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九世纪初至抗日战争前的制药工业
前已述及，19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的早期西药房，无论是外商或国人自己开办的较大规模的药房如老德记、科发、中西、中法等药房除经营进口西药外，尚制造一些“本牌成药”，但未形成制药工厂或企业。清末洋务运动期间，我国已开始建立民用工业，如缫丝厂、纺织厂等，也未见有制药厂的兴建。
最早在中国购地建药厂的是英人施德之于1900年在上海开设的施德之药厂。随之华人也开办药厂，如广州的梁培基于1902年在广州建立梁培基药厂，1912年沈方知等于上海建立中华制药公司，此后，1917年建和平制药公司(广州)，1923年建九福制药公司(上海)，1924年建唐拾义制药厂(上海)。上海、广州是我国近代制药工业的发祥地，以后逐渐扩展至其它城市，相继建立了一批制药公司、制药社和制药厂。
上海自1912年中华制药公司建立后，至1924年陆续开设了93户药厂。不过这些药厂一般都是规模不大，设备简陋，资金很少，产品单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药进口恢复，药价逐渐下降，这些药厂无力与之竞争，纷纷倒闭，最后只剩了10余家。“五四”运动后，全国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打开了国产成药的销路，促使一些资本雄厚的药房建立药厂，如华生牛痘苗厂(1919)，五洲(1922)、中法(1925)、新亚(1926)、中国胶丸厂(1926)、佛慈(1929〕、新光(1933)药厂等。民族资本的制药工业一度有所发展。据统计至1936年末，上海共有药厂58家，职工1500余人，资本总额近300万元。
广州自1902年粱培基药厂建立后，继之建立的有唐拾义药厂(1902），和平制药公司(1917)，普济等药厂，这些药厂大多是进口西药原料而后加工成制剂，如用奎宁制成发冷丸；用山道年制成疳积饼或散；用阿斯匹林、非那西汀等制成止痛散等。据调查统计，1938年日军侵占广州前夕，生产成药制剂的药厂有30余家，产品种类100多个。
一般来说，我国制药工业的特点是“先商后工”，药厂大多脱胎于药房，由西药商业中分化独立出来的。从总体上看，大型的能进行半机械和机械化生产，具有资本主义规模的大药厂较少，而基础薄弱，技术落后的中小型药厂较多。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制药工业
随着日军侵华的扩张，我国领土不断沦陷。凡是沦陷地区，日本药商就乘机占领那里的西药市场，排挤掠夺我国制药工业，致使我国制药工业受到严重的破坏。在抗日战争开始时，上海的制药工业虽然遭到了战争的破坏，但不久又有所恢复。一方面当时设在租界地区的一些药厂，因其为日军势力所不及，故受损失较小，不久又恢复了生产。由于社会上对药品的需求量增加，自1939年开始，逐渐又开设了一些制药厂，制销成药以满足社会需要；一方面，由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欧美各国的原料药及西药制剂无法输入，一些药厂利用各种手段增资，扩大生产，不仅制销成药，还着手研制生产一些原料药。如磺胺类、咖啡因、葡萄糖酸钙、烟酰胺等。
在战争的威逼下，南京国民政府号召“工厂内迁”，我国几个大城市的重要药厂如中法、新亚、五洲、华美等陆续内迁至武汉、重庆、昆明等地。在内迁途中这些药厂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损失。虽然迁往内地的药厂，由于原料来源困难，成本高昂，质量不高，产销不正常，但它们制销药的药品对支援战时军民起了一定作用。
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制药工业
抗战胜利后，我国的民族制药工业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被官僚资本排挤、遏制，以制药工业的发源地上海为例，官僚资本利用在上海接收的日本武田、黑田和德国拜耳等药厂，继续用原有的牌号和商标，进行仿制进口药，与民族制药工厂激烈竞争。同时美国西药大量进口，以只有中国自制药品成本的1/10价格倾销至中国市场。使初具规模的上海制药工业在双重的排挤下受制沉重打击，绝大部分的药厂生产大幅度下降，处于勉强争扎的境地，甚至陷于停顿或倒闭。如1947年新亚药厂先后解散的职工达2/3以上，信谊药厂的化工厂被迫停工。据统计自从1912年上海制药工业开始独立设厂以后的231户至1949年9月只剩下了130户。
