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建立政权后，除改周之六官外，其制度多依前代之法。唐朝则多承隋制，“随时署置，多从省便”（刘昫等《旧唐书》卷42，志第22职官志，P1783，中华书局），仅有小的改动。五代十国时，政权更替频繁，典章多袭前代，无多创设。
隋唐医事制度，主要建立有三个系统；
为帝王服务的尚药局和食医；
为太子服务的药藏局和掌医
百官医疗兼教育机构的太医署及地方医疗机构。
1、尚药局和食医
尚药局之尚药奉御的职责是掌管为帝王合和御药及诊候方脉事，直长则为其助理。合和御药时，尚药奉御与殿中监有责共同监视直至药成，然后由医佐以上人员尝试后封印，写上该药名药物及组成，并注明制成之年月日，监视者亦均需署名，然后方可上奏。待皇上服该药之日，仍需由尚药奉御先尝，次殿中监尝，再皇太子尝，然后才由皇上服用。侍御医的职责为诊候调和；司医则协助御医分疗众疾；主药、药童掌刮削捣筛等加工药物。按摩师、咒禁师所掌同太医。食医掌“和齐所宜”，即掌膳食四时五味配合之宜。
尚药局进御的药物，每季由太常检查，凡腐朽霉烂者发还。左右羽林军、飞骑万骑有病者，则赐以药。在王公等官奏请皇帝同意后，尚药局医官也为王公大臣以下官员诊疗。
唐贞元十五年（799）后有“翰林医官”职，如《唐会要》载“贞元十五年四月敕”，殿中省尚药局司医，宜更置一员：医佐加置两员，仍并留授翰林医官，所司不得注拟”。（王傅《唐会要》卷65，P.1127中华书局1955年）何时设置待考。这可能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早设置之翰林医宫。
2、药藏局和掌医
药藏局是东宫官属下的机构，属门下坊管理，专为太子服务的医疗机构。药藏郎掌和医药，丞为之助理。皇太子有疾，由侍医诊侯议方，典药、药童为之修合医药。药进呈，由宫臣莅尝，如同尚药局之职。此外，太子内官中还有掌医三人，从八品，主医药，治疗太子宫人之疾患。
皇子的王宫中，置有“典医丞”（《隋书》卷27志22，百官中，P755）管理医事。
3、太医署为国家的医疗机关，也是教育机构。隋代属太常寺统领。有太医令二人（从七品下）、丞二人（从八品下）、主药二人、医师二百人、医生一百二十人、药园师二人、医博士二人、助教二人、按摩博士二人、咒禁博士二人，共三百三十余人。隋场帝时又增医监五人、医正十人。太医令掌诸医疗之法，并掌管该署之政令，丞则为其助理。医师、医正、医工主要为人诊疗疾病。诸博士及助教除医疗外，主要是以医术教授诸生。
唐代太医署承隋制，在人员配备上，似加强了医政的管理及教育的职责，在太医署下明确设医、针、按摩、咒禁四科，针科则为新设，各科均有博士、助教教授学生，有医工、医师辅助教学，并规定太医令、丞每季考核诸医针生一次，明显加强了太医署的教育职责。唐太医署仍有主药、药童以管理修合药材、药园师，药园生、掌固等栽培收采药材及药园师负有培养药园生成药师之责。太医署之教育管理、行政设施、课程考试等见“医学教育”节。
上述医事有关人员与其他官员一样按品级领取月俸。“医术者，不得过尚药奉御”，因而医官员阶最高为五品下。
隋唐时期地方医事制度也有所建树。隋代郡县官府均有医生。唐代地方医事较隋代更为重视，并建立了一套机构，其规定是：
京兆、河南，太原等府设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二十人。大都督府设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中都督府医学博士一人、学生十五人；下都督府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上州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中州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下州医学博士一人、学主十人（《旧唐书》卷44，志21，职官三，P.1915县官员）。
上述这些都督府，大、中、小州的医学博士，均身兼医疗、教学之职。既以“百药救民疾病”，又在助教协助下，教授学生，学主并有在州境内巡回医疗的任务。如贞观二十七年，在复置医学生时，就明确了“掌州境巡疗”（《新唐书》卷49下，志39下，百官下P1314）的职责，唐代州县等之医药设置，是由户口数决定的。以开元盛世言，四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五千户为中州，不足二万户为下州，以每户平均五人计，约千人就有一医学生，这个比例在这一时期应该说是不低的。从而可见唐政府对医学的重视。
