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黄大有编译的《物理诊断学》一书，奠定了我国物理诊断学教学的工作基础。1951年2月陈锵翻译了卡博特《物理诊断学》第十三版，由东北医学图书出版社出版，1977年12月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由黄大有，黄萃庭主编的《物理诊断学》一书，该书的出版，是我国物理诊断学发展的里程碑，是我国1949年以来第一部结合国人资料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容较为详尽系统的物理诊断学专著，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1949年以来，我国在理学诊断仪器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不断地完善和充实丰富了物理诊断学，并对一些早期的，隐匿的疾病提高了诊断水平。如1.心电图机是一种直接描述人体在心脏搏动时体表电位变化波形的诊断仪器，在临床上被广泛地用来检测心脏的机能，1958年我国研制成功了409型电子管心电图机，结束了心电图机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1969年又试制成功的68722型心电图机，是由电子管向晶体管过程的新一代产品，七十年代后，心电图机又历经了多次更新换代，由晶体管发展为集成电路，八十年代初，又采用微处理技术，生产出多道心电图机和用于心音，颈动脉及心尖搏动，动静脉血压等多种型号的心电图机。2.超声诊断技术是将雷达技术与声学原理结合起来应用于临床的一种诊断仪器。1949年，Howry及Baliss研制成世界上第一台超声成像系统，五十年代A型超声诊断仪问世，六十年代，M型超声诊断仪研制成功，到七十年代，由于动态成像技术迅速发展，心脏切面显仪被研制出来，B超诊断仪，相控陈式超声诊断仪相继问世，明显地改进了超声医学诊断技术。在我国其发展和应用是1958年研制成A型超声波诊断仪器以来已有30余年历史。产吕逐步发展到M型、B型和利用超声的多普勒效应制成的许多品种，产品的使用已普及到县级医疗单位，不少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单位已配备有超声诊断仪。3.纤维内窥镜检查，五十年代，国际上出现了光导纤维技术，应用这种新技术制成各种医用光导纤维内窥镜代替了过去的硬管式内窥镜，大大减轻了病人痛苦，1965年，我国研制成功纤维胃镜，此后，不断地改造技术，现已日臻成熟，并得到了普及应用。4.医用电子仪器是为临床提供诊断依据的有效工具，尤其对常见的心脏病，脑血管病，肿瘤等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七十年代开始，全国医用电子仪器更新换代快，开发了多种多用途的电子仪器，如心音图、脑电图、肌电图等等。
新中国建立后，体温计生产实现了半机械化，机械化，不仅扩大了产量，而且质量有了明显提高，1985年，年产量达到了1614万支，满足了临床的需要。电子血压计是利用微音器检测出血管音，再经电子线路将声能变成闪光，从而反映出血压的数值，尤适用于较频繁测量血压者，其克服了医务工作者因判断标准不同而引起误差，还减轻了医务人员的负担。血压、脉搏监护仪，这种仪器结构更为先进，使用方便，结果更为客观准确，仪器可自动发光、声报警，自压数据由字显示。听诊器，分为硬质听诊器，软质听诊器，袖珍听诊器，产科听诊器及电子听诊器。
光谱技术是临床化学检验中最常用的检测技术。
五十年代初期，国内使用的多为杜氏目测比色计，五十年代后期引进了光电比色技术，最初使用的是581型光电比色计以后发展为分光光度计，二者主要不同在于光电比色计的光波由泸光报分离出近似于单色光的光波带。
光谱技术的又一发展是分子荧光光谱技术在化学检验中的使用。
六十年代初用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血清和尿中钙和镁离子以来是光谱技术的又一发展并得到广泛应用，火焰光度法是一种将试样流液喷入火焰引起原子激发的光谱分析法，常用于测定血中钾、钠离子、矽金属的分析。
七十年代到入电位分析法，亦称离子选择性电报法，由于新型电化学传感器——膜电报的出现，制成了许多具有良好选择性的指示电报，伴随而来的是一系列钾、钠离子测定仪器和血气分析仪，使临床抢救危重病人时迅速了解患者电解质和血气变化，及时得到合理治疗。
电泳技术用于蛋白质的研究具有重要地位，五十年代以区节电冰为主，以后逐渐发展了移动界面电泳，等建电泳，等电聚焦电泳等，至对电泳载体进行多种改进，从单纯的泸缄，琼脂，聚内烯酰胺凝胶到醋酸纤维素膜，使电泳技术应用更为广泛。
核酸分子杂交技术是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生化分析技术，具有灵敏度高，专一性强的特点，已广泛用于遗传性疾病，肿瘤寄生虫病的诊断以及病毒、细菌感染的检测。
五十年代前几乎研究微生物的工作统称细菌学。以后发现除细菌外的其他微生物如病毒，立克次体等在医学上的重要地位，均归属微生物学，细菌的分类一直以伯捷氏(Bergey)分类法的传统分类，由于电镜，分子生物学，免疫化学等新技术的应用，对细菌的超微结构，化学组成，生物学性状及种系发生上的亲绿丢侄有了新的认识。
五十年代医学微生物学实验技术比较简单，六十年代后逐渐推出新的实验技术。在细菌分离培养鉴别技术方面，由原单一的37℃培养到以后根据各种细菌生长特性推出35℃～36℃、42℃、22℃以及4℃培养孵菌，并推出二氧化碳孵箱，在厌氧菌培养方面，除厌氧箱的不断改进外，还发明了厌氧袋，厌氧缸的培养法，在细菌的生化鉴定试验中逐步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细菌生物化学试验。
七十年代后，用理化方法进行分析，其基础是光散射机发光技术，色谱技术，电子技术，免疫及放射技术等，从而发展了许多自动化仪器，利用光散射自动化和半自动化仪器可以进行药物试验，革兰氏阴性杆菌的鉴定及过速过筛细菌尿。
气相色谱技术在细菌检验中主要用于分类鉴定和快速诊断二个方面，电阻抗技术主要用了微生物的鉴定，临床标本的快速检查，阻抗法用于菌血症和菌尿症以及链球菌感染等的快速检查，对血培养中常见的生长迅速的细菌一般于10～15小时培养后即可检出，尿标本一般在2～4小时内即能出现有意义的阻抗变化，这一技术的应用大大缩短了细菌鉴定的时间。细菌检验微量化反应系统是近几年推出的新的实验技术，它由10～24项生化指标组合而成，通过对一系列标准菌株的生化测定，编写成编码系统，把待测细菌的生化反应进行编码，从标准编码系统查出相应细菌从而作出鉴定。
支原体是一群介于细菌与病毒之间的原核生物，国内在七十年代初对支原体进行了系统研究，八十年代已从人泌尿生殖道分离到支原体，到九十年代初已建立较完整的支原体分离培养和鉴定方法。
免疫学实验技术是实验诊断学近几年来发展较快的一门技术，五十年代初免疫学检验主要是血清学检验，六十年代后，免疫学理论有了飞速发展，尤其对体内淋巴细胞的种类和功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细胞系选择学说理论推动下，免疫学实验技术得到迅速发展。
血凝技术是免疫实验较常用的一种检测技术，六十年代已广泛地用于病毒血凝和间接血凝中，反向血凝检验测定抗原始于1956年，但发展不快，自七十年代开始，反向血凝技术在国内逐渐问实际应用发展，并获得较好结果，如测定原发性肝癌患者的甲胎蛋白，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患者的流脑抗体，传染性肝炎患者的肝炎表面抗原，以及血吸虫病患者的血吸虫抗原等，在我国城乡被广泛应用。
免疫酶技术是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免疫实验技术，现已广泛用于临床，乙型肝炎标记物的测定，甲型肝炎抗体测定，丙型肝炎抗体测定，使传染性肝炎病原学诊断、治疗、预后以及对传染性的判断均有很大作用。
淋巴细胞表面标志的检测，免疫球蛋白及补体系统组分检测，淋巴细胞增殖等一系列测定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测定技术问世，为免疫诊断学的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组织相应性抗原或称人类蛋白细胞抗原(l lA)的发现与测定为人类器管移植的成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血液学实验技术是实验诊断的基本组成部份，它包括血细胞形态学，各种贫血的实验诊断技术，出版与血液有关的实验诊断技术以及血型与血实验技术，近几十年来均有较大的发展，血细胞形态采用直接观察血细胞数量和形态变化的方法是很早就用以研究造血器官的结构和造血功能。
各种凝血因子检测技术，为诊断因凝血障碍所致的出血性疾病，捷供诊断依据，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是一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七十年代形成的一系列实验诊断技术，使诸如休克，感染，创伤等引起的出血表现，针对其出血机制给予及时合理的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1949以来，开展群众性种痘运动，每隔6年复种一次。1960年云南发生最后一例天花患者，1979年7月全球消灭天花验证委员会主席Fenner教授在世界卫生组织天花科Breman博士陪同下来我国考察，确证我国已无天花。1979年12月在日内瓦全球委员会会议上，我国代表提供了材料并作说明，委员会同意我们的结论，在中国天花已被消灭。
1961年5月以来，由埃尔托霍乱弧菌引起的第七次世界霍乱大流行，肆虐全球，我国也未能幸免。1961年7月埃尔托霍乱在广东沿海首先发生，1962年全国发病数达25473例，经全力防治，至1965年全国发病下降至89例，接近消灭，因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致功亏一篑。此后以每年万例以上的态势猖獗流行，其中1980年高达4万例以上，动乱之后，经艰苦努力，至八十年代后期发病数又减少至年万例以下，1990年全国发病639例。1991年国内水灾严重，但当年发病数仅为221例，完全推翻了“大灾之年必有大疫”的传统论断。但自1993年至今埃尔托霍乱再次回升，除疾病本身的若干规律尚待研究外，更值得关注的是我们工作中存在问题。积30余年之经验，我们已总结出一整套防治霍乱的策略和措施，关键在于“落实”。
1993年5月，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柯坪县发生一起酷似霍乱的腹泻病流行，经多方鉴定证实为霍乱弧菌0139血清群。从5月24日第一例至9月15日末例患者，前后持续115天，报告病例200例，死亡4例，带菌者225例。总发病率1.29/10万，死亡率0.026/10万，病死率2%，人群感染率2.74/10万，流行高峰为7月份。总的分布特征是散在发生，而且高度分散，但在局部地区或个别户中也偶有相对集中的现象。
(一)病毒性肝炎作为重点攻关课题
我国将病毒性肝炎列入历次五年计划的重点研究课题，取得可喜成绩。
甲型肝炎
我国为甲肝高发区，成人感染率为71.4%。目前乡镇、农村为人群免疫高屏区，而一些大城市为低屏区，呈现高屏区包围低屏区局面，加之农村传染源不断流入城市，使城市低屏区人群处于甲肝流行的威胁之中，浙江省医学科学院，上海市卫生防疫站研制的减毒甲肝活疫苗已开始临床应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以痘苗病毒作为HAV全序列DNA重组疫苗的表达载体制备的基因工程疫苗，已进入人体试验观察阶段，在控制我国甲肝流行中做出突出贡献。
乙型肝炎
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研制乙肝疫苗，八十年代初用于临床，1992年1月1日起在全国推广乙肝疫苗免疫接种，以新生儿、婴幼儿和学龄前儿童及有感染HBV危险因素的成人为主要接种对象，逐步纳入儿童计划免疫，这将对在我国控制乙肝流行起关键性作用。目前以血源性疫苗为主，基因工程疫苗研制已取得可喜成绩，我国学者分别在酵母菌，地鼠卵细胞和痘苗病毒中表达HBsAg制成重组疫苗，并已开始临床试验。
随分子生物学进展，检测方法敏感性提高，尤其是PCR技术的应用，对乙肝发病机理的认识和临床诊断水平极大提高。骆抗先等以PCR证实乙肝血清标志阴性人群中HBV携带率高达3%，HBV标志阴性的慢性肝炎65%为HBV所致。侯金林等对国人2例HBsAg阴性，HBVONA阳性感染者的HBVDNAS基因全序列分析的发现，在S基因“a”决定簇前有插入突变。任红等为研究HBV免疫逃逸变异株成功地在人肝癌细胞系中表达了一系列共12种HBsAg突变体，为进一步对“免疫逃逸”的临床试剂制备及治疗和预防研究提供了依据，我国“九五”攻关的重点之一为BHV基因突变与发病机理和临床的关系。中医药治疗肝炎取得可喜成绩，强调整体治疗和提取中草药有效成分为研究重点。国产基因工程干扰素已商品化，如何提高治疗反应率，降低复发率为临床研究的重点。重症肝炎作为重点课题，多单位协作攻关，明显降低了病死率。
我国自1988年开展有关促肝细胞生长素(PHGF)研究。PHGF是我国首创的治疗肝细胞损伤的生化药，实践证明该药安全，疗效可靠，不仅降低了重型肝炎的病死率，而且在治疗慢性肝炎，促进肝细胞功能恢复，阻断疾病慢性化，甚至阻断癌变，抗乙肝病毒作用等方面有可喜前景，我国PHGF某些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方面在国际上仍处于领先地位。目前正在深入探索PHGF的组分与活性，其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和抗纤维化的机制，在PHGF基因工程菌的构建上已取得一些进展。
丙型肝炎
“八五”期间北医大、同济医大承担的攻关课题已结题，研制了国产丙肝诊断试剂，建立了逆转录多聚酶链反应(RT－PCR)、免疫PCR，原位PCR等检测技术，对我国HCV感染进行分子流行学调查，分析了HCV的基因型，取得了可喜成绩。
丁型肝炎
我国为HBV感染高发地区，对HDV感染不容忽视。11个省、市、自治区1027例HBsAg阳性肝病患者查抗HDV，阳性率为1.7%；17个地区2346份肝组织用直接免疫酶法查HDAg，阳性率为5.33%～19.70%。我国HDV感染可能有地方性流行趋势，北方地区感染率低于西南地区。北京用国产HDV-ELISA试剂查抗-HD、抗-HDIgM和HDVAg结果显示，HDV感染对加重乙肝患者的肝损伤并促进其慢性化方面起重要作用。乙肝疫苗广泛应用将有益于控制HD流行。
戊型肝炎
我国用核酸序列非依赖性基因扩大法(Sequence independent single primergeneamplification，SISPA)克隆HEV基因已获成功。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均有HE发生，部分地区曾发生 HE暴发或流行。据不同地区1500余例急性散发性肝炎血清学检测，HE约占10%。HE预防采取以切断传播途经为主的综合性措施，最近，我国学者将HEVORF3CDNA基因片段插入pSVC质粒，纯化制成HEVcDNA基因疫苗，动物实验可引发抗-HEV产生。
(二)我国在流行性出血热防治
研究中贡献突出1984～1993年十年中流行性出血热(EHF)发病占传染病总数的1.21%，占总死亡率的10.46%；在自然疫源性疾病中EHF发病占40.76%，死亡占20.47%，足见EHF仍然是危害我国人民健康的严重传染病。我国学者充分证明恙螨和革螨可作为传播媒介，但国际上尚未公认。我国学者在EHF发病机理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证实除病毒直接作用外，免疫病理反应参与EHF发病。尽管对某些免疫成分或免疫机制参与EHF发病还有争议，但是EHF病程中存在严重免疫功能障碍和免疫病理损伤已为大家公认，因此除病毒直接作用外，免疫病理反应亦可能参与EHF的发病。
我国学者在EHF治疗研究中贡献突出，提出早期以抗病毒及合理液体治疗为主，对休克、肾功能不全和出血等进行预防性综合性治疗。
近年我国学者致力于疫苗研制，并定为“九五”攻关重点课题，已初步研制出三类疫苗：纯化鼠脑疫苗、细胞培养灭活疫苗和基因工程重组痘苗载体(活)疫苗。
EHF实验室诊断研究一直是比较活跃的领域，近年新的方法不断推出，病毒基因诊断与分型研究进展较快，已用于临床标本检测。
(三)防治艾滋病
我国于1985年6月在来华旅游者中发现第一例AIDS患者，至1995年10月共发现HIV感染者2428例，其中AIDS患者67例。我国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防治对策，先后制定了《全国艾滋病防治规划》、《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中国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中期规划》等，提出我国防制AIDS的目标和基本策略，我国AIDS防制工作的目标是预防、控制IHV感染和AIDS的传播和蔓延；减少IIV/AIDS所致发病与死亡；减少其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建立健全防制AIDS蔓延的国家宏观控制机构和必要的法规管理制度，以及宣传教育、卫生保障、监测管理和跟踪服务相结合的工作网络，到2000年力争城乡普及预防AIDS知识，进一步加强自我防护能力，使我国HIV感染控制在低水平。
(四)寄生虫病防治研究
成疟疾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疫情保持稳定和下降趋势，但南方各省部分地区发病有回升，出现一些疟疫暴发点。我国已分别构建了间日疟原早和恶性疟原早的基因文库，改进诊断技术(如PCR)，筛选出特异抗原用以研制疫苗。抗疟药继青蒿甲醚、青蒿琥酯之后又制成双氢青蒿素，青蒿素制剂明显优于甲氟喹。
血吸早病在1949年后经群众性防治取得显著成绩，目前仍有122个县(市)血吸虫病流行较严重，钉螺面积有36.1亿平方米，病人仍有114万多人。近年应用多学科综合研究，认为大陆血吸虫病由云南、广西、四川、皖鄂四个不同分化品系所组成，每一品系具有各自的生物特性，这对疫区开展流行病学监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我国已构建血吸虫成虫基因文库，获得单一性抗原蛋白，对研究本病有重要意义，已建立适于现场的简便快速诊断方法。
黑热病除平原人源型黑热病区继续巩固防治成果外，流行于新疆、甘肃、陕西、内蒙等地的自然疫源黑热病疫情还很不稳定。我国已构建了杜氏利什曼原虫的基因组文库，并筛选到39kb肽段的克隆，为利什曼病诊断和研制疫苗提供了条件。