总之，我国制药工业自20世纪20～30年代兴起以来，虽得到一定的发展，但主要是加工制剂生产成药，原料药的制造甚少。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控制，政府的不重视，药学人才的的匮乏、化学工业与机械工业薄弱等因素，致使新中国成立前的制药工业十分落后。
一、药学研究
我国近代药学研究始于本世纪初，因为当时我国制药工业不发达，药品生产基本是仿制或制剂加工，所以主要为中药的化学和药理研究，对于药物合成与分析、药剂学、药物临床等的研究很少。早期从事中药研究的，主要是一些自欧美或日本留学回国的留学生，如陈克恢、赵承嘏、经利彬、朱恒壁、刘绍光、庄长恭、黄鸣龙，曾广方等，发表科研论文最早者为王焕文，他是中华药学会(中国药学会的前身)的创始人，该会首任会长。他于1909年在日本《药学杂志》327号上发表“关于茯苓的成分”一文。以后，1912年有人进行了“川厚朴挥发油的结晶成分研究”，1917年於达望研究了中药使君子。
20年代，北京协和医学院聘请美国药学家施米特(SchmidtCF．)来院建立药理系。当时药理系还有美国药学家伊博恩(ReadBE．)、自美国留学归国的陈克恢博士及赵承嘏等。他们研究了中药当归、麻黄、大风子、延胡素等。1923年证明当归粗制浸膏对动物子宫、小肠、动脉血管等平滑肌有兴奋作用。经分析证明其中含有的一种中性结晶物质有兴奋平滑肌作用。1924年陈克恢等人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等期刊上发表关于麻黄研究的论文，指出麻黄有效成分麻黄素(碱)的生理作用与肾上腺素类似而持久，其效能完全与交感神经兴奋剂相同，这一研究成果被认为是研究中药成功的典范，引起医药界的重视。由此麻黄素成为国际嘱目的一个拟交感神经新药。1928年赵承嘏报告由延胡索中提得延胡索素甲、乙、丙、丁、戌等5种生物碱，并略述延胡索素乙及丙的生理作用。当时协和医学院药理系对中药的化学与药理研究盛极一时，亦取得了一些成绩。
20年代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相继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中央卫生实验处等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以及一些高等学校陆续开展了药学研究工作。中央研究院设的有机化学研究组及生物化学研究组，他们对胆酸、维生素D、雄性激素、雌性激素以及治疗性病的606、914等砷制剂进行了研究。此外，对中药独活、柴胡、淫羊藿、桔硬、益母草、防已等也进行了些化学研究。
北平研究院下设的生理学研究所(1929年10月成立时称生物学研究所，1933年改为该称)，由经利彬主持。他与石乐皋、李登榜等人，曾研究防已、党参、川芎、柴胡、半夏、知母、常山、三七、地黄等，其研究结果多在该所出版的中西文报告汇刊上发表。该院下设的药物研究所，由赵承嘏负责。工作内容包括研究与制造，如从麻黄中提取出新的有机碱、从除虫菊中提取出克利生新(Chrysanchine)和克利生纯(Chrysanthene)，从细辛中分离出甲基丁香酚，酚酮等物质，从木防己中提出防己素甲与乙，从钩吻中提得钩吻素。此外还分得人参三七皂甙、远志皂甙元等。研究结果大多发表在《中国生理杂志》上。制造部主要生产少量的麻黄素，大风子油等，供国内一些医院试用。
中央卫生实验处的化学药物系中有药物研究室、化学实验室、药品试制室。这些研究室进行一些中药如贝毋、防已、远志、益母草、黄芩的研究，试制一些化学药品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科学研究人员的处境更为艰难。原来留在上海、北平等地勉强从事研究的单位，由于经费来源断绝，研究陷于停顿，只有抗战后方如昆明、重庆、成都等地开展一些研究工作。当时由于西药来源断绝，迫切需要药物自给，研究人员多从中药中寻求药源。特别是西南各省疟痢流行，所以对抗疟治痢的药物的研究较多也较重视。中央卫生实验处药物研究所迁至昆明，由刘绍光领导，曾进行过鸦胆子、新灵、瘴灵、保险子等研究。重庆的中央卫生实验处药理室，由张昌绍主持，曾对常山、鸦胆子、大麻、使君子、黄花夹竹桃等进行研究。重庆的中国特效药研究所(原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医务室)集中研究常山，姜达衢、管光地、胡成儒、洪式闾等从化学、生药、药理、临床等方面较全面地进行研究，并于1944年刊行了《常山治疟初步研究报告》。周廷冲、程学铭、张昌绍等更分别报告临床应用常山对良性、恶性疟均有效，且不逊于奎宁，但因其对胃肠道的副作用，未能推广使用。
