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已有人确认癌症是一种心身疾病，近年来心理免疫学的发展更为之提供科学的依据。
（一）个性因素与癌症
自古以来，就有人注意到癌症发生与个性有关。早在公元二世纪Galen就观察到抑郁的妇女较性格开朗者易得乳癌。以后的许多研究中提到癌症患者的心理特征有“反应迟缓、不大表露感情、与父母感情较冷淡”；“抑郁加抽烟易得肺癌”；“乳癌患者往往是怒气难以自制而又被压抑着”；“孤独、无助并处于绝望等情绪忧伤可使白血病及何杰金氏病发展”。
我国的恶性肿瘤以消化道为主，胃癌最为常见。据1980年的资料，胃癌死亡率占癌症总死亡率的23.03％，近年的研究表明，饮食因素及精神因素（社会心理因素）是胃癌的高危因素。据全国胃癌综合考察流行病学组（1981）指出，与胃癌相关密切的社会心理因素有：①性格特点：社会内向、抑郁、不灵活性；②生活事件：青少年时期或早期的精神创伤。张宗卫、郭艳容（1986）用自制的肿瘤流行病学研究量表测得，抑郁和不灵活的个性在胃癌的发生中有一定的意义（与健康对照组相比），但与其他癌症对照组相比则无显著差异，说明心理社会因素在癌症发生中具有普遍意义。北京城区调查表明，“好生闷气”居胃癌各类危险因素之首。
（二）生活事件与癌症
Miller（1977）在一篇综述中指出：①在200余篇涉及人格、情绪、应激对癌症关系的文献中，结论均为肯定其间的联系；②临床经验表明，确信自己癌症诊断者，往往预后较差，而对诊断持怀疑态度者常较好；③临床上有些长期存活（15～20年）后突然复发，其原因均为在复发前6～18个月内有严重的情绪应激；④乳癌与无法解决的悲哀有关；⑤对1，400对配偶作癌症发病调查表明，配偶一方患癌或死于癌症的心理应激可引起另一方患癌（当然还应考虑“共同环境”因素的参与）。
对比血液化学与心理学的变数之间的关系发现，血液化学可提供疾病的近期信息，而心理学变数对癌症的预后有关（Achterberg等，1977）。修女的乳癌发生率高于其他妇女（其他部位癌症发病无显著差异），这符合独身妇女乳癌发生率高于婚配妇女的事实。年龄起过40岁的修女，其乳癌发生率甚至超过独身对照人群。修女乳癌发生率较对照组为早。在45～49岁期间有一“突变”性增加，较消化道癌的“突变”早5年。
有人将不同疾病人群中出现类似的个性，称为一般性因子（G因子）；另外，还有一种界定癌症特定部位和类型的心理神会因素，称为特异性因子（S因子）。研究表明，乳癌病人的S因子为：①孩子较小或没有；②难以发泄的敌意和被遏制的愤怒；③信奉宗教或社会的正统规定；④犹豫不决；⑤早年生活特征是童年丧失父母形象或由于父母冷淡而使童年期较少保护和爱抚，使之常处于抑郁与绝望心境中。
用社会再适应量表作比较，癌症患儿在发病前一年内，遇到重大生活事件的比率较高。在心理治疗组中，72％的癌症病人在发病前数月到八年期间均受过近亲丧亡的冲击，而其他原因作心理治疗者（对照组）只占10％。
有关癌症发病与心理社会因素关系的研究在解释上有重大困难，这是由于方法学和实验设计的多样性所造成，另外，抑郁这个与癌症有密切关系的情绪状态，究竟是病前致病因素还是癌症后的身心反应，或者两者都有，都需要有力的证据。
心理社会因素促进癌的发生、发展显然是通过心理生理学途径实现的，这条途径就是心理－神经－内分泌－免疫轴。
大量的实验表明，电击、创伤性恶性刺激、反复而集中的条件反射实验可引起神经系统的过度或普遍应激而促进“自发的”肿瘤生长。去大脑皮质或使用中枢抑制药物（如巴比妥钠）可促使移植肿瘤发展和使动物提前死亡；而咖啡因及小剂量士的宁可明显延缓或阻滞肿瘤发生。
毁损下丘脑背内侧核及室旁核使甲状腺的腺样增殖退化；破坏背侧下丘脑可使移植肿瘤存活期延长；带状破坏下丘脑前部可引起抗体滴度降低和过敏反应的抑制或延缓。这些实验资料提示，下丘脑在中介心理社会因素对肿瘤的影响中起重要作用，下丘脑与免疫反应之间可能是通过植物性神经系统及神经内分泌等多种过程共同影响的。有关的资料包括：
1．内在发怒（anger-in）伴有肾上腺素分泌增加；外显的发怒（anger-out）伴随去甲肾上腺素的增加（Funkenstein等，1957）。
2．不同类型的应激可引起血、尿中激素发生明显的特异性改变，多数应激反应可致17－羟皮质类固醇、儿茶酚胺、甲状腺激素及生长激素的增加（Mason,1968、1972.）。
3．亲人丧亡（父母、配偶）、防卫应对失败而致精神抑郁时，有17－羟皮质类固醇升高或T细胞数减少。皮质醇水平增高对乳癌病人的预后不良；应对较好或灵活者，皮质醇水平低，而且预后好（Stenback等，1965；Katz等，1969）。
4．神经内分泌系统主要是集中于下丘脑弓状核区及延髓孤束核的阿片-黑色素－皮质素系统（opiomelanocortin，即ACTH／内啡肽）以及广泛分布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RF）神经元核群。这两个系统都是免疫反应产物反馈效应的靶组织（Joseph等,1985；Blalock及Smith,1985）
心理社会因素启动神经内分泌系统与免疫系统环路，从而影响癌症的发生与发展（参见图5－2）。
用药物、放射线或手术治疗癌症所伴随的副反应常可构成暂时或持久的心理冲击。病人的反应取决于治疗的躯体应激及对自尊心冲击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
化疗及放疗所致的恶心、呕吐是暂时性副反应，一般在24～48小时内消失。但是反应的严重与持续时间有很大的个体差别。如病人的焦虑可增强或延长反应；在预期或回忆治疗也可引起恶心、呕吐常成为病人坚持治疗的顺从性（compliance）差的主要原因。
秃发也是许多化疗药物带来的副反应，常要持续于整个治疗期间。虽然，戴上假发可以解决不少病人的问题。但是，头发脱落这个事实会使病人为之心烦意乱，还可损害病人“否认”癌症的应对机制。
手术的结果是永久性改变。涉及颜面部或截肢、内脏造瘘、器官切除等都可构成心理创伤。有人发现，乳房切除后适应不良者约占20％，病人在获得装饰性乳房后，术后的抑郁降低，信心增加（грасименко,1979）乳癌病人术后约1／3有中度以上的焦虑及抑郁需要心理上的帮助，另外，结肠癌手术或癌性截肢因毁形或功能丧失而损害自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