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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永升 浙江中医药大学 积累临床医案 我到先生身边工作，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整理医案。一天，先生交给我一叠厚厚的病人处方。告诉我，他早年保存的处方都在“文革”抄家时散失了，很可惜，这些是后来留存的。他还给我讲了整理医案的基本要求。我把先生的处方打开一看，十分惊奇。只见处方已按病人分类，每一类病人的处方都用一枚大头针或回形针别好分开。许多处方都因日久变色发黄。病人就诊时间大多是70年代初期，有的是60年代中期，保存时间已达10年以上，可见先生重视临床医案的积累。有的在处方边上注有当时病人诊病的背景。有的处方前会附有一张小纸，记录服药后的效果。如一例支气管扩张反复咯血病人，上面写着：“病人以喜悦心情，谓多年不愈咯血，第一次见痰中血净”。还有的病人处方装在信封中，里面附有西医检查的化验单以及住院记录等。充分体现先生做事之严谨、细致、认真。医案整理一般先由我撰写初稿，然后交徐荣斋老师修改，最后由先生定稿。在工作中，最难也是最主要的，莫过于撰写“按语”了。既要把先生理法方药特色提要钩玄，又要进行理论阐析。为此我阅读了不少方书，除四大经典、中医教材之外，还读过《类证治裁》、《临证指南医案》、《傅青主女科》、《小儿药证直诀》等等。既使我了解了先生辨证施治、理法方药的特点，也提高了自己的中医理论水平。该医案整理后，由浙江科技出版社出版，书名《何任医案选》。 校注《金匮要略》 1978年10月，完成《何任医案》整理工作后，通过考试，我成为由先生担任研究生指导小组组长、徐荣斋老师具体指导的中医古典医著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5年，先生又承担了卫生部中医司下达的主编《金匮要略校注》的任务。为此，先生首先挑选了几位我校中青年骨干教师组成项目研究组，由我、连建伟、汤金土、冯鹤鸣、俞景茂、高越敏、黄英俊等8人组成，并进行了分工。其次，派我到北京拜见了中国中医科学院马继兴研究员，并分别从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等处复印了公元1340年元代仿宋刻本《新编金匮方论》，又称邓珍本，作为底本。复印了明万历27年赵开美《仲景全书·金匮要略方论》、明万历29年吴勉学《古今医统正脉全书·金匮玉函要略方论》作为主校本，为顺利开展校注工作奠定了基础。第三，对校注工作，先生要求大家认真、严谨，做到“信、达、雅”。所谓信，指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表达准确；所谓达，指语译要通顺明白；所谓雅，则是在信和达基础上，力求做到文辞简明优雅。对校注工作中我们提出的问题，先生总是以他广博的学识和在《金匮要略》研究上的深厚积淀，予以解答，使我们获益良多。为了减少干扰，提高校注工作的质量和进度，先生组织项目组先后两次在解放军128医院、117医院的招待所集中工作，每次10天左右，先生与我们一起同吃同住，度过了一段紧张、高效而又快乐的时光。 在先生的主持下，该项目历时4年，经过全体成员的通力合作，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不少成绩。例如《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篇木防己汤下，石膏用量诸本均作“如鸡子大12枚”，约合今之一二斤，如此用量，令人费解。然经过我们校核，发现《外台秘要》该方石膏用量为“如鸡子大3枚”，较符合临床实际。于是，我们就在校注中予以注明。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审稿会上，北京中医药大学刘渡舟教授、上海中医药大学殷品之教授等专家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1990年《金匮要略校注》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1992年该项目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正是有先生奠定的基础，才使我校中医临床基础学科成为教育部国家重点学科。 提炼治病方法 先生从医70余年，临床经验丰富，诊务繁忙。