抗战期间内迁的一些药学校系也进行了一些中药的研究工作。如华西大学药学系(成都)的汤腾汉对万年青、开喉箭、冬虫夏草、金银花等作了化学分析及部分药理研究；齐鲁大学药学系(成都)的薛愚等对一些中药的挥发油成分进行了研究；军医学校药科的(贵州安顺)的楼之岑等研究了黄精的化学成分；国立药学专科学校(重庆)的雷兴翰等对金钱草的成分进行过研究。
从本世纪初至新中国建立约40年间，在药学研究方面，主要是对百余种中药进行了研究，其中研究比较深入、系统、获得较多成绩的，有麻黄、当归、延胡索、防已、贝母、三七、芫花、蟾酥、使君子、常山、鸦胆子等，但在研究中存在一些问题。如研究中药药理很少结合传统中医药学理论，往往是从纯化学的角度研究，很少结合临床与生产，所以研究成果转化为商品药物者极少。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但近代中国在药学研究，尤其是中药的研究，无论是在机构、人员、研究手段等方面都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老一辈的药学家作了许多开拓工作，为药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药学教育
19世纪中叶，在我国开设的早期教会医院里，开始以训练学徒方式培养西医人才，逐渐有少数人学习配方调剂，这可算是培养西药人员的开始，后来逐渐发展为开办中级药科学校或训练班。至于高等药学(西药)教育的兴办是始于20世纪初，最早的药学教育机构为军医学校药科。袁世凯为操练新军之需，于1902年在天津设立北洋医学堂，1906年改名陆军医学堂(1912年改名为陆军军医学校)，同年创办药科。郑寿、孟目的、陈璞等先后担任主任。继军医学校药科之后，陆续创办了一些药学专科或系。
1913年于浙江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内设药科，(因此该校改名为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创办人为李绳其。於达望、黄鸣驹、黄鸣龙、林公际等在药科任教或担科主任。1920年齐鲁大学添设药学专修科。1941年改为药学系，隶属理学院。薛愚、于鸿鳖、李炳鲁等曾先后任系主任。1929年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成立于上海，该专修科因得到中法庚款之资助，每年派遣一二名官费学生赴法深选。1932年华西协合大学理学院创办药学系。1936年于南京创办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是当时国内唯一独立设置的高等药学教育机构，学制4年，首任校长孟目的。1936年于上海创立上海医学院药学专修科。1943年建立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
除上述外，尚有协和医学院药科、湖南湘雅医学院药科、广州夏葛医学院药科、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药科、苏州东吴大学药学专修科、满洲医科大学药学部、浙江大学理学院药学系等，这些校系(科)一般办的时间较短，毕业生较少，或是早已停办，影响均较小。
我国近代药学(西药)教育，在传播西方药学知识，培养药学人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为科研部门、药品检验单位、药厂、药房输送了掌握近代先进科学知识、技术的人员，为发展我国的药学事业发挥了作用。但在旧中国，由于政府重医轻药，药学教育未得到应有的发展。从1906年办军医学校药科开始至1948年，40余年间，偌大的一个中国竟没有建立起一所独立的药学院，直至1936年才建立独立的药学专科学校；1948年才成立东北药学院(现沈阳医科大学)。因为当时教育部规定，药学科属于丙类，丙类学科不能成立学院，只能成立专科学校。中法大学药科创建时，原称中法大学药学院，但教育部不予立案批准。当时高等药学教育机构，有的设在医学院内，有的设在理学院内，有的设在专科学校内，没有统一的学制和数育制度，既无明确的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和要求，也缺乏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本国的教科书，各校系(科)大都直接搬用外国教材，往往因人设课，师资队伍十分薄弱，大多数为兼职教师，据1949年统计，全国专任教师仅100余人，很难保证教学质量。无论是国立、省立、私立的药学校系(科)，由于条件的限制，一般规模均较小，因此，培养出来的人数很少。据1949年统计，当时培养出来的药师累计不过2000人，到卫生部门登记领取执照的药师仅484人(药剂士2873人)。1949年全国仅有药学院系(科)11所在校学生千人左右，可见当时药学教育的落后况状。