丝虫病到1994年10月全国已达到基本消灭标准，肺吸虫病分布在21个省的442个县。对肺型和肺外型诊断时有困难，近年可建立不同虫种基因组文库，制备特异DNA探针用于鉴别虫种，亦有应用限制性内切酶长度多态性分析辅助虫种的分类。华枝睾吸虫病广泛分布于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平均感染率0.43%，国内许多单位建立了不同免疫学方法，提高了诊断率，猪带绦虫和囊虫病分布于27个省市自治区，囊虫病的严重危害已引起重视，在诊断和治疗上取得一定进展，建立了免疫金染色法(Dot-IGGs)查脑脊液中CAg，阳性率达88.1%，敏感性高、特异性强、操作简单、结果可保存，已开始推广应用。
(一)呼吸系统病
五十～六十年代，国家卫生部开展了以城市工矿为中心逐步扩展至农村的结核病防治工作，建立各级机构，防痨宣教、接种卡介苗，尤其是异菸肼，利福平高效抗结核药物的相继合成，开创了化疗的新时代，使肺结核的患病率与死亡率显著下降，改善了流行情况。
七十年代开始，呼吸病的防治研究有了较全面的发展。1971年国务院和周恩来总理提出了防治慢性支气管炎“一抓到底”的指示，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大规模防治慢性气管炎的群众运动，1973年起在全国进行了肺心病普查，1977年个别单位开始成立呼吸监护病房，降低了肺性脑病的病死率等，使全国肺心病的防治研究具有较高的水平和特色。七十年代对哮喘的防治也日益重视，色甘酸钠、哮喘灵、异内托品(sch1000)等治喘新药都经试制投产。六十～七十年代中我国先后研制成功了苯唑青霉素、先锋霉素(Ⅰ、Ⅱ)等抗生素60余种，对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治疗起到很有效的作用。纤维支气管镜的应用提高了肺病的诊断水平。呼吸病的学术交流在七十年代开始活跃，1978年召开了全国结核病学术交流会；1978年9月《中华结核和呼吸系疾病杂志》创刊，这本专业性刊物的诞生为全面的学术交流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1984～1985年我国又进行了第二次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疫情下降较缓慢，与防痨先进国家相比差距较大。八十年代以来呼吸系病种也日益增多和复杂，间质性肺疾病、结节病、卡氏肺囊虫病、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肺泡蛋白沉着症等均有研究或报道，肺与全身疾病的关系也受到了重视。
(二)消化系病
1953年后我国初步应用胃镜、直肠镜、乙状结肠镜和腹腔镜诊断消化道系疾病，七十年中期纤维内窥镜进入了临床，并以其亮度大、视野清、盲区少、直观和操作简便等优点取代了旧式内窥镜。1983年后电子摄象和电子内窥镜相断问世，两年以后又出现超声内窥镜。至此，内窥镜几乎包揽了上、下消化道、胆道和腹腔疾病的诊断。1980年人工合成多肽－胃泌素和组织胺应用于胃酸分泌试验，不仅完善了胃酸分析方法，而且在上消化道某些疾病，如反流性食管炎、消化性溃疡、慢性萎缩性胃炎和胃癌等诊断中具有辅助诊断价值。七十年代末，放射免疫测定方法的广泛应用，推动了消化内分泌研究的进展，血清胃泌素、生长抑素、血管活性肠肽、胰多肽和胰泌素等10余种消化道激素可以进行准确地定量分析，并在其相关的内分泌肿瘤诊断中具有较高的特异性，胰腺疾病的诊断也不再单纯依赖早期使用的血、尿淀粉酶测定方法，八十年代初推出了许多新的诊断方法，如胰泌素试验、Lundh试验、胰功肽试验。1980年以后，多种肿瘤标志物如：CEA、CA19-9、POA、AS-A、MG7Ag等应运而生，它们在胃、结肠和胰腺等肿瘤患者的体液和组织学诊断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此外，随着影象学诊断技术的日益增多和完备，提高了消化系疾病诊断的准确性。从六十年代仅有的A型超声波和胃肠道钡剂造影术，发展到八十年代以后的B超、CT、ECT、ERCP、PTC、选择性腹腔动脉造影术和核磁共振检查等多种影象技术。
在药物治疗方面也取得新的进展，特别是在消化性溃疡药物治疗中，五十年代的异烟肼、利特类和抗胆碱能药物，七十年代的甲氰咪胍，八十年代初的雷尼替丁，至目前已具有胃酸中和剂、H2受体拮抗剂、质子泵抑制剂、粘膜保护剂和抗HP类抗生素等作用机制不同的10余种药物，消化性溃疡的内科治愈率显著提高、复发率、手术率和死亡率明显降低。在肝胆疾病治疗中，八十年代以后，应用去氧鹅胆酸与熊去氧胆酸治疗胆结石，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治疗重症肝炎，乳果糖肝性脑病，多巴胺与速尿腹内注射、腹水浓缩或直接回输治疗顽固性腹水，经皮肝穿胃冠状静脉栓塞术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等。近年来，静脉高营养疗法也逐渐应用于某些由于疾病不能进食患者的治疗，为临床治愈某些急、慢性重症疾病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三)心血管系统病
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了二阶梯双倍运动试验，六十年代开始了心电向量图，七十年代开始活动平板运动心电图，提高了某些心脏病如冠心病的诊断率。七十年代开始的动态心电图对于难捕性心律失常的诊断有特殊意义。无创伤性心功能检查已用于危重患者治疗前后的自身监测等。1980年逐步应用食道心脏电生理检查技术，现已普及到县、乡医院，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心脏电生理学。近年开始记录心室晚电位，用于预测某些心律失常及心性猝死。
我国是较早应用超声诊断心脏病的国家之一，六十年代初，已研制超声心动图仪，并用于临床诊断性研究。经历了M型，二维超声心动图仪，近年已应用二维多普勒超声心动仪。在核素检查方面，七十年代开始逐步应用r心功能仪(核听诊器)、r闪烁照相。特别是1988年国内试制成功新的心肌显象剂，甲氧基异丁基异脂(qqmTc-MIBI)，及开始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提高了冠心病的无创伤性诊断水平。
在介入性检查中，开展心导管检查已有40年的历史，1950～1951年，北京、上海即已开展了右心导管检查，1954年又开展了左心导管检查，1973年开展了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开展了心异管记录心内希氏束电图，1979年开始窦房结电图的记录。八十年代开展了心内膜心肌活检。
在心脏病治疗技术方面，六十年代已应用直流电复律技术。1963年开始研制心脏起搏器，并于64年应用于临床。经过20余年发展，在临床已应用了所有类型的起搏器，起搏器的研制和发展也有了突破。近年心脏病介入性治疗发展迅速，1981年上海开始应用泡沫塞子堵塞未闭动脉导管，1984年西安、苏州开始应用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PTCA)治疗冠心病，南京开始直流电消融术治疗室上性心动过速。1985年广州开展经皮肺动脉瓣球囊成形术和球囊二尖瓣成形术治疗肺动脉瓣和二尖瓣狭窄。1986年西安、北京开始了冠状动脉腔内溶栓术治疗急性心肌梗塞。1987年及1989年，北京开展了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激光成形术及冠脉腔内斑块旋切术治疗冠心病。
(四)泌尿系统病
我国从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各地肾脏病学专业得到较大发展，目前已成为国内最活跃的临床医学三级学科之一。
中华肾脏病学会成立于1980年12月，为内科和儿科肾脏病学专业的全国性学术领导机构。该学会在普及和提高国内肾脏病诊疗和科研水平，促进国内外肾脏病学界学术交流，推动和发展我国肾脏病学专业等方面，起到了指导和组织推进作用。
在学科建设和专业人员培养方面，近年来相继推出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肾脏病学专著，其中代表性著作有1982年出版的由石毓澍、马腾骧主编的《临床肾脏病学》；1983年出版的由王宝淋主编的《小儿肾脏病学》；1987年出版的由王叔咸、吴阶平主编的《肾脏病学》等。
从八十年代以来，我国肾脏疾病科研和诊治水平显著提高，与国际社会差距日见缩小。各种肾脏疾病动物模型的建立和免疫组化、电镜、微量成份分析和细胞及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增进了人们对肾小球和小管间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各种炎症成份，细胞及细胞外基质所起作用的了解，为进一步拓宽肾脏疾病诊治手段奠定了基本条件。
急性肾衰是目前情况下为数不多的能够完全恢复的肾脏疾病之一。国内一些单位，已常规采用血尿肌酐比值、尿钠浓度、肾衰指数、滤过钠排泄分数、指趾甲肌酐含量及B超、CT检查等诊断急性肾衰，与已往仅靠血肌酐水平变化判定急性肾衰性质和程度比较，明显提高了急性肾衰诊断的准确性。国内近年来在血液透析、腹膜透析和肾脏移植方面进展很快，对于肾脏损伤难以递转的慢性肾衰患者，这些替代治疗手段有效延长了患者存活年限，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患者生存质量。
(五)内分泌代谢病学
自六十年代以来，内分泌代谢病专业在我国逐渐发展起来。1961年刘士豪教授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内泌专科——协和医院内分泌科，随后于1978年和1979年分别由朱宪彝教授和邝安教授创建了天津市内分泌研究所及上海市内分泌研究所，从而形成了我国内分泌代谢病学的三大中心。1981年成立了内分泌代谢病专业全国性学术领导机构——中华内分泌代谢病学会，1991年成立了中华糖尿病学会，专职于领导全国糖尿病专业的学术研究。
1949年以来，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内分泌代谢病学专著相继出版，具有代表性的有刘士豪于1955年编著的《生物化学与临床医学的联系》、邝安堃和陈家伦主编于1979年出版的《临床内分泌学》、朱宪彝主编1993年出版的《临床内分泌学》，钟学礼和朱禧星主编1989年出版的《临床糖尿病学》，以及池芝盛主编于1992年出版的《内分泌学基础与临床》。在专业人材培养中，现全国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硕士、博士、博士后多层次内分泌代谢病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我国科研工作者于1965年在世界上首先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并于1971年又完成了猪胰岛素晶体分子结构细节测量工作。五十年代末规划、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完成的全国地方性甲状腺肿的流行病学调查和防治工作，取得重大成就，现已基本控制缺碘地区甲状腺肿和克汀病的发生。在糖尿病方面，1980年和1993年分别进行30万人和20万人的全国性糖尿病普查工作，此对于我国糖尿病的流行病学研究和制定正确的糖尿病防治策略，有重要意义。
(六)免疫系统病
我国从七十年代初以来，在免疫系统疾病实验研究和临床诊治工作上取得较大进展。
中国免疫学会成立于1989年12月，其前身为中国参加国际免疫学会联合会联合委员会，为免疫学专业全国性学术领导机构。1985年2月创刊的《中国免疫学杂志》为学会会刊。
我国目前仅少数医院设有临床免疫科，各种原发和继发性免疫缺陷症患者常以主要受累器官表现就诊于相关科室。以先天性B淋巴细胞功能障碍为原因的各种免疫球蛋白缺陷症和T、B淋巴细胞功能均有异常的联合免疫缺陷症，在我国均有发现，并对其发病机理进行了具有一定深度的探讨。因肿瘤、感染等疾病和因使用广谱抗生素、糖皮质激素、细胞毒药物等引起的继发性免疫缺陷症，已引起我国临床工作者高度重视，及时诊治继发性免疫缺陷症成为防治感染性疾病的重要环节。
我国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数量亦呈逐年增多趋势，1991年11月底我国确诊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已达607例；1995年12月份健康报载我国有26个省市发现艾滋病疫情，估计实际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多达5～10万。
变态反应病是我国常见病，1949年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其防治工作。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协和医院于1956年设立新中国第一个临床变态反应科，目前国内大中城市一些医院相继建立变态反应科，对我国常见变态反应病的致敏原、发病机理、诊断和防治，从事这一领域实验和临床研究的有关人员，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和实验分析，目前用于诊断和治疗的多种致敏原均由自己采集和制备。自身免疫性疾病在治疗方面，除引进国外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外，并开发了一些前景较好治疗用药如雷公藤等。
(七)血液病进展
红细胞病
描绘出各省异常血红蛋白分布图，共有64种类型，并发现17种新类型，为我国首次报道。我国还对一些重症β地中海贫血作了基因分析，在我国人群中已发现8种β地中海贫基因突变。应用α基因探针进行限制性内切酶谱分析对α地中海贫血进行产生诊断。应用5-氮杂胞苷，使已不表达的γ肽链基因进行表达从而产生γ肽链，取得一定疗效，近年来应用基因转换，基因治疗及骨髓移植取得了可喜的结果。
对原发再障的病因研究已考虑毒感染的可能，在发病原理方面从造血干细胞，造血微环境和造血调控等三方面探讨。免疫机理已受到重视。我国对慢性再障的远期疗效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对急性型的治疗，在应用抗胸腺(抗淋巴)细胞球蛋白为主的综合治疗后，扭转了过去必死的局面，有效率达40～50%。
白细胞病
我国已采用了FAB的形态学分类，并把我国首先报道的亚急性粒细胞型白血病列为M26。近年来诊断分型已从形态学、细胞化学进一步发展到形态学(M)、免疫学(I)细胞遗传学(C)结合，即MIC分型，对治疗有价值。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采用了分子生物学技术检测BCP/ARLmRNA基因的相互作用的结构与分子基础，对该病的分型与预后有重要意义。对急性白血病的治疗从五十年代的单一药物治疗发展到七十年代的联合化疗。
血栓与出血性疾病
已提纯蛋白c(pc)，蛋白s(ps)和血栓调节蛋白，制成了抗血清。在国内首次发现遗传性ps缺乏所引起的血栓。对血友病患者进行脾移植治疗。对生物定向溶栓剂和尿激酶药代动力学进行了研究，有助于血栓的治疗。在我国临床开始试用的噻氯匹啶可抑制血小板聚集，对早期视网膜静脉阻塞有一定疗效。对我国首次发现的“沈迪氏病”的临床及基础进一步研究并参粘多糖的作用。
骨髓移植
八十年代以来在免疫遗传和移植免疫学进展基础上，同种骨髓移植取得重大发展。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使HCA相合供者很难找到，所开展的胎肝移植及HCA半相合移植取得了好成绩。应用不同方法体外静化骨髓的自身骨髓移植，已使急非淋白血病的5年生存率达38%，急淋白血病达60%。
单克隆抗体
在血液学领域中广泛应用，如血型鉴定；HCA抗原系统的研究；急性白血病免疫学分型；分离和浓缩造血干细胞；制成生物导弹治疗急性白血病或淋巴病；单抗导向溶栓治疗；清除T细胞减轻骨髓移植时的GvkD等。
造血功能与造血因子
造血的研究近年来发展较快，主要有造血干细胞、造血微环境和造血调控三个方面。
(八)运动系统病
在我国先后建立了抗核、抗双链DNA、抗组蛋白等诸抗核抗体的测定。抗原约系国产。对强直性脊柱炎开展了HLA－B27的检查，其阳性率约90%。抗磷酯抗体在我国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阳性率为42.9～48%，在其他结缔组织病中也有一定的阳性率。抗磷酯抗体与血小板减少、血管栓塞及流产有密切关系。抗神经原抗体阳性者多有神经精神症状。抗着丝点抗体阳性的病人，多表现有弥漫性硬皮病和(或)抗SC1－70抗体阳性。我国药物性狼疮也不少见。检测的方法已由免疫荧光，对流免疫电泳，免疫扩散等向酶联免疫吸附测定过渡。
近几年来的一般非甾类抗炎药，抗风湿药如青霉胺，金诺芬等，免疫抑制剂如甲氨喋呤等进行了临床应用研究。甲基强地松龙冲击疗法，抗胸腺细胞球蛋白、血浆置换乃疗法均取得了一定疗效。中药雷公藤治疗风湿性疾病取得一定效果，它是我国独具特色的新抗风湿药物，雷公藤多甙片治疗风湿关节炎确有较好效果，它既有抗炎作用也有免疫抑制作用，既对巨唑细胞有作用，也对淋巴细胞有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克山病
1949年前国内外医学界对该病进行过多次调查研究。1911年吉林省东南路观察使署辖下的延吉官医院曾对当地急型克山病暴发调查后定为“时疫”。1935年秋，黑龙江省克山县该病暴发流行，伪满民生部卫生司、日本当局、省公署、满铁总局共同调查后不知为何病，称其为“北满之奇病”，因多次考察不能确定病因，故1937年元月以地名命名为克山病，沿用至今，调查研究和报导作为本病的首次发现时间(1995年，克山县控制该病后，已建议将克山病改为地方性心肌病)。
现已确定病区有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湖北、陕西、甘肃、云南、贵州、四川、西藏等15个省区的309个县旗，病区人口约7600多万。