此外，隋唐时期有佛教徒办的疠人坊，以收容男女麻风病患者。唐代寺院并设立悲田院以收养病人，武后长安年后由政府置使专门管理。至开元二十二年，玄宗下令将京城乞丐也归由病坊管理，官府以本钱所收利息供给病坊开支。这些也弥补了民间医疗人员之不足，对贫病患者有所裨益。会昌五（845）李德裕便奏请在两京及各州选取录事中年老谨厚为乡里称颂者管理，并改名养病坊。其两京给寺田十顷，大州、镇七顷，其他州五顷，以供养病充粥食之用，并以州镇羡余官钱置本收利以辅助。
此外，据《通鉴正误》载，“至德二载（757），两京市各置济病坊，嗣后各州普遍之，多设于庙宇。”此则有平民医院之性质。
五代时后唐末帝清泰年间（934～935），于太医署和诸道设置医药博士外，还设有翰林医官。如参加宋代《开宝本草》编撰工作的刘翰，后周世宗柴荣曾因其献经用方书而委以翰林医官职。南唐（937～975）也曾在各州设立医学，如陈士良曾任剑州（今福建南平）医学助教。
五代时对囚犯及监狱卫生也予以重视，如后唐明宗，曾敕令囚犯在狱疾病者，应委该处官吏当面录候，并令医人看候。每年夏初至八月，每五日差人洗刷枷杻一次。
周太祖曾令狱吏洒扫监狱、洗涤枷械，毋令蚤虱滋生；供给水浆，以免囚犯饥渴。如囚犯有疾，则全其家人看承；囚人无亲属，则官差医工诊候，勿致病死。
隋开皇元年（581）颁布有《开皇律》，惜己佚，唐承隋制，《永徽律》在永徽四年时曾由长孙无忌奉命注疏，名《唐律疏议》，是保存至今最古最系统的封建法律著作。隋律虽不可见，但从唐代律法中，亦可见隋律之端倪，而《唐律》中涉及医药卫生的律令不少，现分录其要如下：
（一）有关医药的律令
《唐律》中涉及医药卫生的律令，均见长损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1960年补印本）
1、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方杀伤人死，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即卖药不如本方者，亦如之。（卷26）
2、诸医违方诈疗疾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卷25）
3、诸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以所欺减一等。若实病死及伤，不以实验者，以故入人罪论。（卷25）
4、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者，医绞；料理拣择不精者，徒一年；未进者各减一等；监当官司，各减医一等。（卷9）
5、诸以毒药毒人及卖者，绞；即卖买未用者，流二千里，（卷18）
6、诸诈疾有所避者，仗一百。若故自伤残者，徒一年半，其受顾请为人伤残者，与同罪。以故致死者，减斗杀罪一等。（卷25）
这六条有关医药律令部显示了当时是研究了临床实践作出的律令，否则就难以区分是医还是因药误治的种种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百姓的健康。此外对犯人诈疾或故意自残、或请人伤残等以逃避罪责的手段也有所认识而用形成津令予以处理。台和御药有误而无效或误治，都要将医者处以绞刑，充分体现其维护封建帝王的特权。
（二）有关饮食卫生的律令
1、诸造御膳误犯食禁者，主食绞，若秽恶之物在食饮中，陡二年；拣择不精及进御不时，减二等：不品尝者仗一百。（卷18）
2、诸监当官司及主食之人，误将杂药至御膳所者，绞。（卷18）
3、诸外膳犯食禁者，供膳杖七十。若秽恶之物在食饮中及拣择不净者，答五十；误者，各减二等。（卷18）
4、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欲焚之，违者仗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盗而食者不坐）。（以上均见卷18）
上述有关卫生法令中，有两条是关于帝王的饮食的律令，误犯食禁、误将杂药带至用膳场所者亦都处以绞刑，同误医者一样，是量刑过重但此第4条则是对食物中毒之重视，这种处以重罪者可提醒人们对饮食卫生之重视，对保护健康是有利的措施。
此外《唐律》中尚有“如狂犬不杀者，答四十”亦是保障群众健康的有益措施。
（三）与囚犯有关的医药卫生律令