在他80多岁高龄后，依然坚持每周两个半天门诊，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每次上午的门诊规定挂20号，但先生往往经不住远道而来病人的请求，每每会加到30多号，门诊时间也一直会拖延到中午12时乃至下午1时。 先生门诊时有一习惯，一般由他本人把处方写好，让学生抄好后交给病人。门诊结束，他又把自己写的处方悉数带回家中。对这些处方，在下次门诊前，他一定会抽时间浏览一遍，尤其对那些疑难重症病人的处方更会仔细审视。他对我说：诊病时病人多，时间有限，辨证施治难免会有考虑不全之处，现在静下心来仔细思考，必要时找些资料，把原先的理法方药作些调整和补充，就会使疗效进一步得到提高。其对病人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态度，由此可见。记得先生曾对我提起过治疗一例中年男性慢性胆囊炎的过程。病人有脘胁胀痛，纳差，苔薄腻，脉弦，初诊时用四逆散合金铃子散加当归、木香、黄芩、青皮治疗。服药后胁痛虽有减轻，但脘胀和纳差、腻苔仍有。先生认为，当时如加入芳香化湿药，也许疗效会更好。所以复诊时就加上藿香梗、佩兰叶等，果不其然，药后症状改善非常明显。 正因为先生临床诊治疾病善于不断思考，不断总结提炼，所以他的临床辨证准确，方药精炼，一张处方少则五六味，多则十一二味，治疗效果显著。现将先生治疗咳血的经验方——加味旋覆代赭汤介绍如下：该方由玄参12克、麦门冬15克、旋复花（包）12克、代赭石12克、仙鹤草30克、炙百部20克、浮海石12克、蛤粉炒阿胶12克、茜根炭12克组成。若咳血较多可加藕节、白茅根；若肺阴虚明显，可加西洋参、生地黄、鲜石斛；若病程久、肺肾阴虚可加七味都气丸；若胸闷痰多，加浙贝母、瓜蒌皮、杏仁、桑白皮；若内热较盛，加黄芩、知母、丹皮；若痰中脓血相兼，加鱼腥草、薏米仁；若鼻咽癌、肺癌患者，可加七叶一枝花、蒲公英；若肺结核低热、盗汗者，可加百合、糯稻根。该方适用于支气管扩张、肺结核、肺癌等病出现属于肺阴不足、内热偏盛型的咳血、咯血。症见干咳少痰、胸闷，咳血多由咳甚引发，或纯血鲜红，或痰中带血，或反复咯血。舌质红少苔或苔薄黄，脉细数或滑数。方中玄参、麦冬、蛤粉炒阿胶清热润肺止血；仙鹤草收敛止血，旋复花、代赭石消痰降逆，兼以止血；百部、浮海石清热化痰止咳。全方共奏润肺清热，消痰降逆，凉血止血之功。 心系中医事业 先生一直对我十分关心，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2003年，我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出台的一些文件，结合中医药近年来发展的情况，撰写了“中医药学发展的五大趋势”一文，发表在我校《学报》上。先生看后，笑着对我说：“文章写得不错”。其实在世纪交替之际，先生更是把中医药的发展系在心上。“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年忧”，他先后写了“岁阑话中医”、“二十一世纪的中医”等文章，回顾了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要重视人才的培养，重视中医特色，重视临床能力的提升以及重视中医学术的发展。临床疗效是中医对社会贡献的主要体现方式，是中医的立身之本，为此，先生先后写过3篇关于如何提高临床疗效的文章，他在第一篇“加深中医功底，提高临床疗效”的文章中，指出“主要是要加深中医本身的学术功底，提高中医本身的诊治能力，而且还需经实践不断充实自己，完善自己。如此持之以恒，中医临床疗效必定会日益提高。”在第二篇“再论加深中医功底，提高临床疗效”的文章中强调要重视发扬中医特色和学习掌握中医药文化。在第三篇“三论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文章中，提倡在应用中医学术思维治病的基础上，还要不断充实新知，为我所用，促进中医临床疗效的提高。2006年网络上出现“取消中医”签名闹剧，先生对此十分愤慨。在不同场合义正词严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并特意撰写“抚今忆昔话中医”一文。他认为首先是搞网络签名的这些人是对中医历史、现实、未来价值的无知，其次是社会上一些骗子、巫医打着中医旗号行骗，长期损害中医的形象；一些虚假广告和不实宣传，也给中医事业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他建议政府要加强政策信息渠道的管理，大力宣传中医药的科学价值。