1949年12月，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就派出调查组赴克山县作专门调查，发现该地人口组成呈衰退型，在当地人群死亡原因中，克山病占首位达46.6%；当时即指令东北各级卫生部门加强对本病的防治。1958～1960年，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又暴发流行该病，中央卫生部立即指派西安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吉林医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等单位从事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生物化学、病理学和临床医学的国内一流专家，深入到病情最严重的黄龙、克山、北安、德都、抚松、靖宇等县开展防治研究，取得了大量现场第一手资料，提出了以“三防四改”(防寒、防烟、防潮、改良水质、改善饮食营养、改变卫生面貌、改良居住条件)为主的结合预防措施，以及“三早一就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和就地抢救)的治疗原则，收到了明显效果，病死率控制在45%以下。1960年党中央成立中共中央北方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并设立了常设办事机构，把克山病列为重点防治的地方病之一，将病死率从80%以上控制到20%以下，大部分病区稳定在12～14%，保持在历史最低水平。
1984年国家又把克山病的科研工作列入国家“七五”和“八五”科技攻关项目。主要成就有以下方面：
(1)病理解剖学方面，在对近2000例克山病尸体系统解剖的基础上，业已证实，无论是东北、华北、西北还是西南病区，各型克山病的病变特征都是基本一致的；它是一种以心肌变性、坏死和修复过程为主的地方性心肌病，在发病上具有一定的地方性，时间性和人群多发的特点；它不同于一般的病毒性心肌炎或其它各种心肌病，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呈慢性病程、独立的心肌疾患。
(2)在生物化学方面，对病人生化代谢规律的观察已经进入到分子水平，证明克山病是一种以心肌线粒体损害为主要特征的原发性代谢性心肌病(心肌线粒体病)。
(3)在病因学研究上，早已冲破解放前的一氧化碳中毒等说。大家的意见基本统一：即病区人群内外环境缺硒与本病有关，但缺硒不是始动病因。大家对柯萨奇病毒与本病的关系比较关注并逐步深入研究，并已注意到多种致病因素可能存在着复合作用。
(二)大骨节病
五十～六十年代：受苏联粮食中毒学说的启发，1954年吉林省抚松县西川村首先采用了换粮防治。1957年陕西省乾县吴店，1958年黑龙江省尚志县石头河子也相继用了换粮措施。此期间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吉林、黑龙江等省就应用草药、针灸、拔火罐等多种药物和理疗方法，对近50万现症病人进行了治疗。1959年开始一些地方应用硫酸镁、海带丸等做过实验性治疗。
六十～七十年代：广泛开展了以改水为主的防治工作；打深井、拉好水、引泉水、滤过水、向饮水中加入硫磺、石膏等多种改水方法遍及全国各病区。1979年12月中地办在山西省临汾市召开了“全国改水防治大骨节病专题座谈会”，对各地防病改水的经验做出了陛殿性总结。
随着我国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放、搞活不断发展，针对谷物的防治措施，改良饮水，补硒、“吃杂、改水、讲卫生”等措施，以及繁荣经济，改善病区人民生活的综合治理，在全国各病区遍地开花，结出了丰硕果实。据1995年统计，全国接受换粮措施的人数100多万，接受补硒防治人数达2000万，接受改水防治人数2000多万，80%以上的病区施行了治穷治病一起抓的综合治理。
积极防治的结果，截至1995年，使吉林，山东两省及34个县、698个乡镇病情得到了基本控制，除陕西、黑龙江、甘肃、青海、四川等少数遍远病区病情仍较活跃外，80%以上的病区病情已经稳定。大骨节病的病情及其危害程度降到历史最低水平。
1988年，卫生部地方病防治司已组织有关专家讨论制订了“大骨节病基本控制标准及考核办法”，并决定在全国14个省区建立若干病情监测点，严密监视病情，搞好防治科研工作。迄今已进行了7年病情监测，为国家全面掌握病情，指导防治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三)碘缺乏病
流行病学研究，除搞清碘缺乏病情、流行范围、地理分布、流行原因、土壤和水对地甲病、地克病流行的影响，病区划分标准、地甲病分型、分度等标准外，发现低碘、中碘到高碘人群地甲病患病率呈现出一个宽阔的“U”字型曲线，从而体现了水碘、尿碘和患病率之间的剂量效应关系，并得到了动物实验的证实。这一规律对指导临床防治有一定意义。
在缺碘对人类损害方面，发现除了典型的地甲病、地克病外，尚存在有相当数量的亚临床型克汀病以及单纯聋哑、胎儿早产、死胎等，深化了缺碘给人类造成各种损伤的认识。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国在世界上首次提出《亚临床型克汀病的诊断标准》草案，使得我国在这个重点的研究领域里走在世界前列。我国这项研究支持了国际上提出的重要的流行病概念——碘缺乏病(IDD)的概念。
防治措施研究：对碘盐的适宜浓度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我国幅员广阔，病区广，各地缺碘程度不尽相同，病情轻重也不一样，南北方饮食习惯差异很大，食盐用量也不相同，以及考虑到有无致甲状腺肿物质的作用等，各省、区、市进行了适合自己省的适宜碘盐浓度的研究。贵州省在河坝乡系统地观察了1/5万碘盐的防治效果。用食盐加碘5年前后人工流产胎儿的大脑皮质细胞发育、骨骼发育的形态学改变、碘代谢和激素水平的变化和儿童群体智力水平的差异等确凿的事实，令人信服地揭示出，缺碘会降低胎儿、儿童的身体素质和智力水平，补碘能够提高胎儿、儿童的身体素质和智力水平。这就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食盐加碘防治碘缺乏病的根本意义在于提高病区人民的身体素质。
碘油的研究：早在四十～五十年代，我国就有人研究过碘油，做过动物实验和人群防治效果观察。到七十年代，改国外制碘油用罂粟油为核心桃油，用其制成口服或肌肉注射的碘油。河南还研制成功了原料广、价格低，易于推广的碘化豆油。到八十年代，我国对口服碘油的吸收、储存、排泄和有效期、剂量、剂型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基础理论研究工作获得了可喜的成果。在建立了地甲病动物模型的基础上，又成功地建立了药物性、手术性和缺碘性克汀病动物模型，采用分子生物学、现代免疫学、酶学等新理论和新技术，深入地研究了碘与脑发育的关系。对缺碘动物的听力、脑干听觉诱发电位及耳蜗病理学研究等均获得了有价值的资料，填补了国内空白。
(四)地方性氟中毒
七十年代，由于该病严重流行引起党中央重视，1977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北方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决定把地氟病列入重点防治地方病之内，从而使该病防治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我国的病区类型主要是两种：饮水型和生活燃煤污染型。饮水型病区还按其水源种类的不同又分为高氟浅层地下水、高氟深层地下水及高氟泉水致病区三种。我国已有氟斑牙患者4021.03万，氟骨症患者173.07万，受威胁人口2.6亿多，可见其流行之广，危害之大。
所以防治工作重点抓了预防这一环。1985年前，主要是以改水为重点，以后则是以改良炉灶降氟为重点。
改水降氟工作大体上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4年吉林省在乾安县打成第一眼改水防氟井到1977年为试点阶段；第二阶段是1978年底，改水防氟工作在全国逐步铺开，发展迅速。据1984年北方16个省、市、区的不完全统计，各地建成各种类型的改水防氟工程10606项，受益的病区10329个自然村屯，有889万多病区人口解除了高氟饮水的危害，改水防氟受益的病区占北方病区自然村屯总数的15%，占北方中等以上病区自然村屯总数的40%。
煤烟污染型病区出现与肯定虽然是在七十年代，但明确采取改灶以减少室内空气和烘粮的污染的预防措施主要是在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如湖北，四川等的部种改良灶，降低了室内空气的氟浓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特别是1987年以后，卫生部地病局组织国内有关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及各级卫生防疫站在三峡地区以改灶为中心，进行了大规模的防治科研工作，研制了一批适合该地区不同条件下使用的各种新型炉灶，目前已造出30多种炉型灶型在试验点推广。仅黔江、巫山、秭归、巴东等四个试验点于1988年就完成了3.6万户，1989年又完成了6.4万户的改灶防氟任务，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室内空气中氟化物的浓度下降到接近国家大气卫生标准的规定值，这一结果充分证明，改良炉灶是降低室内煤烟氟的有效方法。而且还具有节约燃料，改善环境卫生的作用。
(一)显微外科的进展
自从JacobsonJ.H和SuarezE.L在1960年成功的开创小血管吻合技术后，关于小血管吻合的研究与临床应用就迅速地在我国开展起来。1963年，北京积水潭医院和上海瑞金医院行兔耳血管吻合成功。1964年催之义、汤钊猷等较系统地开展1.54mm～1.1mm小血管吻合的实验研究。1966年1月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和第九人民医院合作在6倍手术放大镜下进行了第一例断指再植。同年，上海第一医学院杨东岳等，创用第二足趾自体移植再造拇指成功。1973年，杨东岳等用下腹部游皮瓣移植修补面部术后缺损。1975年，陈中伟等用胸大肌游离移植治疗前臂缺血性缺挛缩。两年后又以显微血管吻合游离移植腓骨，修复对侧下肢的胫骨巨大缺损。1977年，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张涤生报导了肠段移植的临床应用；新疆医学院臧人和报导采用颅内、外动脉吻合术治疗缺血性脑病；北就宣武医院完成了枕动脉与小脑下动脉的吻合术；北京积水潭医院程绪西等开展了游离大网膜移植修复头皮巨大缺损。1978年，广州中山医学院朱家恺报导神经束间移植术修复周围神经损伤；次年报导采用淋巴静脉吻合治疗肢体阻塞性淋巴水肿获良好效果；以及报导了人异体卵巢移植治疗内分泌紊乱成功。1979年沈祖尧等改进大网膜的移植应用，介绍了大网膜轴形皮瓣技术；第一军医大学张兆武采用患者自体兰尾游离移植修补尿道缺损，获良好效果。1980年上海华山医院顾玉东等采用移植吻合血管的桡神经修复对侧的神经缺损；中山医学院于国中在手术显微镜下再植完全断离的阴茎成功；蚌埠医学院黄恭康吻合旋髂深动脉移植髂骨；陈国锐等在我国首先采用带血管的甲状旁腺移植成功。显微外科在我国现代医学的显微血管、显微淋巴管、显微神经、显微小管道和显微小器管等“五小”手术范畴中广泛地开展起来。并出现了一些由我国首创或进展较大的专题。1979年，《显微外科杂志》创刊。
1980年以后是我国显微外科大发展的阶段。全国各地大、中城市医院、厂矿医院及部队医院等，广泛地开展了显微手术，并通过办短期培训班等形式，培养了大量的技术骨干，在医学院校的教学中，显微外科也纳入外科总论课程。在广泛地普及和大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方也曾出现坚持手术指征不够严谨，有滥用倾向等。
1985年全国显微外科讨论会及1986年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全国显微外科学术会后，由于认真总结经验，规范了手术指征，使我国显微外科进入到巩固提高、进步发展的阶段。1986年，《中华显微外科杂志》创刊。1989年5月全国显微外科学会成立，我国的显微外科在优异的发展成就于1989年9月迎接了第十届国际显微外科学术会议，在我国上海召开。
(二)普通外科
外科治疗技术从五十年代至今经历了切开、切除外科到修复、移植外科的发展。许多传统观念随之更新。许多疾病的治疗更趋合理。普外科再不是“一把刀”的一统天下，激光刀、微波刀、电刀、水切刀、冷冻、高温以及通过介入放射学的血管拴塞、化疗、无水洒精和白介素Ⅱ等肿瘤内注射、吻合器、镜器、粘合剂促生长剂等综合措施的应用提高了治愈率。手术的规范性也在发生改变。脾外伤由原来的脾切除变为尽可能保脾及脾薄片移植以保留脾的免疫功能，防止危险性感染的发生。乳腺癌五、六十年代从Halstea根治术发展到扩大根治术，八十年代以来改良根治及其它限制性切除术渐被提倡，加入化疗、放疗、内分泌等治疗的综合应用不仅提高了疗效且改善了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肝门及二、三级肝管解剖的新认识推进了肝胆管手术的进步。胆囊结石除一百多年来的胆囊切除术仍被推崇外，溶石、碎石、排石的药物和技术不断有新的进展。八十年代以来的腹腔技术使胆囊手术达到了创伤小、恢复快的新境界。电视腹腔下阑尾切除、疝修补、胃肠穿孔修补、胃切除、直肠癌切除等都不断有成功的报道。处科感染、休克、腹部创伤、外科营养等基本问题从基础到临床研究都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和进展。
(三)胸心外科
新中国成立后，胸心外科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先后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市组建了胸科医院。各大城市的医院也相继成立了胸外科专业。1954年2月，兰锡纯首先成功地施行了二类瓣分离术，揭开了心内手术发展的一页。1957年1月，梁其琛首先在低温麻醉下切开肺动脉主干，在直视下剪开狭窄的瓣膜，获得成功；为我国开展心内直视手术打开了门户。1958年4月，石美鑫首先在低温麻醉下开展了房间隔缺损直视缝合术，获得成功。1958年6月，苏鸿熙首先应用体外循环进行室间隔缺损直视修补术，获得成功。1965年6月，蔡用之首先应用人造笼球型瓣膜，进行二尖瓣置换术，获得成功。1974年11月，郭加强首先开展冠状动脉旁路术，获得成功。
1978年4月，张世泽首先成功地施行了原位心脏移值术。1979年辛育龄首先施行了人体肺移值，虽然存活时间不长，但为我国的肺移植打开了新的一页。
目前，胸外手术已普及到较大的县一级医院。心胸直视手术已普及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医疗中心；不少县医院亦开展了心脏直视手术。现有胸心外科专业人员2000多人，且有自己本专业的《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食管癌手术后的5年生存率已上升到25～30%，早期病例已达到90%；手术死亡率已下降到2～3%；吻合口瘘的发生率已下降到1～2%。肺癌术后5年生存率在40%左右，支气管胸膜瘘的发生率已不及1%。心脏直视手术的死亡率也有了明显下降，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死亡率在4%左右，瓣膜替换术死亡率在8%左右。近年来，我国的气管外科，冠状动脉外科，心脏移植及肺脏移等都有了较快的发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四)神经外科
五十年代初期神经外科赵以成教授受卫生部委托在天津办起了神经外科进修班，培训了第一批神经外科专业人员。随后这些专业人员于五十年代初期先后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和西安等地，建立了神经外科。六十年代初期，北京、西安、天津等地一些学者在限苦的条件下开展脑干肿物手术数例，取得了良好结果，此后相继有三脑室及深层次肿瘤手术的报导。颅内肿瘤和颅脑外伤的手术例数大为增加，成功率愈来愈高。
六十年代中期，国内神经外科的发展暂时转入低谷，有的科室解散，人员下放，甚至改行，部分地区的专业受到了影响。
七十年代后期，一批原有的科室得到恢复，重建，而且新的专业科室相继建立。全国独立的神经外科专业科室从1966年前的20个左右猛增到1989年的400个左右(据全国神经外科名录登记)。一些市县医院除建立了神经外科专业外，基本上都有受过专门培训过的神经外科专职或兼职医生。据统计，至1990年前全国各级神经外科医师已近3000人(据全国神经外科名录统计)。一些条件较好的医院都基本上配备CT、部分大中城市医院还配备了MRI、DSA等先进设备，常规器械也大为改善。过去的脑室造影、气脑造影已逐渐被CT、MRI所代替，既减轻了病人的痛苦和医生的劳动强度。也为明确诊断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在脑血管病的外科治疗方面，从五十年代史玉泉教授开展临床研究开始，到八十年代也有很大发展。王忠诚教授显微手术治疗520多例颅内动脉瘤和800多例AVM的成功经验缩短了我国和一些神经外科技术先进国家的距离。
(五)麻醉学
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相继开展了支气管内麻醉，控制性降压，全身低温和体外循环等工作，心肺复苏也取得较好临床效果，为现代麻醉学涉及重症监测治疗、疼痛治疗和急救复苏等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64年中华医学会委托中华医学会江苏省分会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麻醉学术会议，集中地检阅了解放以来全国麻醉学在医疗和科研上的成就。
1988年，我国已有具大专以上水平的麻醉工作人员5万人，中级专业人员40万人。经国家教委批准，先后有徐州医学院，湖南医科大学，同济医科大学等多所院校开办麻醉学系或麻醉学专业班。
全国性麻醉学术会议每3年开一次，各省市学术会议每年一次，专题性学术会议一年可达2～3次之多。1981年出版了《中华麻醉学杂志》，1982年《国外医学麻醉学与复苏分册》正式创刊，《临床麻醉学杂志》和《实用麻醉杂志》也相继出版。国际交流逐渐开展，1987年我国麻醉学会被正式接纳为世界麻醉学会会员，同年在北京召开了国际麻醉学术会议。1988年我国与日本麻醉学会建立了长期协议，每2年在我国和日本进行学术交流。
(六)器管移植史
1959年11月19日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行狗头移植实验成功，成活5天半，曾引起国内外很大反响。1960年北京医科大学施行人同种异体肾脏移植2例，首例获得成功(生存一年以上的为成功)，开创我国人体器管移植之先河。由于其他原因的影响我国器管移植曾一度停顿。直至1972年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北京友谊医院才又开始肾脏移植。到1994年底，我国大陆共开展：肾、肺、心、肝、骨髓、肾上腺、胰岛、胰腺、睾丸、甲状旁腺、胚胎胰腺、胚胎肾、胚胎甲状腺、关节、脾脏、肝细胞、脾细胞、神经组织、胚胎组织、胰肾联合、小肠移植等25种同种异体器管、组织和细胞移植。