与囚犯有关律令有10条之多，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囚犯有请给衣食医药的权利，与家人会面的权利，狱官不得克扣囚犯食粮，囚犯有病不得拷讯等，囚犯的这些权利由律令保障，也体现了隋唐时期社会的进步，末条徒囚病愈不计日令陪役者条，说明徒囚有病可以有病假而不服役，然后才会有病愈仍不服役而加刑事。对孕妇犯罪的两条规定是保障婴儿生命和防止流产的措施，关于应议请减条则是对老幼、残疾人的照顾。唐代对囚犯的医药卫主管理是由刑部负责的。刑部有都官郎中、员外郎各一员，“掌配役隶，薄录俘囚，经给衣粮药疗，以理诉竞雪冤。”（旧唐书》卷43志23职官P1838），但具体执行这一工作的未见记载。
此外，唐律中还有对在役丁匠、军人及官户奴婢等医事律令，如“诸丁匠在役及防人在防、若官户奴婢疾病，主司不为请给医药救疗者，答四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这些对主管者的处罚虽轻，但至少有警告之义，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在役丁匠、军人战士和婢仆之健康。
《唐律》又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唐律疏义》卷44年），同姓者，在古代一般血缘较近，缌麻则是五服以内之近亲，因而这两种婚姻对第二代的影响是很大的，用法律形式加以禁止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
除《唐律》规定之律令外，皇帝之敕令也同样有律令的作用。如贞观初，唐太宗阅明堂孔穴图时，见五脏之系均在背部，认为刑即鞭背，乃五刑之最轻者，岂能因鞭打背部影响脏腑甚或致死，因而于贞观四年十一月下诏：“决罪人不得鞭背”。
隋唐时期是我国医学史上医学教育最为进步的时期之一，不但继续延袭着家传和师徒传授的优良传统，更开创和发展了学校式的医学教育，其规模之大，课程设置之新，教学目标之见。
我国有医学校教育性质者当始于晋，至刘宋时，医学校之性质已较晋为明显。后魏实际上已举办了医学校，但其设置、规模、制度等因缺文献记述而欠明确，隋统一全国后，在前代基础上，先后建立和完善了太医署，其它医学教育部分，分为医学教育和药学教育，医学教育设四个科系，医学系之编制有博士2人，助教2人，医师200人，医学生120人；按摩系有按摩博士20人，按摩师120人，按摩生100人；同时还设有咒禁博士2人。在药学教育方面有主药2人，药园师2人及药园生若干。共计隋代所设医学校之师生最多时达580多人，可知当时学院式医学教育已得到统治者高度重视。尤其在按摩医生的培养方面特别突出，其编制中按摩博士一职多达20人，按摩师120人，学生100人，这是整个封建社会绝无仅有者，结合隋炀帝命令集体编撰的《诸病源侯论》这部医学理论专著，虽然并不论述疾病的医疗方法和技术，但却详述了许多疾病的按摩导引等医疗技术和方法。
唐太医署实际上可视为中央医科大学，属太常寺主管，在行政管理上有太医署令二人，相当校长，负责全面领导之责。另有丞二人，相当副校长，协助太医署令之工作；府二人、史二人、医监四人、医正八人、掌固四人等，为协助校长分管教务、文书、档案和庶务等工作。
太医署学制，考核与晋升：唐代太医署的学制十分严格，据《唐六典》记载，体疗科修业期为七年；疮肿、少小科修业期为五年；耳目口齿科修业期为四年；角法修业期为三年。学生“初入学，皆行束修之礼，礼于师”，“其束修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以每年国子监所管学生，国子监试。州县学生，当州试，并选艺业优良者为试官。其试者，通计一年听受之业，口司大义十条，得八以上为上，得六以上为中，得五已下为下。及其学九年不贡举者并解退”。太医署对学生之学习成绩考核似更为严格，在原则上虽也指出“其考试登用，如国子监之法”，但又在注解中强调：“诸医针生读本草者即令识药形而知药性；读明堂者即令检图识其孔穴；读脉诀者即令递相诊侯，使知四时浮沉涩滑之状；读素问、黄帝针经、甲乙、脉经，皆使精熟”。最后在指出考察上述各门课程之学习成绩的制度时，要求“博士月一次试，大医令丞季一试，太常丞年终总试。若业术过于见任官者，即听补替。其在学九年无成者，皆退从本色”。又有“凡医师、医正、医工疗人疾病以其痊多少而书之以为考课（《唐六典》卷14，第19页广雅书局刊本），可见医主之晋升是十分重视实际技艺和诊病的疗效水平的。
