代墓葬出土之酵母，在地下三千年后，出土时还有发酵作用，汉代班固在《白虎通·考点》中亦有芳香的药酒意思的解释。罗山蟒张乡天湖商代墓地，发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古酒，它装在一件青铜所制的容器内，密封良好。至今还能测出成份，证明每一百毫升酒内含有8239毫克甲酸乙醋，并有果香气味，说明这是一种浓郁型香酒，与甲骨文所记载的相吻合。
周代，酿酒已发展成独立的且具相当规模的手工业作坊，并设置有专门管理酿酒的“酒正”、“酒人”、“郁人”、“浆人”、“大酋”等管职。
（二）酒的药用
酒是最早的兴奋剂（少量用之）和麻醉剂（大量用之）。酒的发明和应用，促使用药范围不断扩大。酒有通血脉，养脾气、厚肠胃、润皮肤、去寒气、制药剂、消毒杀菌的功效。《黄帝内经》指出古人作“汤液醪醴”，其医疗作用是“邪气时至服之万全”。古代医生治病时常借助于酒力，使药物取效。“酒为百药之长”即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
再从古“醫”字也可以看出古代医和酒的关系，醫，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说：“醫治病工也……从酉”。“醫，病声，酒所以治病也。”又说：“酉，八月黍成，可以酎酒。”在商代至周初文字凡是“飨酒”之酒都“酉”，甲骨文酉表示以罐储粮，发酵成酒，形似酒坛，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真实的历史文化。从“醫”字的结构可以看出“醫”字用病声和酒二者会意组成，说明古代医疗与酒关系甚密，体现了酒在医药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汤液即汤剂，是伊尹创制发明的。伊尹原是汤王的厨师，后被起用为宰相。《史记·殷本纪》：“伊尹以滋味说汤”《黄帝针灸甲乙经·序》：“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伊尹既精烹调，又通医学。根据烹调饮食的经验以提高配制汤液的方法是很可能的。
汤液的创制发明，绝非是伊尹一个人，或非一个时期。汤液的发明，是无数先民通过千百年的生活实践，从采药用药与烹调中长期经验积累的结果。
汤液的发明，是医药发展史上的一次跃进，标志着方剂的诞生，是医学史上一项重要的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