1978年4月，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端金医院张世泽等施行了我国大陆首例心脏移植手术，术后受术者存活109天，死于第四次急性排斥反应。
带血管的脾移植在全球的19例中我国占11例，国外脾移植功能最长者44天，我国功能最长者到1995年6月，已超过4年半，仍功能良好。
胚胎胰岛治疗Ⅰ型糖尿病854例，已有48例于移植后一定时期或长期停用胰岛素，在数量与疗效方面均居全球各国之首，已为国际公认。整块带血管人胰腺同种异体移植，1982年由同济医科大学在我国首例施行成功，截至1994年度，我国共施行胰腺移植10余例。还施行胰、肾联合移植治疗Ⅰ型糖尿病3例，其中浙江医科大学所行胰十二指肠、肾移植1例到1995年6月已存活一年余。
肝脏移植，我国起始于1977年，到八十年代末共累计施行57例，以同济医科大学组为多，共10例。由于我国所行的肝移植手术者，绝大多数为晚期肝癌患者，而且我国患肝癌的恶性程度远较欧美地区为高，行术时多已进入晚期阶段，存活半年以上者57例中仅有6例(占10.5%)，存活最长者也仅264天，亦死于癌复发。九十年代以来，主要施术适应证将向终末期肝病转轨可望有新的成就出现。1993年5月湘雅医院施行首例异位肝移植，形成亚洲第一双肝人。1995年元月南京医科大学为一晚期肝癌患者行国内首例、世界第二例非亲属的异体肝移植成功。
北京医科大学自1963年施行同基因骨髓移植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以后，骨髓移植遂于上海、天津及全国其他地区展开，受术者绝大部分转向白血病患者。近年来，由于慢性髓性白血病的比例有不断增高趋势，北京医科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已将寡核苷酸探针反向杂交技术用于异基因骨髓移植的配型上，既提高了配型标准，亦简化了正向杂交的发骤。
首都医科大学及其宣武医院1986年7月29日施行我国首例肾上腺髓质脑内移植，治疗重症巴金森氏病，后又开创异体肾上腺脑内移植，术后多数患者症状改善，生活能得自理。南京军区总医院1994年3月12日为慢性回肠炎返复发生梗阻的女患者，施行我国首例小肠移植成功，植入同种异体肠管250cm。
免疫抑制剂的应用，我国与国际相似，并已有了国产的环素。1988年以来我国开始应用雷公藤制剂，抑制器管移植的排斥反应并取得成功，具有疗效好，毒副作用小的优点。北京友谊医院，也将冬虫夏草用于抢救器管移植后严重排斥反应与严重并发症患者。
(七)烧伤
上海瑞金医院在EVANS公式基础上，总结大量临床资料，于八十年代提出了适合我国的补液公式，即伤后第一个24小时，每1%烧伤面积(Ⅱ、Ⅲ度)，每公斤体重补液量，成人、儿童、婴儿分别是：1.5m1、1.8m1、2.0m1。胶体与电解质液之比大致为1：1，其中半量在伤后6～8小量内输入。第二个24小时为第一个24小时输入量之半，另加每日生理需要量和额外丧失量。此外，部分学者也提出了简易的“南京公式”：第一个24小时补液量为：烧伤面积×100±1000(ml)，它适用于战时或成批烧伤成人患者。
早期消灭创面是防治感染的关键，六十年代中期，我国对深度烧伤(深Ⅱ度、Ⅲ度)创面的处理由原来自然脱痂后植皮，改为局部应用以磺胺嘧啶银为代表的抗菌药物，尽早分期切(削)痂植皮为主的综合防治方法，使感染死亡率明显下降。
七十年代中期，北京积水潭医院提出了对电接触烧伤采取了早期清创，应用血管移植或皮瓣、肌皮瓣移植，以重建受损肢体远端血液循环，及时覆盖创面，使多数肢体免于截肢并保留一定功能。此方法是电接触烧伤治疗的一大进展，目前已被全国广泛应用。
近十几年来，真菌性、厌氧菌性感染发生率增加；医院内耐药菌株比例上升。治疗上除坚持及时液体复苏、早期正确处理创面、全身支持抗感染的综合疗法外，八十年代起，又开展了高价免疫血浆、细菌菌体蛋白、类毒素混合疫菌、免疫核糖核酸等的研究和应用，并取得可喜成绩。
(八)骨科
目前除各个省市设有骨科医院外，个别县级单位还成立创伤骨科医院。骨科著作和刊物，五十年代初期翻译国外书刊到自己编写骨科学一系列丛书，中医正骨学等，由外科学报到中华外科杂志，骨科附刊发展成中华骨科杂志，并创刊出版骨科亚专业杂志，表明我国骨科进入到成熟阶段。1980年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成立以来，相继建立脊柱、手、骨肿瘤、骨折内固定及基础研究六大学组。使骨科领域的研究更为深入。全国已召开四届骨科学术交流大会，各种专业的学术交流，也同步进行。从而推动我国骨科专业的全面发展。
骨关节结核的病灶清除手术，首先由方先之指导在抗痨药物保障下施行，取得世界一流水平。尚天裕等北京、上海、武汉的骨科专家们，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骨折，使骨折愈合加快，功能恢复时间缩短，骨折的不愈合率降低。北京积水潭医院创立我国第一个手外科。1963年陈中伟、钱允庆成功地进行世界上第一例断肢再植手术，以后在海拨4700米高寒世界屋脊西藏高原，断肢再植手术成功。双手中指断离再植成功已有多例报道，利用拇甲瓣再造手指及皮辨移植的广泛应用，都充分证明我国在断肢再植和显微外科工作开展，居世界领先地位。冯传汉、宋献文、过邦辅、陆裕扑等对骨肿瘤的研究作了大量工作，我国有26个省市自治区参加骨肿瘤登记统计。骨巨细胞瘤体外培养已经成功。对骨肉瘤人工假体置换或保肢的化疗及放疗等综合治疗，延长了生存率。人工关节在我国自1957年应用临床，对其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可作全髋、肩、肘、脖、腕及指关节置换，并对其材料进行研制，还召开全国性人工关节并发症专题研讨会。自1985年脊柱外科学组成立以后，不论在脊柱损伤方面，还是在脊柱畸形方面都有迅速跃进，AO技术广泛应用，使其治疗更符合临床需要，又不影响脊柱的稳定性。对脊髓灰质炎后遗症的手术治疗，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使不少的患儿恢复功能。在地方性骨病，如大骨节病及氟骨病等的防治上都取得十分可喜的成果。
(一)妇女保健工作
在五十年代初期，我国各医药院校的卫生系，都设有妇幼保健学教研组织，五十年代中期，学习苏联教学经难验时，取消了这个组织，但妇幼保健教学归属并未落实，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30多年来，我国妇幼保健机构和保健工作虽有很大发展。
自六十年代以来，农村也建立了县、乡和村三级的妇幼保健网，承担了农村的妇女保健工作。1980年，卫生部妇幼司委派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保健组(现为北京医科大学妇儿保健培训中心)，将世界卫生组织推广的高危管理办法，在北京市顺义县进行试点研究，经过近十年的试验，高危管理办法适合在中国，尤其在农村实行，并由卫生部组织学习班，向全国推广。 1982年，江西省妇产医院在江西省10个县，进行了4年的简易农村孕妇系统管理试点研究，1985年又在上高县进行农村围产保健规范化的研究，经过五年，创立了3个“十”的措施，即防治十种病：胎位不正、骨盆狭窄、早产、过期妊娠、妊高征、多胎妊娠、产前出血、异常产、畸胎、内科合并症；运用十种监测项目：身高、血压、尿蛋白、出生体重、妊娠中期平均血压、宫高曲线图、骨盆临床测量、胎动自我计数、农村单线分区简易产程图、羊水肉眼监测；建立了十项管理制度：县、乡两级协作组及抢救小组制度、妇女保健人员职责制度、村级产前检查制度、村级产后访视制度、村级孕期、产后卫生指导制度、高危管理程序制度、接生人员例会制度、转院转诊制度、孕产妇死亡报告制度、资料表格及信息管理制度。
在妇女一生各个时期的保健方面，解放后即开展了“妇女四期保护”的工作，即月经期、妊娠期、生产期和哺乳期的保健工作。以后，又在四期保健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年期保健的内容。五十年代初期，在女工较多的工厂建立了冲洗室和月经卡片，使妇女了解月经常识，减少妇科疾患，并注意加强对孕产妇的照顾。不少工厂通过定期的孕产妇检查和管理，产前和产后访视，使孕产妇安全地渡过孕产期和产褥期。在劳动安排上，于1958年推行了“五调五不调”，后又简化为“三调三不调”，即经期调干不调湿，孕期调轻不调重，哺乳期调近不调远。1959年3月中央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妇幼卫生工作座谈会，强调进一步加强妇女劳动保护工作，衽妇女保健登记，继续推行“五调五不调”，防治流产、早产及子宫脱垂等。1978～1980年全面开展了妇女月经生理常数的调查，1989年由南京医院牵头，组织了由全国23个单位参加的围绝经期妇女健康情况调查，共调查了40～60岁妇女6174例，结果表明多数妇女在围绝经期有程度不等的更年期症状，同时还易伴有全身性疾病。自1976年开始，应用我国自行研制成功的尼尔雌醇治疗更年期综合症，效果较好。北京医科大学妇儿保健中心提出，更年期综合症不仅需要雌激素治疗，还应加强心理治疗和全社会对更年期妇女的关注和理解。从八十年代起，解放军总医院开始对绝经后骨质疏松的妇女，进行预防和治疗的探索。更年期和青春期保健，受到人们的日益重视。
(二)产科学
在产科生理及理论研究方面，柯应夔教授于1958年4月出版了《中国女性生理骨盆》一书。他指出，1927年Whitmore氏和1930年李士伟氏，曾对中国女性骨盆进行过测量，但都不够全面，他用X线测量方法测量了1000例，获得了大量数据。以后，上海、广东、广西、南京4个地区又对15192例女性正常骨盆进行了测量，1978年11月由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进行了整理。以后，全国组织协作，拟共测定10万以上生育妇女，测定我国妇女骨盆的生理学数及地区差异。此外，还对正常新生儿的身长、体重及儿头径线进行了测量。
在妊高征治疗方面，七十年代以后，也在原来镇静、降压、利尿、引产等传统方法的基础上有所改进。我国自1984年4月至1986年3月全国妊高征防治科研协作组进行调查结果，妊高征的发生率为10.32%，较国外统计资料为低。八十年代以来，子痫的发生率也有进一步降低。
产后出血是产科严重的并发症，五十年代，国内多以胎儿娩出至产后24小时内出血总量达500ml为出血标准。六十年代起，改为400ml。引起出血的原因很多，1978年哈尔滨医科大学综合全国13个单位资料，发病率为3.1%，出血原因以子宫乏力为主，占78.5%，其它原因有胎盘、软产道损伤、凝血功能障碍等。另外有些产科并发症如羊水栓塞、胎死宫内、胎盘早剥、妊高征、妊期肝炎等，常引起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C)，也已引起产科的重视。异位妊娠属于产科急腹症，1949年前，也是引起产妇死亡的重要死因之一。至五十年代，由于诊断准确，手术技术提高及输血技术的改善，由此引起的死亡已基本消灭。在妊娠合并内外科疾病的诊治方面，四十多年的变化是十分显著的。
妊娠合并心脏病是造成产妇死亡的原因之一。1949年以后，加强了产前的监护，成为降低死亡率的重要措施之一。七十年代以来，认为有些心脏病孕妇更宜于做选择性剖腹产。指导心脏病患者不宜妊娠者劝说他们避孕，已怀孕者，根据其心脏代偿情况，决定是否终止妊娠，对继续妊娠者加强监护，都对改善心脏病合并妊娠的预后，起了重要作用。由于预防医疗工作的改善，八十年代统计，各类心脏病构成比有了明显改变，死亡率也接近于0。病毒肝炎合并妊娠自七十～八十年代，已引起产科工作者的重视，孕妇肝炎的发病率约为非孕妇的5倍，暴发性肝炎为非孕妇的66倍。八十年代以来，有不少研究妊娠合并肝病的论文发表，提出对HBSAg阳性孕妇及婴儿的管理、疫苗接种及防治措施等。
标志现代科技水平的试管婴儿和配子输卵管内移植，先后在北京、长沙等地获得成功。世界第一例试管婴儿是于1978年7月在英国诞生的，北京医科大学生殖工程组于1984年末开始了此项研究，1988年3月18日首例试管婴儿在我国大陆诞生。此前，1985年4月在台湾，1986年12月在香港各有1例试管婴儿成功的报道。截止1992年，我国大陆已有试管婴儿49例成功。
(三)妇科学
妇科肿瘤
(1)子宫颈癌
1958年，全国各地相继开始普查普治，共普查400多万人，子宫颈癌被确认为我国发病率最高的妇科肿瘤，平均患病率为0.18%。1972～1973年20个省、市普查的结果，患病率为0.11%。
在诊断方面，50年代即开始用阴道细胞学检查方法，并很快在全国得到普及。上海市宫颈癌协作组于1976年报道了他们五年来用紫外荧光检查的情况，并于1975年普查时加用了荧光检查法，提高了对子宫颈间变的检出率。八十年代，北京报道了用流式细胞光度术测定子宫颈癌细胞DNA含量的方法，内蒙古采用特异红细胞粘附试验及免疫过氧化酶标记法测定组积中的ABO(H)杭原，指出免疫学的改变可先于形态学的改变。
在治疗方面，自五十年代起，即采用了手术治疗与放射治疗相结合的方法。六十年代中期，全国各省、市、地区较普遍地开展了子宫颈癌根治术，八十年代，一些条件较好的县医院也能独立开展，手术治疗效果也有显著提高。早期放疗使用镭和深部X线，自五十年代末，又增添了60钴。七十年代末以来，放射治疗有了新的进展，镭疗已基本被淘汰，代之以60钴、137铯、192铱为放射源的后装治疗，高剂量腔内后装治疗在国内受到普遍重视。
在病因学及流行病学研究方面，1960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研究所用包皮垢及慢性刺激等方法，在小鼠内诱发子宫颈癌成功。湖北医学院病毒研究室于1978年进行了疱疹病毒Ⅱ型与子宫颈癌关系的研究，1991年的全国妇产科第五届学术会议上，协和医科大学指出人乳头状瘤病毒HPV-16的E6、E7基因可能是宫颈癌的致癌基因。八十年代江西在子宫颈癌患者与对照人群配对调查中提出：性生活紊乱、配偶包皮垢及宫颈糜烂是子宫颈癌发病的高危因素。
(2)滋养细胞肿瘤
六十年代以来即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自1958年至1978年，以宋鸿钊教授为首的北京协和医院研究小组，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在治疗方法上应用6-MP有了创造性的成果，二十多年来，又陆续找到了5氟脲嘧啶(5-FU)、更生霉素(KSM)、溶癌呤(AT1438)、抗瘤新芥(AT581)、消瘤芥(AT1258)。自1978年开始，全国绒癌协作组对葡萄胎的患病率及恶变率进行了普查，对23个省、市、自治区共调查了202万妇女，葡萄胎的发病率为0.29%，以千次妊娠计为0.78‰，提出我国葡萄胎发生率至少比国外高一倍的观点。1982年成立了国际滋养细胞肿瘤研究会，并在肯尼亚召开了第一届国际会议，以后每两年召开一次，1988年第四届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对滋养细胞肿瘤自七十年代末即开始了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包括遗传学和hcG分子结构及功能的研究。在遗传学方面有关于染色体和DNA多态性、流式细胞计数分析、癌基因表达、多聚酶链反应等方面的研究。在恶性滋养细胞辅助检查方面，我国70年代即应用B超作为辅助检查手段，以后又使用了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hcG的测定方法也与激素检查方法的改进同步进行，CT及MRI出现后，也迅速引入作为对滋养细胞肿瘤的辅助检查手段。
(3)卵巢恶性肿瘤
从五十年代起，我国即注意了对卵巢恶性肿瘤的流行病学以及诊断治疗的研究。七十年代的资料表明，它的五年存活率始终停留在25～30%，发病率却逐年上升，近四十年增加了三倍。八十年代，广州采用外周血作染色体分析，认为可作为一种预测卵巢恶性肿瘤的方法；武汉提出以淋巴转化率、氚胸腺嘧啶核苷渗入、免疫复合物及血细胞粘附抑制试验四项免疫学指标，作为进行诊断的参数。八十年代后期，北京协和医院开展了肿瘤放射免疫显象诊断，湖南和北京应用单克隆抗体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提高对癌细胞的检出率等，都作了有益的尝试。自八十年代以来，各种内窥镜、B型超声、CT、MRT等高科技医疗设备的引进与应用，发展很快，对卵巢和其他女性生殖道肿瘤的早期诊断，有着很大的帮助。以放射性同位素标记特异性单克隆抗体，对原发瘤及转移瘤进行定性、定位诊断，对卵巢癌的诊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绝大多数特异性不显著，尚需进一步研究。在卵巢癌的治疗方面，五十年代主要是手术治疗，以后逐渐形成了以广泛彻底的手术再辅以术后化疗或放疗的方法。
妇科炎症
1949年开始，由于控制了性病的传染，推广了新法接生，开展了计划生育，对过去严重威胁妇女健康的生殖器炎症，在防治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性病基本上得到控制，已很少见到梅毒和淋病。从世界范围看，淋病是女性生殖道炎症的主要原因，约占全部炎症的65～72%。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人口流动，性病主要是淋病又在我国死灰复燃，七十年代后期，我国性病重新冒头。自八十年代初首次报道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IDS)。
女性内分泌
(1)卵巢功能的研究与测定
五十年代，我国一些教学医院采用激素生物效应指标，探测卵巢雌、孕激素的变化，如阴道细胞角化指数、子宫内膜组织学及基础体温等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这些方法至今仍有广泛应用的价值。六十年代，对更年期进行了调查研究，探讨了我国妇女绝经年龄及更年期症状等。这一时期，对继发性闭经、口服国产避孕药妇女进行生物学试验测定尿促性腺激素等方面的研究。七十年代后期，从世界卫生组织引进了激素放射免疫测定药盒，对正常月经周期、更年期及哺乳期月经的雌二醇(E2)、孕酮(P)、促卵泡生长激素(FSH)、黄体生成激素(LH)进行了测定，在监测排卵和促排卵方面进行了研究。八十年代提出了以基础体温、宫颈粘液评分及血LH、E2测定、B型超声测定卵泡与腹腔镜下观察卵泡发育、排卵、黄体的方法。在促排卵方面，北京、上海等地用国产人绝经期促性腺激素(hMG)治疗垂体功能性闭经及垂体功能基本正常伴月经紊乱无排卵患者，并提出应警惕过度刺激综合症的发生。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研究中，用不同促排卵方案测定卵泡液中的E2、P、睾酮(T)、FSH、LH水平与卵母细胞成熟度的关系，并可预测其受精率。八十年代，我国生产的不同放射免疫药盒得到推广和应用。1988年开始应用葡聚糖活性炭分离法(DCC法)测定子宫内膜癌患者的雌、孕激素受体，对激、孕激素受体，还可应用荧光组化定位。九十年代对不孕原因进行探讨，提出和子宫内膜分泌期发育迟缓，孕激素受体下降有关。