三、中国药学会的成立和发展
科学技术团体，是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至一定阶段的产物，其诞生后对科学技术起有推动作用。中国药学会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全国性自然科学团体，于1907年在日本，由中国留日学生发起组织成立的，王焕文放选为首任会长。辛亥革命成功后，学会迂回国内，当时会员有百余人。当时政府对学会工作虽很少支持与资助，但靠着一些热心于药学事业的科学家们的努力和社会力量的支持，作了许多工作，并且先后还成立了杭州、上海、南京、成都、安顺、昆明、台湾、北京等地方分会组织。
中国药学会自成立起至1949年共举行过12届年会，组织进行学术交流活动。总会与分会还创办了《中华药学杂志》、《中国药学杂志》、《药报》、《药讯》等期刊，对药学的学术交流及信息传播都起到一定作用，但是由于经济及其它条件的限制，一般出版时间均较短或出出停停。
中国药学会在历届年会上，对药学事业的许多方面，如药学教育、药品生产、药品检验、中药研究整理。药政管理、药学名词统一、药典出版、药师考试与审查等问题，都向当局提出建议、提案、呼吁、督促政府对药学事业的关心与重视。总之，中国药学会在我国近代药学发展过程中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在我国近代药学史上，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药学工作者，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生产自救，就地取材利用中草药，建立药厂生产药品和卫生材料，供应根据地和解放区军民的需要。同时开展了药学教育与研究工作，支援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促进了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卫生建设，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药材供应
根据地的药材工作，是我军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各级领导下，通过药学工作人员的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完成了各时期药材保障的任务。为保障根据地军民的健康，强调要充分利用中医中药防治疾病。1928年5月，红军攻下永新县城，获得一批药材，运至离茅坪不远的茶山塬，建立起红军第一个药材库。根据地一般在医院内都设有药房，有的医院在医院附近辟有药园或药圃，种植中药，有的医院还自制简单的中成药或制剂。
抗日战争时期，没有固定的军队后方，解放区经常处于反扫荡作战的战斗环境中，药材不可能贮存在固定的仓库中，为了使药材不受损失，将其分散掩埋起来，或藏入山洞、地窖中，待我军战斗回原地后再取出应用。新四军有些单位的药房就设在船上，敌人进攻时能迅速撤走，敌人撤走后即可马上进行工作。这一时期，敌后各解放区的药品供应更加困难，各根据地曾先后建立了一些药厂，生产一些药品，以适应军队及人民用药的需要。对于解放区不能生产的某些特效药品和战伤药材，如磺胺、外科麻醉剂、消毒杀菌剂、急救药等，则通过商人或药工干部扮成商人到敌占城市去采购，再通过地下党组织，设法转运至解放区。在延安还办有一些药房，如中央军委办的交通药店、联防司令部卫生部办的中西大药房、边区政府办的西北药材庄等，每个药房都经营中药批发、零售和配方，也兼卖少数西药和卫生材料，其中西北药材庄的工作很出色。1947年3月延安进行战略转移时，西北药材庄组成随军小药店，随机关部队一起运动，在战争的频颇转移中，保证药品供应。