要加强中医药行业医疗、教育、科研工作的管理，尤其是对临床中医师要求心诚行正、德艺双馨，发挥中医验、便、廉的特色，提高疗效，做一个对得起社会、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中医科学的好中医。同时，谆谆告诫我们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教训，其对中医药事业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关心学校发展 先生从1953年起先后参与筹建浙江中医进修学校、浙江中医学院，并长期担任副院长、院长，对学校充满了感情。1984年，他因年事已高，从院长岗位上退下来，但依然十分关心学校的发展。1993年他为了促进学校的教学、科研等工作，捐资10万元，设立“何任中医基金会”，奖励作出贡献的教师和学生，该基金会成立后，共有30余名教师和学生获奖。1997年学校首次申报博士学位授权单位，需要经过浙江省教育厅和国家教育部的两级评审，先生以他的社会影响力，积极为学校多方推荐。2005年学校申报更名大学，当时报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有5所中医学院。由于教育部初步意见只允许申报3所，这样，我校获批的可能性较小。为此，先生给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佘靖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希望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从有利于中医药教育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向教育部争取。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支持下，教育部最终同意上报5所，为更名大学成功起到促进作用。2006年大学更名成功后，先生写了“岁阑的欣慰”一文，抒发了他对学校更名大学成功后的欣慰之情，尤其对大学以后的发展提出殷切期望，讲得情真意切，十分感人。现摘录如下：“浙江中医药大学，我们如何面对它，这一来之不易的欣慰。唐代诗人刘禹锡说‘大名之后，不宜无见。’意思就是说，享有盛大的名声以后，不能没有成绩的表现。我们的工作性质虽各有异，但应考虑我们如何做到‘不宜无见’。我们要有忧患意识，不能满足于现状。不论你在哪个部门，哪个院系，哪个处室，都要时刻想着你是中医药大学的一员，不要忘记这一点。如何突出中医特色，如何为继承、发展、创新而工作。古人说‘盛世兴学术’，我们身逢盛世，又遇到更名大学的喜事，我们要振兴中医药学术，既将不愧对古人，也一定为现代所首肯。同志们，我们共同勉励！” 勤奋铸就辉煌 先生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深得病人信任。先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善于遵循中医教育规律培养人才。先生勤于著述，笔耕不辍，著述等身。从1947年编著《实用中医学》，先后编写并出版《金匮要略通俗讲话》、《金匮要略新解》、《金匮要略校注》、《湛园医话》等著作20余种。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中医对心脏病的认识和处理”等学术论文300余篇。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被日本汉方医学界称为“中医研究《金匮》第一人”。先后担任浙江中医学院副院长、院长，浙江中医药学会会长，浙江省名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浙江省政协第四届委员，浙江省第五、六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高等中医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被评为首届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浙江省名中医、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届国医大师。 先生之所以能取得这些丰硕的成果，辉煌的成就，首先是与他的勤奋分不开的。有次闲聊中，他谈到，他对幼年时家里大厅上的一副黑底金字大对联印象非常深刻。