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防患于未然

　　“过去我觉得艾滋病好像是西方国家的专利。”四川省富顺县一中17岁的学生朱红霞说。“但现在我知道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

　　居住在这个偏远山区人口大县的学生对艾滋病认识的改变，得益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的一个预防艾滋病教育项目。这个为期两年的项目通过课程教育使朱红霞和富顺县的很多学生了解到，自从15年前在中国大陆发现首起艾滋病病例，截至去年底，中国大陆所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已累计达17316人，其中647人为艾滋病患者，400多人已经死于艾滋病。

　　据中国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健康教育与信息室主任刘康迈介绍，目前在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正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

　　由此他认为对青年人进行预防艾滋病的教育至关重要。特别是今天，中国的人口流动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而社会的开放度又使青少年对早期性行为和非婚性行为的态度越来越宽容。问题是，很多人对安全性行为却知之甚少。

　　中国生殖卫生教育学会今年就青春期教育进行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中国的少男少女与十年前相比，已提早一年进入性成熟期，然而他们当中84％的人“对应掌握的性知识毫不了解”。因此，刘康迈认为，“应加强对社会大众进行预防艾滋病的教育，不然今后会有很多麻烦。”

　　随着与外界交通的改善，人员流动趋于增多，富顺县的吸毒人数在上升，目前已有几起艾滋病感染病例。

　　鉴于富顺县的人口密度，加之该县毗邻中国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云南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四川省政府1998年决定将富顺作为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项目的试点县。

　　“目前在校的4万中学生中，有的毕业后可能会加入外出打工者的行列。现在对他们进行预防艾滋病的教育可以为他们提供一道保护屏障，确保他们在今后追求美好生活的路途中身心安康，十分有必要。”富顺县县委副书记杨洪春说。

　　据统计，截至1999年底，中国79％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年龄在19岁以下的感染者占9．5％。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进行预防艾滋病的教育。许多在国际上证明是成功的教育办法和措施在中国却很难为人接受。首先，公开展示性工具就被视为禁忌，公开宣传避孕套的使用也会引起争议。另一方面，正如刘康迈所说，不少寻常百姓认为艾滋病是道德问题，是“坏人的病”。

　　在富顺，预防艾滋病教育在项目开始时也遇到了许多障碍。过去两年中一直负责项目具体实施的县教委教研室主任魏中和回忆说，“阻力主要来自家长和教师，尤其在涉及艾滋病的性传播途径和使用避孕套内容方面。”

　　担任这些课程的教师意识到这些文化和心理障碍之后，采取了一种“低调”教育方式。“我们对艾滋病的性传播内容只是点到为止，不旁及也不进一步详细阐述。对初中学生，我们主要侧重艾滋病的母婴传播以及通过不干净的针具或未经检验的血液制品产生的间接传播。对高中学生，我们有时让男、女生分开上课。”

　　通常，为了避免尬尴，学生即使有问题也不会发问。“我们会找一些杂志或图书去进一步了解有关知识，有的同学甚至还可以上网查询。”朱红霞说。

　　预防艾滋病教育是没有列入教学大纲的课外项目，因此教学者尽量避免过去那种单一的“我教你学”的模式。魏中和说：“我们鼓励学生用各种形式将所学的知识用于自我教育，他们可以通过游戏、短剧、绘画及其它一些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形式在娱乐中学习。”

　　在他们自编的一个短剧中，一个学生扮演艾滋病患者，垂头丧气。而另一个学生则扮演成一个多嘴多舌的人，四处传播这个消息。很快受害者被孤立，无人搭理。这时一个“医生”出现，告诉他们艾滋病并非如他们想象的那么可怕，艾滋病患者需要关心而不是歧视或骚扰。

　　“这种学习的方式十分有效，”魏中和说。“这种教育的印记会长时间留在学生的记忆中。”

　　通常，学生会把在学校里学到的关于艾滋病的知识告诉家长和朋友，学校也努力通过召开家长会将这些知识传播给家长和社区。到目前为止，已有12805个家长参加了关于预防艾滋病的教育课。

　　如今，尽管不少家长比较保守，但富顺县的这项特殊教育内容已赢得了家长的广泛支持。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富顺的项目今年就将终止，但59岁的魏中和及县里很多老师表示，不论有无儿基会的资助，都要把这项工作继续开展下去。

　　中国在其“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中规定，到2002年，40％的农村人口和70％的城市人口应具备一定的关于艾滋病的知识。对高危人群而言，艾滋病知晓率应达到80％。

　　由于城市人口较农村人口信息渠道更加畅通，刘康迈认为，“在今后几年中，我们必须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广大的农村，并把重点放在艾滋病流行地区和高危人群相对较多的地区。”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07月28日第五版)

作者：马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