关于教学纪律，对师生也都有明确的要求，《唐会要》记述：“凡学生有不率师教者则举而免之。其频三年下第，九年在学无成者亦如之”；“诸博士、助教皆分经教授学者，每授一经必令终讲，所讲未终，不得改业。诸博士助教，皆计当年讲授多少，以为考课等级”；诸生先读经文通熟，然后授文讲义，每旬放一日休假。前一日博士考试，其试读每千言内试一帖，帖三言讲义者，每二千言内问大义一条，总试三条。通二为及第，通一及不全通者，酌量决罚”。（《唐会要》卷66、卷35）
课程设置与学业教育：唐太医署的课程设置和学业教育方法也是很有特点的，既强调：集中进行医学基础课程教学，也很重视根据不同分科进行专业技术课程的小班教学方法，同时很注意学生实际临床操作技艺的培养，在共同基础学科考试及格的基础上，才可以参加分科学习。所谓“诸医生既读诸经，乃分业教习”，现分述之。
医科：是太医署五个系之最大者，其下还分五个学科，设太医博士一人，职位为正八品上，“掌以医术教授诸生习本草、甲乙经、脉经”，然后“分业教习”。“又置医师20人，医工100人，辅佐掌教医生”。（《唐六典》14，参阅《旧唐书》），在其40名医学生中，学习体疗者占半数以上，为22名；疮肿科有学生6名：少小科学生6名；耳目口齿学主4名；角法学生2名，专业技术课因史料快无尚不知其详。
针科：设针博士一人，职位较医博士稍低，为从八品上，掌教针生以经脉孔穴，使识浮沉涩滑之候。又以九针为补泻之法，要求针生“针疾先察五脏育余不足而补泄之”，指出：“凡针生习业者教之如医生之法”。《唐六典）明确规定：“针生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兼习《流注（针经）》、《偃侧》等图、《赤乌神针》等经。所规定之兼习课，都是五、六世纪医学家的著作，说明唐代的医学教育是很重视新理论、新技术的。针系之教育除针博士掌教外，还设针助教一人，针师10人，针工20人，辅佐针博士对20名针生之教学。
按摩：设按摩博士一人，职位比医博士低一品三级，为从九品下，掌教按摩生以消息导引之法、以除人风、寒、暑、湿、讥、饱、劳、逸之八疾，并损伤折跌者以法正之”。按摩系有按摩师四人，增置按摩工16人，辅佐按摩生30人（后减为15人）之学习，所学课程除与医科共同之医学理论、药物学学习外，专业课除上述”消息导引之法”外，还要学习“熊经鸟伸，延年之术”，如华陀之“六禽之戏”,魏文之“五槌之锻”等。按摩系实还包括有正骨之教学。
咒禁：在唐代仍有一麦位置，规模虽小，但也是五个系之一。设咒禁博士一人，掌教咒禁生以咒禁拔除邪魅之为厉者。其课程有山居方士之道禁，有出于释氏之禁咒等，其内容虽含有迷信成分，但气功以及某些心理疗法也多属之。该系有咒禁师、咒禁工各二人，辅佐博士对咒禁生10人进行教育。
药园：设府2人、史4人、掌固4人、主药8人、药园师2人、药园生8人、药童24人。但药园师除掌“以时种莳，收采诸药”。“辨其所出州土，每岁贮纳，择其良者而进焉”，更重要的是要负责药园生的教育，以及承担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学生学习《本草》，辨药形、识药性，唐太医署药园之设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在“京师置药园一所，择良田三顷，取庶人16岁以上20岁以下充药园生，业成补药师”，给各科医学生提供了认药、辨药的实践机会，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药用植物园。
地方医学教育：唐代对地方之医学教育也比较重视，其设校之普遍和建制之严谨等，是我国封建社会所仅有。唐代的地方医学教育始于贞观初（627），据《唐六典》记载，对全国各府、州医学校教师、学主的人数、品级都有规定。如“大都督府……医学博士1人，从八品下，助教1人，学生15人。”各地方所设之府、州医学校，除教育各地方所需医药人材外，并“掌疗民疾”，“以百药救疗平民有疾者”，凡诸州任土所出药物可用者，随时收采，以给人之疾患”。还强调：“掌州境巡疗”；“预合伤寒、时气、疟、痢等药……随需给之”，在新、旧唐书百官志中，还记有“诸州置助教，写本草、百一集验方藏之”。但同时地方医学校之设立和教学在执行中是不甚稳定的，尽管如此，仍可以反映出唐代在长安（今陕西西安）举办中央医科大学和在各州、府举办地方医校，以及在诸县设人管理“医药陈设之事”等等，均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些措施对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都有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