上联是“醴泉无源、芝草无根，人贵自立”；下联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民生贵勤”。说的是做人要靠自己努力、要靠自己勤奋。他还说到，虽然他也是世医之家，但是等他上海新中国医学院毕业行医时，父亲何公旦不久就因病去世了，当时在龙泉乡间碰见的鼠疫等传染病的治疗，主要靠自己钻研，在实践中摸索、积累经验的。正因为有这样信念，无论是早年的求学，抑或以后的行医、教学，先生都十分勤奋。他在上海新中国医学院读书期间，坚持早起晚睡，每天学习十几个小时以上，度过了“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大学生涯。参加工作后，依然保持勤奋学习的习惯，他在《医林四十年》一文中，回忆1945年至1967年这20多个年头里，对于治学“身体力行，无暇自逸”。由于白天有教学任务和会议，故备课和自学多安排在清晨及夜晚，有时常到午夜。“夜卧人静后，晨起鸟啼先”，其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令人钦佩。 从我认识先生，就知道他老人家有记事的习惯，20世纪70年代他担任学校领导期间，每周会取出一张自己设计并打印好的日程表，分上下午把一周工作填进去，看了一目了然。即使他退出学校领导岗位后依然保持这一习惯，每天的事都写在纸上，完成一项划掉一项。这样使他繁忙的工作都能做到有条不紊。先生做事十分抓紧，他经常以陶渊明的诗“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激励我们。中医界经常有朋友、同事，通过我向先生要求写序、题词等，只要他答应的，一定会在规定时间内写好。有的时候，早一天刚把事情托他，次日他写好后就让人放在信封里给我送过来，动作之快，令我等中青年人自愧不如。同样，他交给我的工作，有时一件事刚完成，本想喘口气，可能他第二项任务又布置下来了，颇使人感到应接不暇。但是，正是这种勤奋、自立的精神使他不断取得一项又一项的成果。 其次，博学也是先生取得事业成功的重要原因。先生不仅熟悉中医基础与临床各科理论，而且对文学、历史、哲学等也有广泛的涉猎。先说诗，他在74岁时写了一本回忆录，曰《诗意留年》，共30篇，10万余字，每一篇的开头都用二句诗作为引子，心裁别出，也可以看出他的诗词功底。先生生前与上海中医药大学裘沛然国医大师交往甚密，我想除了志同道合外，与共同爱好诗文不无关系。其次是书画，2011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国医大师何任翰墨文化选集》，收集其书法绘画作品80件、名胜题字14件、医案手稿9则。君匋艺术院原副院长范汉光先生称“品行高洁博大，气息清纯和穆，笔墨深厚浓郁”，“精光内敛、温润如玉”。再者是音乐，先生最喜欢听的曲子是《春江花月夜》，他专门写过“养生与民族音乐”一文，记述民族音乐对人体健康的作用。 先生之所以知识面广、博学多才，与他喜爱读书是分不开的。家庭的陶冶，使他从小就养成了爱好读书的习惯。他的书法作品经常含有“学问勤中得，萤窗万卷书”、“读万卷书、傍百年树”等，足见他对读书之热爱。晚年时他还能流畅地背出《四时读书乐》。先生读书面很广，既有中医药类，也有人物传记等等，如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的《牛棚杂忆》。他经常请人到古旧书店、新华书店买书。一旦买到好书，他就手不释卷，废寝忘食。甚至上厕所，也会捧着看书。先生看书有个习惯，凡看到有用的地方或者看后有心得之处，有时用红笔作记号，有时就用小纸片摘录下来，因此他的办公桌玻璃台板下总是插满各种小纸片。正是这些平时积累的小纸片，日后都成了他著述时的素材。所以他一再讲平时学习要注意积累，只要积累多了，今后撰写文章就可以如同探囊取物，信手拈来，难怪他90多岁时，依然思路清晰，下笔成篇。 不少朋友曾对我说：何任先生是老一辈中医人中为数不多具有儒雅气质的中医大家。其实，先生在儒雅风度的里面有着一颗对中医药事业不懈追求的拳拳之心，有着一颗对病人、对学生、对社会的慈爱之心。面对中医药行业中的不正之风以及社会上的丑陋现象，他又敢于拍案而起，义正词严。佛为心、儒为表、道为骨，先生把这三者有机地融为一身。 斯人已去，风骨犹存。先生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是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我们唯有努力、努力、再努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