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官司，你怎么打？

　　“一辈子只干打官司这一件事，也要为爱女讨个明白！”北京一个5岁小姑娘手术中被误切卵巢，其父怒而告医院，历时近4年，经3次医疗事故鉴定，法院终判被告赔偿31万元。耗尽精力的父亲结案后感叹：“没想到这个官司打起来这样难。”

　　虽然旷日持久，终归赢了。而那些带着病痛，走上原告席，添了心痛，又败诉下来的患者和家属们，为数要多得多。记者采访中接触的三位律师，都说不愿代理患者打医疗官司，因为“取证太难，胜率太低”。

　　医疗事故鉴定信得过吗？

　　依照现行法规，法院受理医疗事故赔偿案，先要当事人提供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做出的医疗事故鉴定，该鉴定结论既是立案依据，也是审理中的定案依据。

　　如此规定，将有些想要起诉，由于某种原因，不肯、不敢、未及时做医疗事故的鉴定患者或患者家属们，拒之法庭门外。律师王月红(新格律师事务所)给记者讲述了一个案例：一14岁男孩，因肚子疼去哈市道外区某医院求治，诊断为急性阑尾炎，有穿孔危险。手术前打麻药时，针头断入脊椎，取针头又将两节椎突咬除，造成患者背部“不吃劲儿”。奇怪的是，阑尾手术没做成，20天后竟然好了。患者家属欲告医院赔偿，咨询有关方面，告之如做医疗事故鉴定，被确认为“医疗意外”的可能性较大，遂放弃起诉。

　　目前，哈尔滨市法院仍依据1987年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审理医疗诉讼案。哈市法院民事审判员郎晓侠说，医疗事故鉴定是我们收案的前置条件，不过南方一些省分有松动，因为这一规定已不适应现实司法需要。我个人认为，现在的医疗事故鉴定方式对患者不够公允，被鉴定方是医生，鉴定方还是医生，难脱医医相护、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之嫌。应该让司法机关介入医疗事故鉴定。

　　哈市法院民事一庭副庭长李全文认为，当事人可以依据《民法》，避开医疗事故鉴定，直接向医疗过错方诉求人身伤害赔偿。法院可以通过调查质证，查明损害结果与医疗过程中的行为有无因果关系，来判定行为方有无赔偿责任。医疗事故鉴定只作为证据，必要时，由法庭委托举证。她说：“打医疗官司，要学会恰当运用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

　　理想的审理模式啥样？

　　现行医疗事故鉴定方式遭到质疑，多数医疗官司又离不开医疗事故鉴定。

　　据卫生部门有关人士介绍，医疗事故鉴定委员分省、市、县(区)三级，性质是同级政府下设机构，办公室设在卫生行政部门，其成员要求具有副主任医师以上资格，医技、医德良好。例如哈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160多名成员来自市内各大医院，每次鉴定会诊时，根据需要委托3至5名相关科医生参加。鉴定结果交由法院判罚，或由卫生行政部门执罚。

　　杨松(省卫生厅医政处长)讲：在医疗事故鉴定中，医政部门只是组织者，没有表决权。为体现公平公正，我们也实行医生回避制度，但落实到谁该回避很难判断，同一专科的医疗专家数量有限，一般都有过学术交流。所以，一方面应相信医生的职业道德，另一方面，不能让卫生系统独家进行鉴定。已尝试请人大、政协代表和新闻记者参加医疗事故鉴定会，还没有制度化。

　　杨处长赞成让法医作为第三方介入医疗事故鉴定，但完全依靠司法鉴定不妥，虽然南方有过司法鉴定推翻医疗事故鉴定，并被法院采信的案例。法医学与临床医学毕竟不同，法医在致死性外伤等方面更有经验，但在临床救治上没有技术权威性，隔行如隔山在医学领域表现得格外明显。

　　他认为，处理医疗官司的理想模式是：取消医疗事故三级鉴定程序；法院敞开大门，受理当事人索赔起诉，视需要由法庭委托有关方面做医疗事故鉴定，鉴定结论由法庭质证，决定是否采信。这样可以解决患者状告无门，医疗行政部门也可以避嫌，免得医患双方长时间陷在纠纷的泥潭里。法院判决后，医疗行政部门将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职业医师法》，对有关责任人和单位进行行政处罚。

　　他介绍说，美国的做法值得借鉴，法院审理医疗官司，有医生、律师、外行人参加的陪审团与法庭组成一个整体，共同审理判案。

　　但也有不同意见。哈市第一医院眼科主任(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成员)侯勤英认为，原来的医疗事故鉴定程序没什么不好，专家们都是认真负责的。司法部门可适当介入，主要监督鉴定过程有无作弊，但外行不应参加鉴定，成立专家组成的卫生法庭尚可考虑。

　　据报载，3月26日，南京市秦淮区法院成立了“医疗纠纷合议庭”，聘请有关专家和学者组成顾问委员会，或担任特邀陪审员。哈市南岗区法院也尝试设立了卫生法庭。看来，对医疗官司的审理在逐步走向专业化、开放型。

　　赔偿数额凭啥定？

　　医疗官司的要害是赔偿数额的确认，如何确认，恰恰是争议的焦点。

　　杨松处长对记者说，现行医疗事故处理法规已经过时，一些约束条款早就被突破。“1999年下半年起，卫生部组织修改该法规，我是初稿修改组成员，至今已易稿十几次，始终定不下来，现在基本搁浅了。主要原因是卫生部、全国人大法制办、最高法院，对如何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有分歧，观点统一不起来，尤其是赔偿标准难确定。”

　　“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过去在处理医疗事故时，一直强调经济补偿原则，司法方面认为这有违《民法》，审理医疗官司实行了一对一赔偿原则，由此出现了巨额赔偿，实际是以惩罚态度对待卫生事业。”他认为，处理医疗事故应该比照处理交通事故，致人伤残，赔偿上限封顶，否则有失相对公平。“卫生立法应总体上保障国家卫生公益事业，不能苛求对个体的狭义的公正。当然，原法规的补偿标准太低，按照民法原则，医院又难以承受，可以考虑走到中间适当距离。”也许这个距离太难把握了，新法规至今“难产”。

　　哈市法院民事一庭的审判员与记者座谈时，也谈到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医疗事故与交通肇事不可比照。医疗补偿与医疗赔偿是两个概念，前者是医政部门对医疗事故的善后处理，后者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力。医疗事故追究的是差错赔偿责任，适用民法。

　　李全文副庭长说，在社会转型期，医疗机构福利性质受到冲击，有许多市场行为，医患之间更多地体现民事合同关系。法庭审理医疗官司会考虑赔偿能力问题，但有过错必须追究。过错的实际损害总是有限的，依照法律，过错方的赔偿责任是无限的。国有企业经营不善，也有倒闭的风险，医院为什么不能引入竞争淘汰机制呢？医院应不断提高技术和服务水平，不能以存在“赔黄”的可能，作为推卸过错赔偿责任的理由。医院可通过医疗事故责任保险来减轻后顾之忧，转移风险，而致力于提高医疗质量，减少医疗纠纷，才是化解风险的根本出路。 (作者：陈猛)

千龙网

2001.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