(2)胎盘功能
六十年代，以化学方法测定妊娠期尿雌三醇(E3)排出量，观察胎盘功能。八十年代以来，采用测定羊水中E3含量以探讨胎儿畸形及宫内发育迟缓。1986年后又增加了胎盘泌乳素的测定。这一期间，应用放射免疫药盒测定尿E3、唾液E3、，也是可靠的方法。八十年代前后，还开展了正常妊娠及妊高症患者血中前列腺素(PGE)、前列腺环素(PGI2)及血栓素(TXA2)代谢物的测定，发现妊高征患者TXA2升高，TXA2/PGI2升高，是和胎儿-胎盘血循环阻力增加有关。
(3)泌乳素和促黄体生成激素释放激素
七十年代，泌乳素(PRL)分离提纯，Friesen等发展了放射免疫测定PRL的方法。八十年代，PRL放射免疫药盒在国内得到广泛使用，经过研究，在闭经－溢乳综合症中，高PRL血症占68。3%，对高PRL血症和闭经、不孕关系的研究，并结合CT诊断垂体微腺瘤和大腺瘤，发现了几例空蝶鞍综合征，提出PRL升高与服用吩噻嗪类药和应激状态有关。在治疗上用麦角衍生物溴隐停已在各地普遍应用，经治后排卵率和妊娠率达80%。不发现子宫内膜显位症常伴有高PRL血症认为溴隐停治疗单体PRL增高更有效。
1973年，Schally和Guillemin提纯了促黄体生成激素释放激素(LHRH)，我国于八十年代已合成不同效价的9肽LHRH类似物或增效剂，并用于临床，合成了LHRH拮抗剂。还认识到人胎盘组织是一个完整的分泌系统，不仅分泌E和P，也分泌LHRH，参与hCG的调节。
(4)闭经及青春期内分泌
五十年代报道了数例Sheehan's综合症。八十年代，由于染色体核型实验室的建立，认识到原发性闭经、性腺及生殖道发育不良与遗传有关，如Turner's综合症，原发性XY性腺发育不良、睾丸素不敏感综合症等。在继发性闭经中，发现以多囊卵巢综合症较为多见。自从促排卵剂氯酚胺(克罗米芬)合成后，1977年有人总结报道，它对多囊性卵巢综合症、功能性出血、月经稀发、服用避孕药后闭经及其他继发性闭经，效果显著。为了纠正LH/FSH不正常比例，还应用纯FSH进行治疗的方法。
(5)更年期及绝经期内分泌
更年期及绝经期内分泌的研究虽早已开始，但对它系统深入研究还是在七十年代以后。对绝经后妇女雌激素替代治疗的研究，成为八十年代妇科内分泌研究的一个热点。解放军总医院等单位研究了国产尼尔雌醇对女性更年期综合症的疗效，证明尼尔雌醇不但可以改善更年期综合症的症状，而且对保护心脏，避免冠心病的发生，抑制骨密度下降，减少或延缓骨质疏松症的发生，具有较好的效果。在中药应用治疗更年期综合症方面，也有一定的进展。另外，β-内啡肽的分泌和绝经期症状的关系，也在深入研究中。
(一)小儿腹泻病
我国对小儿腹泻的流行病学调查做了大量工作。我国四季分明，腹泻发病各季度，各月发病不尽相同，通过历年资料显示我国腹泻发病，每年有两个高峰：一为6、7、8月称夏季腹泻，主要病原是致病性大肠杆菌与痢疾杆菌；另一高峰是10、11、12月称秋季腹泻，主要病原是轮状病毒。
九十年代以来，一般性细菌性腹泻显著下降，而非伤寒沙门氏菌感染却有增加趋势。据302医院报道5年中沙门氏菌感染增加5倍。其中鼠伤寒及婴儿沙门氏菌感染，成为当前儿科关注的问题。
腹泻的治疗，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国北京、上海、天津等成功的解决了小儿腹泻脱水的液体疗法，大大地降低了死亡率。八十年代初又大面积推广使用了ORS液病法。我国治疗腹泻滥用抗生素的现象，十分严重，造成细菌耐药性增强，肠道正常菌群紊乱，使腹泻迁延或加重。现在一致认为有70%左右的水样便腹泻为病毒产毒素细菌引起的，可以不用抗生素，可采用液体疗法，中药等综合疗法。抗生素仅适用于粘液，脓血便的患儿。
八十年代初兴起的群体行为科学是控制小儿腹泻病的好办法。我国7省妇幼卫生示范县小儿腹泻预防研究取得成功。
(二)小儿肾脏病
小儿肾病综合征的病死率在五十年代初期在30%以上，以后由于应用抗生素类药物有效地控制继发感染，又采用了以肾上腺皮质激素为主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经较长期随访，病死率已下降到10～17%。七十年代以来，在加用免疫抑制剂(最常用的是环磷酰胺)的部分病例，病死率又进一步下降到3%以下。
1975年5月召开了儿科肾脏疾病科研协作组第一次会议，正式成立了全国性的协作组织。制订了“关于小儿肾小球疾病临床分类和治疗的建议”1981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小儿肾脏疾病科研协组第二次会议，对1979年方案进行了修改。为以后统一诊断和分型，开展发病情况调查，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小儿血液病
缺铁性贫血
中央卫生部自1986年5月颁发了《小儿四病防治方案》，其中包括营养性缺铁性贫血防治方案。根据全国小儿营养性贫血防治研究协作组12个省市32，940名小儿调查，血红蛋白<12g者占55.5%，8省市7，499名小儿调查，血红蛋白<11g者占39.9%，可见我国小儿贫血的患病率是相当高的。部分地区小儿膳食分析调查结果表明，喂养方法不当是贫血的主要原因。
急性白血病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小儿白血病缓解率极低，更不能长期生存。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上小儿白血病的缓解率可达90%，但发生率亦达90%。到了七十年代后期，由于联合化疗和骨髓移植等项技术的发展，国外小儿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的5年持续完全缓解率已达65～70%，部分长期缓解病例可被认为已经治愈。1980年我国完成了第1例小儿急性髓性白血病的骨髓移植。1989年起，他们采用PCR技术监测残留白血病，研究TCRr，TCRS、IgH作指导化疗及“分子复发”的信号，取得了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3年以上生存率达80%，急性髓性白血病达70%成绩，使大多数白血病患儿获得长期无病生存。
(四)小儿传染病
麻疹
1957年北京的病毒学者利用2～7个月胎儿的肾脏组织和猴肾单位层细胞等二种组织培养方法，成功培养出一株病毒、并试制灭活疫苗。1958年上海病毒学者在猪身上进行麻疹试验，获得成功。自1960年麻疹减毒活疫苗的制成标志着我国对麻疹预防走上了新的阶段。现在麻疹疫苗广泛应用，使易感儿的发病率更降至3%以下。
脊髓灰质炎
1957年我国的病毒工作者从国内12个地区脊髓灰质炎患者的粪便中分离出63株病毒，其中Ⅰ、Ⅱ、Ⅲ型病毒分别为56.4%，30.3%及14.3%上海从344分类及中分离116株Ⅰ型83.6%，Ⅱ型12.9%，Ⅲ型3.5%；北京从303例患儿粪例中分离132例Ⅰ型27.2%、Ⅱ型69.2%，Ⅲ型3.6%。
自1960年我国开始用国产脊髓灰质炎口服减毒活疫苗以来，全国大中城市2个月至7岁的小儿服用液体疫苗的人数达4千多万。1962年又试制成功了糖丸疫苗，在1963年经过1千多万人的试用，说明它是容易保存、运输和服用的一种剂型，便于农林及远郊区工矿地区应用。
结核病
1950年在北京开办卡介苗工作人员实习班，大力开展卡介苗接种工作，至1958年底，接种卡介苗的已达10，508，429人次。新生儿卡介苗接种率90%。由于大规模的预防接种和其它预防工作的逐渐开展，小儿结核病的感染率与发病率明显降低，结核性脑膜炎与粟粒性肺结核已大为减少。由于预防的同时对结核病采取积极的治疗，小儿结核病死亡率已显著减少。
中毒型痢疾
1958年以来，广大儿科医务工作者终于采用了人工冬眠疗法，使该病的病死率降低到5%左右。1963年我国儿科工作者对人工冬眠疗法作了进一步改进，缩短了人工冬眠的诱导时间，积极降温，进行企业的液体疗法，使本病的病死率继续下降。1961年上海钱潮等人报告了用大剂量阿托品静脉注射的方法来改善血管痉挛状态，4年治疗145例，死亡2例，病死率为1.37%。同样也有助于治愈率的提高。
乙型脑炎
自从石家庄中医治疗乙型脑炎，取得显著疗效以后，以北京市儿童医院为例1948～1954年间以西医方法治疗乙型脑炎，病死率为13.2～25.2%；自1955年起以中医治疗为主，西医为辅，病死率逐渐降低至1958年底为5.9%。随着流行性乙型脑炎疫苗接种，该病的发病率大为降低。
(一)临床眼科学进展
五十～六十年代，白内障手术以囊内摘除术为主，方法有冷冻摘除、硅胶棒摘除、骨炭棒摘除，囊镊法摘除等。传统的老年性白内障针拨套出术也在开展。这些手术方法相对较简单，术后矫正视力满意，其中以冷冻摘除术较为常用。
随着显微手术技术的进步，现代白内障囊外摘除术得到了普及和提高，人工晶体植入成为可能。早在1953年我国就有成功植入人工晶体的病例，但直到八十年代后才逐渐发展起来。1982年Freamen与陆道炎教授介绍了现代白内障囊外摘除术后，在上海、西安、北京等有条件的各大医院都相继开展了显微眼科手术。1991年2月，在上海成立了全国白内障及人工晶体学组，使我国在这一工作上逐渐步入正轨。
青光眼研究进展青光眼亦是我国主要致盲眼病之一。1977年，在卫生部组织制订我国眼科学发展规划中，青光眼被列为重点研究课题，1978年成立了青光眼研究协作组，后改为青光眼学组，学术上相互交流，促进了青光眼研究的进展。近年来，在青光眼早期诊断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青光眼的激发试验，对视乳头C/D值及盘沿面积的改变和视网膜神经纤维层缺损等早期改变的确认，微机程序控制自动静态视野计检查可定量显示青光眼早期视野改变，非接触眼压计，气体眼压计以及微机电眼压描记计的应用都可更精确地测定眼压改变，以早期诊断青光眼。视诱发电位，对比敏感度和色觉检查等对青光眼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信息。激光已介入青光眼治疗，开展了激光虹膜切除术、小梁成形术等，是一种安全、方便，并发症少的治疗方法，值得推广应用。显微手术的应用，使小梁切除术成为治疗青光眼的主要术式，并得到不断改良。降眼压药物亦推陈出新，不断用于临床，在治疗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单疱病互性角膜炎(HSK)发病日益增多，通过多方面研究，单疱病毒分离、动物模型取得成功。免疫学方面亦取得成就，应用单疱病毒单克降抗体已成为HSK的诊断和鉴别诊断的重要手段之一。
1978年在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领导下成立了全国角膜病学组，在角膜病研究治疗方面起到了有益推动作用。我国在诸如角膜组织细胞培养，单症病毒潜伏感染的研究、单疱病毒性角膜炎的诊断及治疗、角膜材料的保存，角膜移植手术技术及一些角膜层光手术等方面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1984年制订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临床分期标准”。近十年来，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发病机理的探讨进行了大量工作。八十年代后期在北京、成都、天津、上海等地以不同方面对发病机理和中药治疗进行动物模型实验。糖尿病动物视网模显微与超微结构的病理学观察，和醛糖还原酶对视网膜毛细血管周细胞保护作用的探讨，以及糖尿病鼠视网膜组织山梨醇、果糖、葡萄糖代谢状况的研究等，均的一定的结果，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资料。视网膜毛细血管周细胞模型的建立，成功地分离牛视网膜的周细胞，并建立了细胞株，创立了体外病理模型，还发现高浓度葡萄糖能激活山梨醇途径，降低细胞的肌醇含量，肌醇磷脂代谢异常以及应用醛糖还原酶抑制剂阻断山梨醇通路，可改善周细胞对肌醇的摄取和肌醇磷脂代谢，并以信息调控的有关环节，证明周细胞的生长与醇磷脂代谢的密切关系，进一步阐明周细胞衰亡的生化机制。
1955年赵东生发表的《关于巩膜缩短手术及其适应范围的意见》，1959年又发表了《用综合原则的手术方法治疗视网膜脱离124例》，促进我国眼科界更新了视网膜脱离复位手术的概念和技术，提高了总体手术成功率。双目间接检眼镜的推广使用，冷冻治疗技术的应用，以及玻璃体注气和切割手术对提高不同病情，包括巨大破孔的视网膜脱离的手术效果均起了很好的作用。使我国在视网膜脱离的诊断和治疗上又上一个新台阶。近年来，以玻璃体切割术为代表的眼后段手术兴起，对大难度视网膜脱离、增殖性玻璃体视网膜病毒，以及对视网膜前模、异物和寄生虫的清除有了较好的治疗效果。激光内封闭术，各种新型无毒害气体和液体的应用，手术器械的不断改进，使玻璃体手术取得了新的进展。
(二)现代科技的应用
近几年，超声多普勒在探查眼部正常血管和眼病方面也显示出优越性。超声乳化吸出术用于白内障，使手术更简化而快速。
眼底荧光血管造影技术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术在我国眼科界起步较晚。七十年代初期，南京、石家庄、广州等地眼科工作者开探索。或静脉注射荧光素后通过滤光片对眼底进行观察；或以国产滤光片改装旧式眼底照相机进行动物试验。七十年代后期，由于行进了国外高速眼底照相机，造影连续拍片技术逐渐开展起来。八十年代初，河北医学院出版了《眼底荧光血管造影释义》一书，向国内初步介绍了这方面的知识。
磁共振成像(MRI)是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应用于临床的影像技术，用于眼部肿物或其它病变的诊断较CT更为清晰，可多方面多层面断层及多种成像参数扫描，对球内非磁性异物，肿瘤及海棉窦动静脉瘘均更易于成像显示。
41956年，陈耀真、王文书教授已着手于建立临床视觉生理实验室。直到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我国视觉电生理测定逐步发展为系列化，1987年成立了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眼电生理学组。
激光是近代重大的科学技术进展之一。应用于眼科临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1971年上海市首先研制成功红宝石视网膜激光凝固器；杨冠等(1973年)报告了它的动物实验和临床应用后，1976年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报告了于1973年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台氩离子激光凝固器在眼科临床的应用。
(一)耳科学的发展
五十年代初期，我国的耳科学主要围绕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及其颅内外合并症的手术治疗，总结成败经验。五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以恢复与保存听力为目的鼓室成形术，1957年我国就有了成功引用的报导，此后迅速在全国普遍开展，到六十年代形成高潮，经验总结和技术革新的报告迄今不断。
耳硬化症在我国的发病率不高，为其所做的内耳开窗术在1947年开始，截止1959年据不完全统计共进行300余例，成功率在80%以上。1956年镫骨撼动手术传入我国，曾流行一时。终因术后镫骨易再固定而被镫骨切除术所取代。
现代听力学包括基础听力学、临床听力学和康复听力学。直止六十年代初我国才有临床听力学方面的报导，内容只限于纯音电测听中的掩蔽问题、阈上功能检查等。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纯音测听日渐普及和专业学会的成立，杂志的出版，特别是一系列相关国家标准的颁布，命名临床听力学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
我国耳神经学从六十年代初起步，从前庭冷热和旋转诱发试验入手。稍晚有了应用眼震电图代替裸眼观察眼球震颤的报导。起初所用仪器是改装的心电或脑电记录仪。八十年代才有了能用计算机处理眼震讯号的专用眼震记录仪。
七十年代前我国耳神经外科是以治疗耳源性颅内合并症、梅尼尔病、面瘫等为主。颅内合并症的了病率逐渐降低，由于CT、MRI的广泛应用诊断也明显简化准确。治疗方面现多主张径乳突经路一次手术。对多发性或远隔部拉者方采用开颅手术。对梅尼乐病的手术治疗，我国从七十年初已经开展，到目前报导较多者有内淋巴囊引流术，前庭神经切断术和各种破坏术。由于诊断和疗效评定标准不够统一，结果难以比较。面神经麻裨由于仪器和手段的长足进步，定性和定位诊断准确性更高。对它的部分减压术首次报导于五十年代末。七十年后发展较快，出现了全程减压、内听道和迷路段减压、膝状神经节减压和神经改道吻合，神经移植等手术，效果明显改观。八十年代我国出现了针对半面肌痉挛的手术治疗。
(二)鼻科学的发展
鼻及鼻窦变态反应是我国建国早期就很重视的研究课题。开始是总结中西医各种治疗方法的经验。接着开展了对致敏花粉的调查，到目前为止已普查完29个省市或地区。基本摸清了我国南北方致敏花粉的特征。
鼻外科在五十年代初期主要围绕鼻窦炎的手术治疗方法与结果讨论。八十年代后期，鼻内窥镜及专用手术器械问世，国内仿制成功，鼻内窥镜手术迅速在许多城市医院开展。手术除主要用于多发性鼻息肉，筛窦上颌窦炎以外，亦被用于做鼻腔泪囊造孔、视神经管减压等。
经鼻径路做垂体瘤手术，我国从六十年代初就已开展，到七十年代末仅文献报导的已五十余例。目前全国各地已普遍开展，手术方式有了多种改良，适应症也渐扩大。近年来已有数篇依此检救垂体卒中成功的报导。蝶窦局解的深入研究是应手术的需要而进行的，反过来它又提高了手术的准确性和安全性。
(三)咽科学的进展
急慢性扁桃体炎及其合并症是我国六十年代前讨论较多的课题，由于缺乏统一的、公认的手术适应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手术有些过多过滥。七十年代以来发现扁桃体是产生免疫淋巴细胞和各种免疫球蛋白的器官，在胸腺蒌缩后，在维持人体正常免疫功能方面占重要地位。在各大医院乱摘除扁桃体的现象已明显减少。鼻咽癌在我国南方各省发病率较高，建国以来曾多次做过大面积，甚至于是跨省区的流行病学普查。基本摸清了发病原因和规律，确认EB病毒的致病作用，分离出EB病毒壳抗原等，并将其用于临床诊断和预后判断。七十年代以来先后建立了类淋巴母细胞株，鼻咽癌上皮样细胞株和梭形细胞株。这是我国学者在鼻咽癌研究方面的重大成就，国际首创并被公认。我国学者在鼻咽癌的病理，超微病理、病理分型、动物模型建立等方面都有独创性成果。用乳胶球和贡压吸引法采取癌细胞供临床诊断，阳性率较高，已被推广应用。目前在我国采用的高能放疗和分段放疗，5年生存率高达85%以上。近几年针对复发癌和有颅内转移者还开展了手术治疗。下咽(喉咽)癌较少见，常与喉癌或颈段食道癌伴发。目前多在放疗后行喉咽切除或扩大喉全切除术，同时用带血管的肌皮瓣游离空肠、结肠等修复手术后组织缺损，恢复其功能。我国学者采用食管内翻剥脱法与国外流行的后纵膈双手钝性游离法相比，术后并发症明显减少。
