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艾滋病患者讲述自己的故事

　　与几位勇敢站出来的艾滋病患者坐在一起，这种聊天有几分悠闲，更多的却是摆脱不了的沉重。因为，无论怎样努力，曾经受到的伤害、歧视、冷漠、躲避，都无法忘却。更重要的是，他们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害者。几位感染者言谈中有一种不约而同的默契：他们从来不说“艾滋病”几个字，而用“这个病”代替。

　　我愿意公开姓名

　　个子不太高的孙福利是他们中间惟一彻底放松的艾滋病感染者，“我的姓名、身份、地址都可以公开无所谓，我周围的人都知道我这个病，邻村的不少人也知道。”

　　孙福利家在临汾市洪洞县一个村里，1998年之前，他的家庭生活很令人羡慕，虽然家在农村，也没什么文化，但出租车司机这个职业足以让全家人生活得快快乐乐。

　　“1998年春天对我来说是个噩梦！我的生活从此改变。”当年3月，孙福利出了车祸，随即被送往临汾市某镇的卫生院治疗。之后的情形孙福利至今难忘：

　　“动手术输血时，医院从市内叫来一个献血人员，医生抽了他800毫升的鲜血，直接输入我的身体。”手术后，孙福利开始出现不明原因的高烧，伤口久不愈合，医生见状，急忙为其用抗干扰素及其他抗癌药物，高烧暂时被压了下去。

　　一次偶然的机会，孙福利做了HIV抗体检测，检测结果验证了他的担心。“当时的感受只能用五雷轰顶来形容，我怎么也想不到，这种病会发生在我身上。那时我才20多岁，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妻子和孩子。”

　　愤怒之下，孙福利找到了医院，医院一边安慰他，“只是携带者，问题不大”；一边托人说和，给他点补偿了事。孙福利最终与医院签订了协议，拿到了5．3万元的“人道主义资助”费。但之后病毒开始在他的体内疯狂肆虐，高烧不退，腹泻不断，不能进食、入睡和坐卧，周身疼痛，体重从原来的160多斤急剧下降为90多斤。如今为这个病，孙福利背上了40多万元的债务，而他的身体已经基本不能干活了，一家三口至今和父母住在一起，地里的庄稼由年迈的父亲代种，妻子为照顾他

　　身心憔悴，年幼的儿子则由母亲代管。

　　“2001年，在律师的帮助下，我知道自己可以向医院要求赔偿，但没想到这个过程漫长又曲折，去年法院判决医院赔偿30万元，但医院拒不执行判决。”2004年春节前，法院好不容易从医院为孙福利要回了3000块钱，但络绎上门的债主让孙福利根本不敢面对，这个凄凉的年关，全家人是以泪洗面度过的。他说，他可以平静地面对别人异样的眼光，却无法面对家人憔悴的面容。

　　卖血害了他

　　和李治才（化名）的对话中，好多字眼让记者触目惊心：卖血、全村人、一个月七八次、40多块钱、生活……

　　看到记者的惊讶，李治才憨厚地笑了，“你们肯定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卖血，其实这很好理解，我们想挣钱。”

　　李治才所在的村子非常偏僻，一人一亩多旱地，平时种地挣的口粮只够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1995年，李治才和村里其他青壮年人一样，开始靠卖血挣钱。

　　采血的车开到村里，村民也不管是哪个血站，一哄而上抢着献血，李治才也不例外。“那时一个月卖七八次血很正常，一般都是400cc，最多时我一次卖过800cc的血。”卖一次血一般可以拿到70块钱，但“经过中间各个环节的抽成”，到自己手里时只剩40多块钱。李治才回忆说，那段时间，村里好多人脸色都“跟土墙一样”。“没有人懂得献血知识，只知道血抽了还有，虽然卖了一段时间血后，身体明显不好了，但没有人愿意退出。后来国家不让卖血了，我们也就不卖了。”

　　“1998年，卫生部门联合进行普查，不久我就接到通知，第一次知道自己得了这个病时，非常害怕。那时觉得这个病是脏病，和那方面有关系。”回家后全家人对此进行了严格的保密。

　　2002年底，一次突然的事件，李治才的病情在全村公开了，人们议论纷纷，对他的态度180度转折，正在打工的厂子也辞了他。受尽病痛折磨的李治才开始遭受心理上的煎熬，他几次想到了死，但看看孩子和妻子，又失去了勇气。

　　那段最痛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原本非常排斥新闻媒体的李治才，第一次勇敢地站在了我们面前。面对面接受采访，他有些拘谨，但每句话却都那么真实。

　　又见梅子

　　去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前夕，我和梅子有过一面之缘，那次的采访因为互相的陌生和对方的戒备，进行得非常艰难。

　　第二次见到梅子，她明显主动起来，握着我的手有说有笑，一如久违的朋友。

　　半年过去了，梅子的脸色依然未见改变，但改变的却是她周身散发出的蓬勃朝气。梅子是个坚强的人，这种精神感染了不少艾滋病感染者，“我已经救活了两个得这个病的人。”说完这句话，梅子开心地笑了。她指着身边的张玉花（化名）——一个已年近60岁的老太太说：“她就是，本来病毒折磨得已经快不行了，她女儿找到我，让我想办法。我去了后又是安慰、劝说，又为她推荐抗病毒药物。这不，现在精神好多了。”

　　如今的梅子一边继续服用抗病毒药物和保健食品，一边坚持锻炼身体，时不时还要到其他患友家里走访，帮助对方消除心理负担。“从今年1月份起，我开始练气功了。这对心态的调节可能会好一些。”

　　分别时，梅子主动给我写下了她家中的电话，这种信任让我感动。而最后那个紧紧的拥抱，更让我读懂了她的心声——她不需要同情和怜悯，需要的是公平，需要我们把他们当成一个普通人，这就足够了。

2004.04.07

山西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