解放战争时期，战役规模巨大，使药材消耗比以往战争大大增加，加重了药材工作的任务。这一时期，我军各制药厂有了一定的生产能力，并且当时各解放区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后方，生产条件和生产环境比较有利。因此，生产了许多前方急需的药品、敷料和器械，从抗日战争胜利到国民党发动内战这一短短的和平阶段，我军利用各种关系，从敌占大城市采购了部分急需的药品、器材，以充实我军药材贮备。另外在华东、华北等沿海地区，还为解放区军民争取到“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少量药品器材。总之，在解放战争前和解放战争过程中，我军药工干部，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筹集了大量药材，并安全及时地送到各部队、医院，保证了我军战时医疗卫生防病的需要。
二、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药品、器材生产
由于我根据地和解放区经常处于敌人的扫荡和封锁之下，处境十分困难，为了克服缺医少药，当时只有靠自力更生，生产自救，以解决军民的需要。早在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岗山根据地就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医药卫生器材厂，生产苏区急需的药品器材，主要为中药丸剂、片剂，和少部分西药，以及药棉、纱布、绷带与一般外科器械。至1934年，苏区已能生产樟脑、薄荷油、硫酸钠、硫黄、酒精、精制食盐等多种药品。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了许多制药厂。如1938年，八路军总部卫生部在陕西赤水县(现旬邑县)李家村筹建八路军制药厂(即八路军卫生材料厂，现在西安制药厂的前身)，于1939年正式建成，李维祯任厂长，设有西药部、生产酊、水、油膏、注射剂；中药部，生产丸、散、膏、片；及卫生材料部。1943年该厂改为陕甘宁边区、晋绥军区联防司令部卫生部材料厂。1945年药厂已有相当规模，可生产药品器材200余种。
1938在延安新市场后沟建立光华药厂，属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厂长为归侨梁金生。主要生产中成药和中药制剂约100种，并且加工中药饮片，西北药材庄为其附设的门市部。1938年华北及中原地区冀中军区卫生部建立了冀中军区卫生材料组，后改为冀中军区制药厂。1943年9月并入晋察冀军区伯华制药厂。1939年7月，晋察冀军区在河北省唐县花盆村建立制药厂，1941年改名为伯华制药厂，下设中药、西药、材料三个分厂。1939年，八路军前线卫生部在山西潞城县岗村创办卫生材料厂，八路军一二九师卫生部在山西黎城县背坡村办制药厂。1941年，两个单位合并为利华制药厂(即晋冀鲁豫军区卫生材料厂)，主要生产卫生材料和部分中成药。1942年西北地区的晋绥军区创办晋绥军区制药厂，下设材料、制造两个股和一个采药队，生产军需药品及医疗器械。
1943年华东地区胶东军区卫生部在山东省胶东牙前县(现牟平县)后垂柳村成立制药厂，1944年改为山东新华制药厂，设有中心试验室、制药部、器械部、酒精分厂和经营部。1943年华东军区卫生部创办华中制药厂和制药所，并和胶东军区办的卫生试验所于1947、1948年先后并入山东新华制药厂，改名为华东新华制药厂。
1946年，冀中军区卫生处在河北安国县组建了旗帜药厂(现保定制药厂前身)。冀鲁豫军区卫生部在濮阳成立了亚光制药厂。同年，长春解放时，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卫生部接管了当地的药厂，迁至东北佳木斯，建立了东北卫生技术厂。
1947年，西北地区的晋绥军区成立了晋绥卫生试验所，主要生产破伤风抗毒素、牛痘苗、伤寒副伤寒混合疫苗等。1949年，西北地区的联卫材料厂、晋绥军区制药厂、晋绥卫生试验所等单位在山西新绛县合并成为西北人民制药厂，生产有所扩大，品种有所增加，不仅生产药品、材料、器械，而且还生产破伤风抗毒素等血清疫苗。
在战争年代中，克服种种困难，使根据地解放区的制药工业日益发展、壮大，不断扩大生产，提高产品数量、质量，不仅为根据地解放区军民的健康服务，同时为我国解放后发展制药工业准备了技术力量和培养了干部。
三、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药学教育及科研工作