(四)喉科学的进展
应用硬质喉直达镜、氧管和支氧管镜取除各种呼吸道异物，治疗氧管结核、肺出血、支氧管扩张、肺不张取活检诊断肺肿瘤等是五十年代初期，我国喉科学讨论的热点。七十年代后期光导纤维内窥镜进入我国并迅速普及，扩大了医生们的视野，提高了一些疾病的早期诊断率。
喉癌在我国东北多发，尽管三十年代我国就有人用喉全切治疗，但是喉癌手术真正的发展与普及还是1949年后，特别是近十几年的事。在基础理论方面，我国学者曾对喉癌标本做过大块连续切片，借以对比病理和临床分期。研究它的超微病理特征，探讨它与性激素、自由基代谢，特别是各种癌基因的关系。这些研究提高了对喉癌生物学特征的认识。对癌和癌旁组织，转移淋巴结所做的病理，组化免疫组化，基因等方面的对比研究，有助于了解喉癌局部扩展和转移的规律。癌细胞株的体外培养和动物模型的复制成功为更深入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纤维喉镜，喉的CT和MRI的应用使判定癌的侵犯范围与周围组织器官关系的准确度明显提高，使手术方式的选择更趋合理。
(一)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
1949年以来，我国皮肤性病科的科学研究首先是着眼于防治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皮肤病和性病的临床和理论研究，一些传染性皮肤病、职业性皮肤病、变应性及自体免疫性皮肤病、真菌性皮肤病、结缔组织病、银屑病、皮肤血管病等也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促使各种皮肤病和性病的临床诊疗工作都取得长足进展。
皮肤性病学除临床研究外，在皮肤病的生理、病理、病理生理、组织病理、免疫学、生物化学等以及电子显微镜和其他先进设备、新技术的应用等也都进行了研究和开展，取得了不少成就，对银屑病等作了全国性的流行病学调查和防治研究。各医学院校和大中城市的大医院的皮肤性病科大多建立了病理、真菌、免疫、生化等实验室，结合临床开展一些实验研究。随着国际间医学交流的深入，近十多年来对国际间重点研究的课题也逐步开展，如对HLA、郎格罕细胞、淋巴细胞、病理、牲组织化学等。我国皮肤科学的研究工作已进入了分子生物的领域。
1949年以后，中华医学会皮肤科学会举办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截止1991年前已经举行七次。1949年前无皮肤性病方面的专业期刊，现代皮肤性病学专业性书籍甚少，1949年以后才有条件出版发行。1954年中华医学会皮肤科学会创办并发行了《中华皮肤科杂志》，以后陆续创刊的全国性的专业杂志有《皮肤病防治研究通讯》、《临床皮肤科杂志》、《中国麻风杂志》、《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皮肤病与性病杂志》、《国外医学皮肤科分册》、《中国医学文摘皮肤科分册》；地方性期刊有云南《皮肤病防治》、广东《岭南皮肤性病杂志》、广西《皮防通讯》、山东《皮肤性病学杂志》等，在其它医学杂志、医学院刊或学报中也常有皮肤性病学文章发表，《健康报》及各地卫生报刊等亦常刊有皮肤性病方面的论文和科普文章。皮肤性病学专著和大中医学院校皮肤病学教科书陆续出版者累计已达数十种。
(二)诊断技术及治疗水平的提高
梅毒的血清学诊断七十年代以前主要采用的康氏和华氏反应，已被新的梅毒血清试验所代替。八十年代新的诊断方法聚合酶链式反应(简称PCR)近年在我国也很快应用于淋病、衣原体、支原体感染的非淋菌性尿道(宫颈)炎。
新的抗病毒药如无环乌苷、肽丁胺、干扰素等治疗病毒性疾病，用许多新的抗生素治疗各种细菌和真菌感染性皮肤病和性病，用各种皮质类固醇制剂、新的抗组胺剂治疗变态反应性、自家免疫性和非传染性炎症性皮肤病，用免疫抑制剂治疗自体免疫性皮肤病，用各种抗组胺剂治疗一些变态反应性皮肤病，尤其是H1受体与H2受体抗组胺药物联合使用，治疗荨麻疹类过敏性疾病取得较好疗效等。在物理治疗方面，除原有的中波紫外线和浅层X线、境界线外、长波紫外线、同位素32磷、90锶和激光(Co2激光、氦氖激光等)等也被应用于皮肤科临床。
(三)积极防治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皮肤病及性病
性传播疾病(STD)
1949年以前性病在旧中国广泛流行，严重危害了广大人民的身心健康。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一举封闭妓院，解放妓女，对她们进行教育，治好性病，安排就业。首先在北京，接着在全国采取同样措施，从而在我国永远铲除了娼妓制度。正如恩格斯所言：“卖淫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灭”。(《共产主义原理》)这不但消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最丑恶的社会溃疡，也是防治性病的根本性措施。新中国这一创举获得全世界正直人士的赞扬。据北京医学院统计，1949年梅毒患者占门诊人数10%，1963年下降至0.47%，其中传染型梅毒的减少更为显著，1972～1973年在全国又进行过一次大普查，未发现现症梅毒患者。
近十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性病又传入我国，按其发病率高低依次为淋病、尖锐湿疣、非淋菌性尿道炎、梅毒、软下疳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艾滋病患者在我国也有所发现，这些都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全国性病防治研究中心受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委托，在南京举办了艾滋病、性病实验室诊断讲习班，现在防治性病又已成为我国的迫切任务，各级防治中心已陆续建立，专门负责此项工作，防治的关键在于发挥我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普及性病防治知识，切实抓好宣传教育和监测工作，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齐抓共管，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彻底杜绝嫖娼卖淫活动，选用先进方法及有效药物积极彻底治疗现症患者，制止性病在我国蔓延。
1949年后，党和各级人民政府非常重视麻风病的防治工作，1951年4月，中央卫生部召开的防疫专业会议，对麻风的防治问题作了重点讨论，1951～1957年先后举办麻风防治高级进修班5次，进修医师共114名，尤家骏教授亲自参加授课训练工作，1958年邀请阿根廷麻风专家司胡曼教授在广东举办进修班，结业医师40名，这些结业的医师们又在各麻风流行地区举办各种麻风防治进修班，进修医师前后共有3000多名，还有马海德氏全力以赴地投身于麻风病的防治与研究工作。1957年全国麻风防治会议后，卫生部制定了防治规划，1975年和1980年国家多次下达文件，对这一工作采取具体措施加强防治。从五十年代初至1981年止，我国有麻风医院62处，防治站343处，麻风村794处，共计1199处，专业防治人员13432人。
1949年前，我国头癣发病率较高，在未开展大规模头癣防治前，全国各地均广泛流行，尤以乡村多见，严重危害着广大人民的身心健康。1949年后，党和政府号召除害灭菌，卫生部于1959年在江西宁都，1962年在南昌先后召开头癣防治会议，推动此项工作，1977年在武昌举行的全国头癣防治工作经验交流会，推广湖北省的先进经验，制定了防治规划和方案，随之在全国广泛开展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全国已基本消灭了头癣。足癣是我国的多发病，建国初期约占皮肤科门诊病人的20%，有的城市如上海则高达50%以上，经验证明不能单纯治疗，应当防治结合，重视预防。
职业性皮肤病的防治曾对许多厂矿企业、农村、服务行业等作了发病率的调查，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防治建议。从1953年到1977年有关这方面的报告就有125篇之多，由于加强了宣传工作，使广大职工了解预防职业性皮肤病的重要性及其防护知识，各厂矿企业单位逐步改善了劳动条件，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和操作规程，改革生产设备，逐步开展生产机械化、自动化、密闭化、尽量减少甚至避免接触各种有害的生产因素，这是杜绝职业性皮肤病发生的最根本措施。
银屑病是皮肤科常见病之一，近年来有增加趋势。八十年代进行了全国性的大调查，在自然人群中发病率高达0.18～2%。银屑病的治疗方法繁多，不论现代医学治疗方法或中医疗法，中西医结合疗法均有一定疗效。
白癜风的发病率也较高，近十多年来研究较多，认为白癜风是全身性疾病，可伴有多器官受损，10～15%有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疗方法较多，多以中西结合为主，已经取得一定效果。
(一)口腔医学临床医疗和预防保健工作的发展
建国四十多年来，口腔医学的疾病防治工作，全国口保健网已有较普遍的布局。在各大中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天津、西安、成都、重庆、广州等均有设备优良和治疗全面的口腔专科医院或牙病防治所，并设有病床收治口腔颌面外科各种疾病。县级以上的综合性医院也设立口腔专科，很多乡、区卫生院、城市街道医院都开设口腔科门诊为居民及学校学生进行牙病防治工作。在设备齐全的口腔医院，一般都采取分科治疗，下设口腔内科负责治疗龋病、牙髓病、牙周病、口腔粘膜病等；口腔颌面外科(包括美容整形外科)负责治疗口腔颌面部畸形、外伤、感染、肿瘤及颞下颌关节等疾病；口腔正畸科负责主治牙列畸形、错牙等；口腔修复科主治缺牙修复。有些口腔医院还开设小儿牙医科负责儿童口腔疾病的防治工作。据最近二年的统计，全国各省市设有口腔专科医院共约55个，设有口腔科的综合性医院共6000多所。口腔科医护人员约50000人以上，其中高级医学院校口腔专业毕业医师约占1/3以上。
口腔内科
在牙体和牙髓病治疗方面如牙髓塑化法治疗牙髓病及根尖周病。用自己设计和生产快速涡轮机作牙体各种同型的制备。在补牙材料的制造方面如高铜银汞合金、复合树脂、生物陶瓷等，已生产质量较高的系列产品，对牙体的美容修复起着重要作用。
在牙周病治疗方面，近年来对牙周手术疗法的改进，各种自体、异体骨制品的植入，各种生物陶瓷修复牙槽骨缺损；牙周病系统调牙治疗及正畸等治疗均取得较好的疗效。
在口腔粘膜病的治疗方面，应用局部对症及全身免疫制剂，配合广谱抗生素，对口腔粘膜白色念珠菌感染的治疗；对口腔粘膜病与内科系统有关的综合症及特殊的感染等的综合治疗，均获得较好的疗效。
口腔颌面外科
在口腔医学的分科中，口腔颌面外科发展最快。近十年来在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等地的口腔医院相继成立了口腔麻醉科，使口腔麻醉方法增加了新的内容，如激光穴位拨牙，经鼻腔盲目插管的“三头位”方法解决经鼻盲插的难点等。
在诊断口腔颌面部疾病方面，口腔放射学从单纯的放射诊断学逐渐发展为影像诊断学，如CT、磁共振已较广泛应用于诊断颌面部肿瘤及颞下颌关节疾病。口腔介入放射学的发展将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和一般血管造影技术及血管栓塞技术应用于诊断和治疗口腔颌面部肿瘤。
口腔修复学及口腔正畸学
近十年来，在口腔修复学得中发展了口腔修复生物力学，使口腔修复方法和效果更具有恢复正常咀嚼功能和面容美观的效力。
在口腔修复材料中，国产高分子黏结材料应用于儿童龋齿治疗、正畸附件的直接黏结等也有良好的效果八十年代初开始有国产的EB复合树脂、光固化树脂在临床广泛应用。此外，金属烤瓷材料、各类铸造合金材料的研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口腔正畸学在七十年代，我国学者结合国情设计应用一些有效可摘矫治器如“环托式矫治器”固位力和支持力强，将可摘矫治器技术提高到新的水平。八十年代引进的功能矫治器提高了疗效和应用范围，采用引进的方丝弓、细丝弓等高效能的固定矫治器并自行生产带坏、托槽、釉质粘合剂及钛镍弓丝等器材，临床专业使用者已达60%～70%。传统的牙列不齐和错牙的矫治，目前已逐渐应用于成年人的正畸，与颌面正畸外科互相配合，对牙颌正畸矫治及青少年颞下颌关节功能紊乱综合症的治疗，取得了良好效果。
儿童口腔医学
近年来，对学龄前儿童大量开展局部氟化物涂擦和窝沟封闭，并试用硅胶、中药制剂防龋。此外，用激光幅照封闭沟隙防龋也取得一定的效果。
口腔预防保健
我国口腔预防保健近十年来有技快的发展，1983年北京医大口腔学院研究所被任命为“世界卫生组织预防牙医学科研培训中心”，建立了我国口腔卫生工作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联系，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建”相呼应。该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培养了一批骨干，在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城乡口腔保健工作，发挥积极作用。1983年我国首次使用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在10余万名中小学生中进行全龋病、牙周病流行病学的抽样调查，为我国开展口腔疾病预防工作提供了参考资料。1989年在北京举办了第二届世界预防口腔医学大会，同年成立了全国牙病防治指导组的顾问组，指导组已制定出2000年我国口腔卫生保健的规划目标第三次修改稿，待有关方面的批审实施。1989年9月由全国九个部委联合发起每年9月20日在全国开展“爱牙日”宣传活动。
(二)口腔基础医学科学研究的发展
在基础医学科研方面，近十年来不断创造、引进先进技术和实验方法。在口腔生理学，病理学、免疫学、结构学、生物力学、材料学、路学、激光技术、组织化学、生物医学工程等学科中，都取得了许多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成果，其中的些已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
口腔医学研究所的设立，最早为华西医大口腔医学院于1958年经卫生部批准建立，下设17个研究室，在龋病和牙周病的病因研究取得显著成果。该院于1989年经卫生部批准建立“卫生部口腔生物医学工程重点实验室”，对国内外开放以加强和促进口腔医学研究的发展。此外有北京口腔医学院、西安第四军大口腔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大口腔医学院等也相继成立口腔医学研究所，招收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进行各种高科技的专题研究。
我国口腔基础医学研究项目繁多，比较突出的成果在口腔解剖生理学方面有对正常人面部各器官形态及其间距离的测量数据，有修复颌面部畸形的参考价值。对面前静脉内毗静脉瓣膜的解剖观察比较和对成人颅纥颏孔、颊脂垫解剖、颈外动脉主要分枝的观察。
1949年至1959年我国精神病学的发展状况和取得的成就从1950年开始精神病学教学工作使受到重视，在医学院校中作为单独课程进行讲授。1954年统一了教学大纲，并进行教学实习，扩大教学基地。五十年代初期，因限于人力，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医学院校正式成立了精神病学或神经精神病学教研组，至1958年全国大多数医学院校建立了专门的教学组织。1953～1958年，卫生部、民政部在南京、上海等地培养了高、中级专业医师数百人；全国各大区基础较好的精神病院也对各级医师采取了多种方式进行了培训和提高。
1958年，新建的精神病防治机构达62处，遍及全国21个省市，床位总数为1949年前五十年中总数的十四倍。
治疗方面除原有的胰岛素、电休克、发热疗法外，还逐渐开展了睡眠疗法和各种药物疗法(包括盐酸氯丙嗪、中药验方、眠尔通等)，各种综合疗法、针灸、电针、刺激神经疗法等在许多医院得到应用。由于当时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尚不普及，故在许多医院新老疗法并存。由于社会制度的改革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由于吸毒、梅毒、传染病和营养不良等相起的精神病大大减少，至五十年代末，有的甚至完全消灭。这是本时期内我国精神病学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一。至五十年代后期，由于疾病谱的改变，有些疗法(如发热疗法)已不复使用，以氯丙嗪为主的药物疗法辅以心理治疗已在临床医疗中占主导地位。
中华医学会于1954年年立了神经精神科学会，许英魁任主任委员，1955年3月创刊了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初为季刊，1958年2月改为双月刊，许英魁为总编辑，冯应琨、伍正谊、王慰曾、张沅昌为副总编辑。
1960～1977年我国精神病学发展状况从1960～1966年初，我国的精神病学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由四川医学院主编的编编教材《精神病学》于1960年正式出版，英国《临床精神病学》中译本在上海于1963年出版，在此期间南京也出版了一本《精神病学》。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虽于1959年下半年因故停刊，但于1963年复刊。在此期间我国精神病学教育事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但从1966～1976年，精神病学由于受到“文革”干扰而几乎停顿，学术著作及刊物极少。1974年湖南医学院出版了《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期刊，1975年广州中山医学院出版了《新医学》杂志的《神经精神疾病副刊》，后改名为《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1976年长沙出版了一本《精神病学》中型书籍。从1960～1977年，《中华神经精神杂志》一直处于停刊状态。
从1960～1965年，精神病防治机构和床位增加，除一两个地区之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规模较大的精神病医院。尽管如此，精神病防治工作在这期间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许多省市建立了以省、市精神病院为中心的防治网，防治网的设置大都分为三级。
六十年代以后，精神分裂症的比例明显升高。当时的主要疗法以药物治疗为主，包括氯丙嗪、泰尔登、奋乃静、苯乙肼等。胰岛素昏迷疗法因为精神药物的出现，在六十年代以后绝大数医院已经停用。电休克治疗在“大跃进”及“文革”时期由于政治原因被迫停用，但因为无法控制木僵状态及严重的抑郁症自杀，故不久又重新恢复应用至今。
精神病的实验研究及临床研究在1960～1965年间有一定发展，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从五十年代末就在几个主要大城市进行，有些城市完成了初步的发病率及患病率的调查。上海还对精神分裂症的家族遗传史作了大规模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被我国精神医学教科书广泛应用。在临床研究方面夏毓芬等人对一组与月经周期有明显关系的精神病进行了研究；陶国泰等人对儿童精神病问题也进行了某些研究。
1978～1989年我国精神病学发展状况自1979年以来，全国医学院校除加强精神病学教育外，已有46所院校开设医学心理学课程。
1980年卫生部还指定北京、上海、湖南、华西、哈尔滨等医科大学及北京市安定医院及南京神经病防治院等作为全国精神科医生继续教育中心。1982年在北京、上海两地建立了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研究所和培训中心。自八十年代实行学位制以来，许多医学院校的精神科都设立硕士研究生点。北京、上海、湖南、华西医科大学的精神科还授予培养博士研究生资格。八十年代以来，上述四个单位已毕业硕士及博士研究生160余人，其中湖南医科大学培养数量最多。第一批博士导师为夏镇夷、沈渔村。另外，北京、湖南、华西医科大学近年来还建立了精神卫生系。在此期间，精神病学出版物较多，影响较大的有《精神医学丛书》、《精神病学》、《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精神病学分册》等。
八十年代以来，精神卫生医疗机构迅速增加。1986年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会议。会议资料显示，截至1985年为至，全国已有精神病院348所，床位60000多张。到1989年，又发展到80000多张。据1990年华西医科大学编写的《全国精神卫生医疗、教学、科研机构名录》称，当时全国有精神卫生机构803家。床位规模最大的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和北京市安定医院。
这一时期的科研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神病学流行病学研究：1982年在世界卫生组织协助下完成了全国12个地区关于精神疾病发病率、患病率的研究，是这10余年中流行病学研究最大的成果。
2)精神疾病病因学的研究：主要是遗传、生物化学、电生理、CT等方面的研究，但至今未有突破性发现。
3)心理量表的应用研究：这一研究发展很快，但有待于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
4)诊断和分类研究：1958年曾提出过一个精神病分类草案，但未正式公布执行；1978年又提出了一个修订草案进行讨论。参照美国DSM-III和国际疾病分类第9版和第10版(ICD-9，ICD-10)，结合我国的实际，我国在1989年出版了《中国疾病的分类和诊断标准》(第二版)，成为我国的“官方”诊断分类。
5)老年和儿童精神疾病的研究：在这10余年里得到了广泛重视，在南京和福州，成立了一定规模的儿童精神卫生研究机构，在一些大医院里，还成立了研究老年精神疾病的病房。6)治疗学研究：主要是心理治疗和对精神药物的试用研究。80年代后期创刊的《中国心理卫生杂志》对心理治疗有许多研究报导。对精神药物的研究主要针对新型抗抑郁药、卡马西平、氯氮平的药效研究。
学术交流：1978年恢复了全国性学术交流。1978年7月4日至10日在南京召开中华医学会第二届全国神经精神科学术会议。会议期间召开了第三届学会委员会议，宣布了主任委员为夏镇夷，副主任委员为冯应琨、伍正谊、黄克维、黄友歧、于清汉。第三届全国神经精神科学术会议于1986年6月3日～7日在重庆召开，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选出了第四届学会委员会成员，陈学诗任主任委员，周孝达、沈渔村任副主任委员。1980年后，由中华医学会组织的全国性学术交流基本上2～3年1次，每次交流事先定出主题，内容相对集中，在此期间，学会下面还成立了一些学组，各个学组也都定期组织全国性学术交流。1985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成立，陈学诗任第一届理事长。
(一)初创阶段
五十年代初期使先后在北京、南京、上海、长沙、天津等处大量培养医学进修人员。1952年，成立了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在38个医学院中，有30个开设有神经病学课程。1965年，我国除教学医院有较齐全的人员配备外，省市级医院和部分县级医院也有了神经科专业医师。
流行性日本乙型脑炎，1948～1955年间，此病在一些地区曾有较大流行。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对本病的流行病学，免疫学，临床和病理各方面均有深入研究。自1955年起，北京市儿童医院以中医治疗为主，西医为辅，治疗脑炎取得显著疗效。病死率逐渐降低，到1958年由原来的25.2%降至5.90%。寄生虫感染所致的脑型血吸虫病，肺吸虫病及脑囊虫病的诊断和治疗有较大进展。中枢神经系统梅毒与维生素缺乏所的社经炎已明显减少。
根据上海第一医学院及北京协和医院的资料，癫痫的发病率在上海和北京分别为15.6%和9.79%。十五年间，对癫痫的病因，症状，诊断，分类，预后及治疗的研究均取得一定进展。在对癫痫患者脑脊液氨含量的研究中，发现其平均值为0.25微克，癫痫发作时脑脊液氨含量增加二、三倍，癫痫持续状态时氨含量更高，几乎24小内还不能恢复正常水平。用咖啡因可治疗小发作，而苯巴比妥或苯巴比土，溴化钾合剂及苯妥英钠对大发作有明显疗效。
(二)艰难曲折的发展阶段
自1966年到1976年之间，多数医院的神经科被取消而并入内科。《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被迫停刊，神经科学术活动被取消，专业研究工作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自1970年以来，各地区均有暂称“散多性脑炎”的报道，对该病的病因、神经精神症状、全身情况、血清学、免疫学、脑脊液、脑电图检查等做了大量研究，提高了诊断水平。对急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进行了大宗病例临床分析并提出病因学说。北京、上海对该病患者进行神经运动传导速度测定，结果显著减慢。结合肌电图检查，说明电生理改变能反映本病病理生理特点。
上海第一医学院华山医院自1974年以来，在血液流变学方面作了深入研究，测定血液粘度，聚集性，凝固性等项血液流变学指标，发现血液流变学异常是缺血性中风的发病先兆之一，并可作为区别于出血性中风的诊断参考，也是治疗该病的一个动态观察指标。河北医学院应用脑超声波鉴别脑出血与脑血栓形成具有一定的经验。在治疗方面，上海第一医学院发现二磷酸腺苷(ADP)对缺血性中风病人血小板电泳有明显减缓作用，丹参有改善血小板抗ADP聚集的作用；吉林等地开始应用国产尿激酶治疗脑血栓形成有一定疗效。此外，各地对脑出血手术治疗和对缺血性脑血管病的颅内——颅外血管吻合术积累了不少经验。
(三)飞跃发展阶段
1978年《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复刊，同年7月在南京召开了第二届全国神经精神科学术会议。从此，神经病学无论在医疗、教学与科研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对国外的学术交流频繁，目前，神经科病床已增至20000张左右。一些院校一级的研究所和神经科方面的专科人员培训中心相继成立。研究生制度的建立，为促进我国神经病学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到1995年，全国共设神经病学博士点9个，导师26名，共招收博士生94名，已毕业79名，硕士生点40个，导师106名，招收硕士生486名，已毕业446名。国内定期出版的神经病学方面的杂志发展到十余种。出版的书籍130余部。各项研究获卫生部所颁发的医药卫生科学技术进步奖20余项。
在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学会下的学组学术活动活跃。自1984年到1991年先后成立了9个学组。这些学组对促进我国神经病学的发展，专业人才的培养都做出了许多贡献。
综合国内报告，对“散发性脑炎”的研究表明它实际上包括病毒感染及急性脱髓鞘两大类疾病。故不再用“散发性脑炎”一词。感染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发病率仍高，对本病病因的研究，大多认为与机体自身免疫有关，细菌及病毒感染为始动因素。对脑脊液及外周血淋巴亚群的观察，发现脑脊液T细胞明显增高，N细胞下降，周围血则相反，脑脊液中IgG亦升高，故认为本病是免疫障碍所致的由T细胞介导的免疫性脱髓鞘病。寄生虫感染已大为减少。
自七十年代末，引进第一台CT机起，我们诊疗技术有了较大的变化，提高了对卒中的性质，部位，范围等的确诊率，由于检查方法简单，安全、迅速、准确，一定程度上代替了脑血管造影。脑血管造影技术由单支动脉穿刺发展到逆行定向导管选择性脑动脉造影，较广泛开展。更安全，简便的数字减影脑血管造影(DSA)亦在少数地方应用。脑血流速度检测，氚吸入或氢离子清除法测量局部脑血液等也在国内一些地区开展。核素脑血管造影，多普勒超声检测，颈动脉，椎动脉的颅外段及脑血管病变等在少数地方也有应用。视、听及体感诱发电位，脑电地形图，神经心理检查等有助于客观地了解脑血管病所致的脑功能障碍。各种实验性脑血管病动物模型的建立，有利于对各型脑血管病的病理，病理生理，生化改变等进行研究。发表了很多有关脑血管病患者或实验动物的不同时期的酶，中枢神经介质，神经肽，前列腺素，环核苷酸及自由基，维生素E水平等的研究报道。与诊断手段相比，脑血管病的治疗尚无重大突破。对缺血性卒中，除传统的扩容稀释疗法外，用蛇毒治疗的报告称疗效在80%以上，对出血性脑血管病的治疗仍以综合措施，中西医结合等为主。
对癫痫的病因和该病机理研究涉及多方面。癫痫的遗传学问题，引起了广泛注意，在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遗传性癫痫患者率为219/10万。对双生子患癫痫的研究亦表明了遗传的易感性存在。脑电图及遗传免疫学研究亦发现癫痫家系成员，尤其一级亲属中，脑电图异常率及免疫球旦白异常率都较正常人高。关于遗传方式，多数人认为属多基因遗传，但亦有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及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家系报告。对癫痫发病机理的探讨，如对癫痫患者及实验动物模型的脑脊液中单胺介质代谢物，氨基酸介质，酶，环核苷酸等的观察，都有研究报告发表。血微量元素改变，免疫功能改变等亦有报道，但确切机制尚待研究。
(一)我国公共营养事业的发展
我国1936年首次提出“中国民众最低限度的营养需要”未列入维生素的需要量，1949年后前中央卫生研究院营养学系在编辑包括维生素含量在内的《食物成分表》时，提出了一个“我国的膳食营养素需要量推荐标准”。1962年召开中国生理科学会营养专业会议时，正式发表了我国膳食营养素供给量推荐标准。以后中国营养学会在大量实验研究和实际调查的基础上，于1981年和1988年进行了两次修订，修订后的标准所包括的营养指标已由最初的10项增加至15项，人群的年龄划分也由最初的11个增加至21个年龄段。1988年修定时，我国营养工作者在热能需要量方面已对各主要工种的劳动项目及各兵种测出热能消耗率；对我国的谷类、豆类等消化率，植物蛋白质的生理价值及营养效果的影响因素，蛋白质的互补作用，多种维生素、无机盐和微量元素的营养效用及影响因素等方面都作了大量的工作。
(二)食物与营养工作的发展
1952年由中国预防医学科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的前身——中央卫生研究院营养学系，测定了北京300种食物中5种维生素的含量，并编制出版了我国第一本较完整的《食物成分表》，该表包括有约300余种食物中15种营养素的含量。
八十年代以来我国还进行了一些食物营养成分分析方法的研究和建立工作，1986年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编写了我国第一本“食物营养成分测定方法”一书，该书既考虑了最新仪器设备，又兼顾有益于普及的一般方法，对全国不同地区食物分析方法的统一起到了很大作用。1986年在王光亚和沈治平两位研究员的主持下，组成了有15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有关单位参加的“全国食物成分测定工作协作组”，经过数年的共同努力，1989年完成了各地区食物中多种营养素的测定工作。经过四十年来对各种食物成分分析数据的不断积累，食物成分表也进行了数次修定，1991年再次修订出版的食物成分表中分析项目已达28大类，包括3282种食物中的24种一般营养素含量，1388种食品中的18种氨基酸含量，932种食品中26种脂肪酸含量和962种食品中的胆固醇含量。这表明了我国的营养分析工作在建国以来的40年中已取得重大发展。
五十年代初曾对市场上58种婴儿代他食品做了营养成分分析，动物生长试验以及氮、钙、磷代谢观察等研究，结果发现大多数食品的营养成分比例都不适合营养素供给量要求，维生素均低于标准，经研究改进，提出了“5410”配方代乳品，向全国几个大城市推广生产，取得了较好效果。七十年代后期，在全国的南北地区因地制宜研制了多种代乳品配方，并汇编成册向全国推广介绍。八十年代以“5410”配方为基础，加以补充、改进工艺过程，研究、试制了适宜于1～6个月婴儿食用的“婴儿营养粉”和6个月以后的断奶食品“宝宝乐”，其营养效果均不低于以乳为主食的婴儿代乳品。在卫生部及轻工业部组织领导下，对婴幼儿配方乳粉，断奶期配方食品、断奶期补充食品及某些婴儿强化食品都制定了营养卫生标准。
八十年代以来，国际上对母乳喂养的优越性有了更科学的认识，同时对孕妇、乳母的营养状况与乳汁分泌的质和量，以及对胎儿生长发育的关系等进行了大量研究。
(三)营养与疾病的研究工作
1985年在卫生部、教育部的支持下，浙江医科大学和中山医科大学分别成立了营养专业和临床营养专业，开始了临床营养医师的培养。八十年代以来，临床营养工作的队伍不断得到扩大，卫生部也曾委托几所医学院校开办过短期临床营养进修班。1986年由关桂梧主编出版了“营养学基础与临床实践”，1990年由顾景范、邵继智主编出版了“临床营养学”，这两部临床营养学专著的出版，弥补了我国临床营养学专著的空白，对我国临床营养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国营养与疾病研究较多的是地方病和老年常见病。我国医学人员经长期研究，首先发现克山病的发生与膳食中缺硒有关，大规模预试验证实，亚硒酸钠可以预防急性克山病的发生，并因此获得了克劳斯施瓦茨国际奖。近些年来，我国在老年营养需要和衰老与营养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发现营养与促进老化程度的自由基有着密切的关系。适当限制进食(主要限制能量)，而蛋白质充裕时，能抑制脂质过氧化作用，维生素A、E、C、B、胡萝卜素、硒等能提高机体抗自由基作用，因此有利于延缓衰老。研究认为癌症、心脑血管疾病、骨质蔬松、白内障、糖尿病等一些老年多发病均与饮食习惯和营养状况有密切关系。如食盐过多与高血压的发生有密切关系，某些营养素摄入过高或过低以及某些饮食习惯的食物中含有较多的致癌物质，均与癌症的发生有密切关系。并且研究筛选出了大蒜、中华猕猴桃、沙棘、富硒麦芽粉、蔬菜、香菇、茶叶等一些具有抗癌防癌作用的食物，在合理膳食搭配防治这些老年常见病的研究方面取得不少成果。此外，我国儿童缺铁性贫血的患病率很高，认为与膳食中铁的摄入、吸收和利用有关，目前正在开展防治研究，已研制出一些由血红素型铁制做的食品和制剂，有较好的作用。对儿童缺钙和维生素D引起的佝偻病、缺锌引起的生长发育迟缓和异食癖等也正在研究中。
1956年，谢志光教授、汪绍训教授，创造了汪一谢氏公式，测量国人心脏表面面积的预计值。这一研究，是国内应用最广泛的研究成果之一。此外有一些作者分析总结了支气管肺癌的漏误诊原因，其中X线表现不典型，肺结核合并肺癌，发生于炎症或结核瘢痕之上的瘢痕癌，隐匿型肺癌等。由于CT的普及，使得纵膈病变的定位更加准确。八十年代后期，设备的进步，HRCT出现，使人们能在活体上观察到肺小叶的结构，因而对于肺弥漫性病变的研究受到人们的重视。李铁一教授在关于胸部影像病理基础的研究中，在国内首先介绍了完全复原肺标本的固定方法，对X线，CT检查进一步的认识病变的发生、发展、发生部位以及解释影像学表现等方面起到促进作用。八十年代中期，戴汝平教授在国内开展了冠状动脉内溶栓治疗急性心肌梗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与此同时，开展的项目还有肺A栓塞治疗先天性肺动脉瘘，动脉导管未闭栓堵术，经皮穿刺球囊扩张瓣膜成形术治疗二夹瓣狭窄，肺动脉瓣狭窄和主动脉狭窄。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广大了传统放射医学的范筹，其发展和水平，几乎与国际发展水平相当。在研究主动脉夹层的影像学综合诊断中，发现我国人群中，主动脉夹层慢性病例(78%)，明显多于急性和亚急性，其中又以Ⅲ型夹层(66%)明显的多于Ⅰ型和Ⅱ型。
1964年，王云钊教授等首创了中国墨汁骨血管造影的实验研究方法。提出了血源性感染的好发部位，扩展方向及侵入关节的解剖学基础。此后又对骨折进行微血管研究，提出骨痂形成主要来源于膜内和软骨成骨的两种方式。深入地探过了血管与成骨之间的关系，地方病是解放后的研究重点。钱致中教授于1955年提出了大骨病的X线分型，此分型对以后的大骨节X线诊断具有重要的意义。王云钊、莫东旭教授等详细的研究了大骨节病软骨坏死的病理形态和X线征象的演变规律，并根据大骨节病的546块骨的X线，病理所见，概括地总结出大骨节病的20个基本X线征象。这些研究，使我国的大骨节病研究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氟骨症的研究中，提出氟骨症的六种基本X线表现。如骨质硬化，疏松、软化、关节退变、韧带钙化和间断性地生长障碍线等。关于佝偻病的早期诊断问题，王云钊教授提出尺桡远侧干骺端边角突出，先期钙化带部位出现紊乱骨小梁等是佝偻病早期诊断的定性征象，修正了以往延用的X线诊断标准。与此同时，我国学者在骨关节肿瘤等方面的研究也最得了令人注目的进展。