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药学人员十分缺乏，为了医药卫生工作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在抗击国内外强大敌人的艰苦环境下，从1931年起便先后办起了各种类型药学校和学习班，培养药学人才。早在红军时代，1931年在江西瑞金创办了军医学校，由医生、药师10多人分任教员。1932年10月，又专门办了调剂班，学员经过半年左右的培训，便分配到医院从事调剂工作，同时还兼管采药等工作。1933年军医学校改名红军卫生学校。1934年由于形势变化，部队撤离瑞金，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的调剂班随军转移，1936年1月，红军卫生学校恢复，设有军药班。军药班接续苏区红军卫校调剂班的班次，为第六期。以后学校迁至陕北保安县(志丹县)的康家沟，办了第七期。1937年，第四方面军所办的卫生学校与陕北中央红军卫校合并，不久改称八路军卫生学校。1938年，学校迁至延安南面鹿县(富县)的张村驿，同年搬到延安东部的柳树店，招收了第八期和第九期军药班学员。1940年3月，八路军卫校迁到延安，改为中国医科大学，军药班成为医大的药科。这时由大后方来的龙在云等倡仪成立药科学校。1942年经卫生部与总后勤部研究批准，在中国医大药科的基础上成立了八路药科学校(一名延安药科学校)，李维祯任校长。1946年，由龙在云率领药校师生随军北上，在东北佳木斯建立了东北药学专门学校(简称东北药专)，1948年沈阳解放，学校又迁至沈阳，接管了沈阳医学院药学系，成立东北药学院，后相继改为中国医科大学药学院和沈阳药学院。
在其它解放区，华东军区白求恩医学院药科(前身为新四军军医学校药训班)举办了多期药训班，培养药工人员，此外还出版了教材。由于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解放区的扩大，部队药工人员的需要增多，东北、华北等地区相继成立了药科学校或药训班，培养成千上万的药工干部。1947年华东军区卫生部还编辑出版了《药学生活》期刊和其它资料，供药工人员学习。此外，解放区的不少药厂均设有药学训练班，培养制药等技术人才。如1947年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卫生材料厂举办了制药训练班。
为解决医药需要，除举办教育培养人才外，还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不少药学科研工作。首先从事剂型的研究工作，如红四军中医院和1931年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医药卫生器材厂，将单味中药研制成不同剂型的药剂供部队使用。1939年，他们又研制出来柴胡注射液，用以治疗疟疾和一般热性病。除了单味药研究外，还研究复方，如用银花、连翘、升麻等配制合剂，用当归、元胡、益母草等配制成康宁丸，用麻黄、柴胡、黄芩等配制成替阿林等。1939年，八路军前方卫生部在太行山建立了制药研究所。1940年7月，西北药厂在试制新药的同时，还将建厂以来生产研究工作的经验，编写成一本《抗战新药集》，记载了该厂所产的20余类100多种药品作用、用法制法等。同时收集有关科技情报资料进行研究，加强对新品种的研制。1943年该厂成立了研究室，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使肝注射液、精制食盐、碳酸氢钠、石膏等10多个新品种得以投产，麻黄素的提取、羊肠线的试制也获得成功。此外，还研究解决了最为紧张的药用中性玻璃的生产问题。40年代初，在陕甘宁边区瓦窑保建立了卫生研究所。在晋绥边区卫生试验所，李志中、瓮远等研制成功破伤风类毒素、破伤风抗毒素、牛痘苗。1944年12月，胶东新华制药厂成立了试验室，1945年胶东工业研究室的医药组并入该室，更名胶东新华制药厂研究室，先后研制成功乙醚、小苏打、甘油、鱼肝油、鞣酸蛋白等。
1942年建立的晋绥制药厂，从黄芩中提炼制得黄芩素，用作解热剂。他们还用乌梅、苏叶、薄荷脑、甘草等提炼制成清凉片，用于急性热病的食欲不振、烦渴及胃酸缺乏、消化不良等症。1946年，新四军卫生部制药所在山东沂水建立了实验室，从事麻醉药品的研究和试生产，1947年并入山东新华制药厂研究室。
总之，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药学科研机构和人员虽不多，但他们却取得了很多成果，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