神经放射学是伴随神经外科发展和进步而发展的。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前，国内主要开展了头颅，五官的X线研究，脑血管、脑室造影等研究。这些研究与国外同期开展的工作相差不大。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CT、MRI、DSA等大型医疗设备的引进，国内的神经放射学发展迅猛，基本上与国外神经放射学发展同步。在推动国内神经放射学发展方面，吴恩惠教授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于六十年代初，消化道的检查方法，主要以传统的粘膜法，充盈法和压迫法主为。进入七十年代后，双对比造影法的广泛应用，使显示胃肠道粘膜面的细微结构成为现实，其检查范围包括咽部、食道、胃、十二指肠、小肠和结肠，大大地提高了病变和肿瘤的检出率。目前该检查方法已基本普及到了基层。关于双对比成像原理及其胃肠道粘膜面细微结构的研究方面，采用模型实验，仪器测量等方法，对胃肠道的、结肠粘膜的正常、异常形态及临床意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除此之外，还发现了亚小沟、次小沟、蚕形小区、跨过线等现象，指出在临床诊断中对小凹、小沟应较小区形态、大小更应予以重视。有人将异常胃小区分为增生型、萎缩型、糜烂型、破坏型等四种类型。这些研究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腹部放射学的另一贡献是首次可用放射解剖学方法，获得了肝三角韧带将左肝区域分隔为左肝上前，上后两个间隙，澄清了国外学者对此问题的长期争论。在此基础上有关左膈下脓肿的新的分型和各型的X线特征，诊断原则及标准。又首次提出网膜囊的解剖变异，是由腹膜反褶形成的隔膜，是导致网膜囊肿局限于下部分或上部分重要解剖基础，此项研究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重视。并为发展新兴的边缘学科——腹部放射解剖作出重要的贡献。近年来，影像技术的发展，CT、MRI、DSA等不断地被应用于消化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关于肝肿瘤的微血管结构和血供研究，林贵教授在国内外首次提出门静脉参与肝癌血供的问题，对肝癌的诊断和治疗有重大价值。在血管的介入性治疗方面，主要研究热点集中在肝癌的治疗方面，其中化疗 栓塞治疗中晚期肝癌已达国际先进水平。此外，腹部的血管成形术，出血与外伤的介入治疗，非血管性和介入诊断治疗等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腹部的实验性研究方面，国内应用自汉的X一氰基丙酸做了实验性动脉栓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并应用中药做为肾血管的栓塞剂进行了实验和临床研究受到一致好评。
1950年夏，我国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有全国各地护士参加，大会对护理专业发展作了统一规划，将护理专业定为中专,护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为3年。
1957年12月9～15日,北京召开了中华护士学会理事会,到会代表137人,讨论并肯定了举办正规高等护理教育的必要性,指出这是巩固护理事业必不可少的措施之一。
1966～1979年,十年动乱期间,护理教育倍受摧残,校址被占用,教师被解散。
1979年7月为加强整顿护理教育发出《关于加强护理教育工作的意见》的通告。
1980年8月,为进一步加强中等专业教育,卫生部发出关于试行《中等卫生学校三年制医士、护士、药剂专业学生基本技能训练项目(草案)》。其中护士专业学生基本训练项目包括基础护理、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五官科、针灸、推拿等211项技术操作。
1980年6月2日，受中央卫生部和总后卫生部的委托,在中华护理学会和江苏省分会帮助下,南京军区后勤卫生部与江苏省卫生厅共同举办了南京医学院高级护理进修班,这是1949年后举办的第一次高级护理进修班。
1984年1月12～15日在天津,国家教育部和卫生部联合召开了高等护理专业教育座谈会,教育部黄辛白副部长,卫生部郭子恒副部长及两部负责高级教育的同志及天津医学院、上海第一、第二医学院，中山医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医学院等单位的院长、副院长、教务长和护理系主任以及有关的护理专家参加了座谈会，黄、郭两位副部长发言，指出举办高等护理教育的重要意义。
1984年5月14～16日，天津举办了中华护理学会高等护理教育研究班，学员52名，邀请美国李式鸾教授及国内护理专家讲课，这次学习班对开展高等护理教育教学内容有促进作用。
1984年在国家卫生部领导下成立了高等医学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在委员会内分设各专业编审小组，组织编审了《护理学基础》、《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妇产科护理学》、《儿科护理学》五本教材，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为开展护理本科教育提供了教材。
1987年，北京市开展高等护理专修科自学考试，并逐步开展至全国有些大城市。中华护理学会、卫生部和人民卫生出版社共同组织编审了系列《护士晋升自学丛书》共26个分册，主要提供给具有中专以上文化程度护士自学培训使用，为开展自学考试提供了教材。
1989年，已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护理教育体系，全国设有本科护理系的医学院校八所(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天津医学院、山东医科大学、南京医学院、上海第一医科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广州中山医科大学、沈阳中国医科大学、西安医科大学)，护理大专专修科教育30所，中等护士学校500所，比1949年增加了2.6倍。1987年一些大城市开展了护理专修科自学考试、证书班考试，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学校对全军开展了护理大专函授教育。
中国护士会于1922年在日内瓦加入国际护士会，为第11名会员国，从此中国护士在国际上取得了应有的荣誉和地位。
1950年护理学会总会开始国际学术交流，如请在京苏联护士讲课和撰文，与南斯拉夫、日本、冰岛等国家进行护理工作间学术活动和友好活动。1980年7月13日在世界卫生组织支持下，中国护理学会总会理事王懿、安之璧、吕式媛、严渭然四位同志组成的护理考察团对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三个国家进行的访问。1984年4月，林菊英理事长应美国加州大学及旧金山一些医院护校邀请访问并介绍了中国护理事业的发展。1986年4月20～5月3日英国皇家学院邀请王秀瑛副理事长访问两周，参加英国4月28日在黑池召开的七十周年庆祝大会并授予王秀瑛和其它国家五位护士英国皇家护理学院荣誉校友的证书和证章。1988年6月16～24日学会理事长林菊英、副秘书长李逸华应加拿大护士会邀请，去该国商谈合作事宜。6月26～27日2日，林菊英理事长应西欧科研会的邀请参加该会第四次论文交流会。
(一)病因学
我国自五十年代以来，对研究癌的指导思想工作从局部到整体，从个体到群体，根据临床基础理论研究和对环境中化学性致癌的研究，认为肯定性致癌的根据是：流行病学调查确定为人体致癌物，临床医师和科学工作者都承认这些物质对人和实验动物有致癌作用，对多种动物或同一种动物有致癌作用小剂量即可引起一个或几个脏器发病者为强致癌物，现知对人类具有肯定致癌物有：砷、铬、镍氮芥、芳香胺中的2-秦胺、联苯胺、各种燃料不完全烧燃物及润滑油、煤焦油中所含某种多环芳烃：如2-苯芪，石棉、氯乙烯等。
物理性致癌因素有：
放射能：放射能可引起癌症，较高剂量的放射能在无防护的情况下，长期接触，可引起接触部位的皮肤癌，胃肿癌和白血病。长期吸入放射性粉尘可致肺癌。因此对接触放射性物质及工矿人员加强卫生防护措施，对防治肿瘤极为重要。2.紫外线的过多照射引起皮肤癌。3.热与机械刺激：长期的热与机械性损伤也可引起肿瘤，如食管癌。据祖国医学记载：噎膈与“好热饮”“过饮热酒”有关。据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省的调查表明，食管癌病人好热饮者占50～70%，热食温度高达70%，因此改进饮食习惯对预防食管癌有一定意义。又如坏牙齿对口腔内的某一部位长期不断的磨擦，加上口腔的不卫生，有可能发生舌癌。
生物性致癌物有：
病毒：我国肿瘤工作者发现对病毒是作为动物肿瘤发病的因子之一，已是完全肯定。对核糖核酸病毒反向转录酶的研究为生物学上一重大发现。EB病毒与人类患淋巴瘤，鼻咽癌及其它恶性肿瘤的关系，受到国内外学者及研究机构的重视。另外核糖核酸病毒与人类白血病有关。人腺病毒中的几个不同血清型毒株中，其中有3个毒株在体外有致癌作用，6个毒株有弱诱发肿瘤作用，并在人体乳腺癌组织和乳汁中发现核糖核酸的病毒颗粒。在宫颈癌细胞中发现单纯泡疹Ⅱ型病毒，在部分肉瘤中发现C型病毒的结构与动物肉瘤病毒相似。
除人的白血病细胞外，乳腺癌患者存有肿瘤病毒核糖核酸，在肺癌消化道肿瘤及脑肿瘤中亦有肿瘤病毒核糖核酸。霉菌毒素：致癌性霉菌毒素有多种，霉变的“黄变米”及其中提出的毒素引起小鼠和大鼠的肝腺病和肝癌。现已知黄曲霉素其衍生物有十余种，其中致癌作用最强的是B1，其次为G1B2M1。据统计鈂-1对大鼠的致肝癌强度比奶莞大900倍，比二甲基亚硝胺大75倍。根据我国肿瘤流行病学调查发现，黄曲霉素污染重，实际摄入量多的地方，肝癌发病率也高。黄曲霉素对粮食的污染，我国南方较北方为多。玉米花生被污染的机会和程度较大米、麦、豆类为重。如我国某肝癌高发区与低发区对比调查，前者粮食污染黄曲霉素的程度尤重。寄生虫：据临床观察，患大肠癌与血吸虫病有关。我国南方患肝癌病人与患中华枝睾吸虫病有一定关系。患肺癌在我国西北部地区与肺包囊虫病有关。其他如慢性感染，经久不愈的溃疡，可引起组织增生而发生肿瘤，如胃溃疡引起癌变，下肢老烂脚引起下肢的皮肤癌，慢性中耳炎引起中耳癌等。还有如遗传因素，营养因素，激素失调均可与肿瘤形成有关。
(二)发病率、预防、生长方式及转移途径
根据1988年上海市民居患恶性肿瘤发病率：气管、支气管和肺癌已超过胃癌，占常见十大恶性肿瘤发病率第一位，胃为第二位，以下为肝脏和肝内胆管癌、食管、乳房、大肠、直肠，直肠乙状结肠连合和肛门、胰腺、白血病、膀胱为上海地区最常见十大恶性肿瘤，死亡率肺癌占第一位，胃癌占第二位，上海是我国最大城市之一，工业发达，大气污染严重。尤其是交通拥挤、车辆繁多，所以引起呼吸道恶性肿瘤，如气管、支气管、肺癌等逐年增多，因此癌症的预防尤为重要。癌症的预防可分为三级，一级预防是针对癌症病因的预防，通过改善环境，消除或减少可能致癌因素，降低人群对危险因子的暴露水平以防止癌症发生。二级预防是指癌一旦形成，如何在其早期阶段发现它，以予治疗，从而防止其继续发展，以提高其生存率。所谓三级预防即对症治疗措施，当肿瘤已不可逆转时，应尽可能减少病人痛苦，延长生命，癌症的三级预防，在我国取得可喜成就，尽量做到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大大提高对癌症防治效果，制定2000年控制肿瘤死亡率目标。对我国几种主要癌症的危险因素进行调查，如食管癌与亚硝胺及其毒素，微量元素有关；肝癌与饮水污染，乙肝感染与黄曲霉素摄入有关，鼻咽癌与EB病毒及亚硝基化合物有关，肺癌与吸烟，空气污染有关。我国防治重点是肺癌、胃癌、乳腺癌、大肠癌、肝癌、食管癌、宫颈癌、鼻咽癌和白血病。
(三)诊断和治疗
目前统计表明肿瘤患者如能早期发现和立即进行适当治疗，有5%以上可以治愈，而且五年生存率可达80.9%，1986年我国卫生部门制定了我国肿瘤防治指导思想，战略目标和对策。我国对癌症临床分期，也根据国际统一的恶性肿瘤临床分类——恶性肿瘤的TNM分类法，用三个大写字母表示。T：-PrimaryTumor(原发肿瘤)N-RegionaLymph(区域淋巴结)M-DistantMetastases(远处转移)。我国目前对恶性肿瘤的诊断有下列几种诊断方法及手段：1.X线诊断，2.内窥镜检查及诊断，3.细胞学诊断，4.病理学诊断，5.放射同位素诊断，6.超声音像诊断，7.免疫学诊断等七种方法，已达到国际水平，特别近几年来我国在免疫学上的诊断技术，突飞猛进。应用甲胎旦白免疫测定诊断原发性肝癌，阳性率可达70～90%，为了适应农村普查的需要，在方法上也有不少改进：简化了标本采集方法，如耳血法，纸片吸血法等，改进了检测技术，提高了灵敏度。
肿瘤治疗：近十几年来我国有主张对手术中发现的，无法完整切除的癌瘤，只要能切除其大部份，且不致增加手术后并发症，仍应采取手术切除，为术后残留癌的药物和免疫治疗建立有利条件，又可以补充对放射线较敏感的恶性肿瘤治疗如肺癌、肝癌、乳腺癌等术后在残留肿缩区补充放射线和介质治疗，提高其疗效。近年来我国对早期(Ⅰ～Ⅱ)乳腺癌，采用改良式根治术或扩大根治术，保留胸大肌、胸小肌，但腋下淋巴结及乳内淋巴结与原发灶的癌瘤一起切除，并与原来的Holstla直切口，改为横切口，既外观美观又效果良好，对于较早期的乳房患者，可考虑作改良式乳房癌根治术或扩大根治术，和原来根治术相比较，其生存率没有降低，基本相似，但其生活质量大大改善。如需要可再施行人工乳房再造术，外观与正常相似。
放射治疗：根据肿瘤性质，分别进行单纯放疗或综合治疗，根治性放疗，手术前放疗，手术后补充放疗，还是姑息性治疗等，并可在治疗过程中随着患者全身情况，肿瘤变化可调整治疗方案，我国在鼻咽癌，宫颈癌及淋巴瘤的治疗中在世界上取得先进地位。
药物治疗：近30年来我国对肿瘤药物治疗有较迅速发展，尤其是与其他综合手段应用，使常见肿瘤临床治愈率有了一定程度提高，目前药物治疗已成为肿瘤的重要手段之一。
党和国家对我国核医学的发展十分重视，1956年国务院在新拟订的科学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中，已将核医学列为国家的一项重点任务。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卫生部在西安创办了同位素测量仪器训练班及同位素应用训练班，由丁德泮、王世真两位教授负责，为全国各地培训了一批技术骨干，使之成为我国核医学的学科带头人。
1958年，我国建成了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及回旋加速器，生产了常用的放射性核素。同年，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四地巡回举办了放射性同位素临床应用训练班，此后，在各省、市有关部门的领导与支持下，北京、西安、上海、广州、长春、重庆等地相继建立了一批同位素实验室，开展了131I、32P、198Au等放射性核素的临床诊断与治疗工作，国产放射性核素已能大量供应。60Co治疗机治疗肿瘤，131I吸碘试验诊断甲状腺疾病、多种脏器的核素显像和放射性肾图等项检查都得到推广，放射性核素示踪方法在生物化学，药理学、内分泌学、病理生理学、微生物学及其他形态学科中的应用也陆续开展了起来。1972年，中国科学院召开了全国原子医学专题经验交流学习班；1973年中央卫生部委托医科院在四川举办同位素新技术经验交流学习班，王世真等50多位教授，研究员及工程技术人员，参加了授课及教材编写等工作，来自全国各医学院校、医院、科研单位的60多位学员参加学习，这对全国核医学的迅速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些学员已是各单位的技术骨干与学科带头人。1977年7月由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主办，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放射性同位素技术经验交流会；并在一些城市巡回进行放射性同位素在工、农、医等方面成就的图片展览。
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核医学得到了飞跃的发展，核素标记技术、放射性测量技术，临床上脏器显象诊断技术，体外放射分析技术、短半衰期核素应用等都更广泛应用和水平更加提高；核素示踪技术在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许多课题中充分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的自动液体闪烁计数器，自动固体闪烁体样品计数器等仪器设备已能成批生产并更普遍推广使用，外放射分析的检测样品的品种和应用范围逐年增加，并加强了质量控制；与此同时，核医学专业队伍迅速增长，业务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为了适应这一形势，1980年，成立了全国核医学学会，此后，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核医学分会；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各种核医学学术会议常被召开；1981年创办了《中华核医学杂志》。核医学已列为高等医学院校学生的必修或选修课程。
据1993年3月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的不完全统计，除在个别省区外，我国已有近750家开展了核医学工作，分布在其它省、市、区；从事核医学专业人员达四千余人，其中高级职称人员占16%；全国核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带教点达18个，已培养出各类研究生500多名；放射性核素年使用量近1014贝可(2600多居里)；全国已有SPECT仪102台，γ相机75台、液闪测量器168台、γ计数器847台、各型计算机433台。另据统计表明：我国主要高等医学院校及医科院的学报上自1993年至1995年上半年所发表的论文总数中，采用了核技术方法者近15%，其中有的高达28%；从以上资料表明，我国核医学已有相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