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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多种疾病具有有效的防治作用，千百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2]。“德成而先，艺成而后”，“艺也者，德之精华也”，正是传统中医医德经过历代医家的言传身行，并不断继承创新，经久不衰，从而成为推动中医学术和中医事业持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在新世纪新医疗环境下，患者自主权利意识的增强，医疗纠纷时有发生，中西医学术思想交流汇通，因此，继续探讨并学习中医医德的精髓，提高自身医德修养，对我们医务工作人员秉承爱岗敬业、救死扶伤、提高医疗质量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医心仁慈，德泽众生
一名好医生的首要前提是有一颗仁慈、善良的心，乐于为患者解除病痛。“仁”即“仁爱”，是对患者的恻隐之心、怜爱之情，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3]。仁慈之心历来是医生首要的道德考核标准，晋代杨泉在《物理论》论述到：“夫医者，非仁爱不可托也”；明代医家龚廷贤在《医家十要》提出医生的第一要便是：“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
“医乃仁术”是对医学宗旨与本质的界定，它不仅反映了医学技术是“生生之具，活人之术”，而且也表达了古代医生的道德信念，即通过行医施药来实现仁爱救人，济世救人的理想，充分体现了医疗实践的伦理价值[4]。历代中医名家们以至仁至善的高尚情怀，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我们诠释了医心仁慈，德泽众生的真正内涵。药王孙思邈天资聪颖，精究方术，活人无数，并为后世留下了经典著作《千金方》。作为中医医德教育的最早倡导者，他从职业角度对医者以“仁心”立业进行了系统论述，要求医生“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如有患者求救，“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恶，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对那些“息有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元代名医朱丹溪出诊治病常常“风雨载途，亦不为止”，随诊的药童想休息一下，朱氏则说：“病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这种急病人所急，时时为患者着想的同情心是传统医德所要求的基本要素[5]。清代医家喻昌在《医门法律》亦指出：“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当代著名中医干祖望提出的“医宗八德”中的“仁”即“与病人心手相连”、“慈”即“恻隐之心”[6]，这也表明将患者的疾苦看作自己的疾苦，不辞辛劳地救治正是医者仁爱精神的体现。
当前，我国社会正在积极倡导和谐社会，以患者为中心，充分重视患者的权利，全心全意为患者谋福利是构建和谐医院的必由之路，这就要求医务工作者充分体谅理解患者的疾苦，以仁慈的情怀，用热心、爱心为患者排忧解难。《临症验舌法》
医术精湛，学验俱丰
仁慈之心固然重要，然而正如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说“若不精通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这表明高超精湛的医术是治病救人的关键。“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细”。医学是“至道在微，变化无穷”的学问，为医者必须才高识广，“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广泛涉猎群书，精研医术，才能真正领悟医道[7]。同时，中医药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科学，中医药学的理论也主要靠临床信息的反馈、积累、修正、提炼形成[8]。
医学乃“至精至微”之事，清代温病大家叶天士曾告诫我们：“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能悟，读书万卷，而后可借术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可见医理之难明，医术之难精。“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良好的医术并非一朝一夕即可速成，中医博大精深，惟有精勤不倦，克服艰难困苦，树立终身学医的信念，达到“青衿之岁，高尚药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的求学境界，并将理论与实践充分结合，才能真正医术精湛，学验俱丰。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为探究药性，治病救人，竟“一日而遇七十毒”； 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于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终于著成《伤寒杂病论》，被后世称为“群方之祖”；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深感古代本草书籍谬误甚多，于是奉献毕生精力，远涉深山旷野，遍访穷乡僻壤，历经28载，涉猎古籍800多种，终于写成了传世中外经典《本草纲目》；清代名医王清任勇于冲破封建礼教建束缚，赴义冢、观尸体，历时42年著成《医林改错》，纠正祖国医学所载脏器及功能的某些错误，并开中西医汇通之先河。纵观历代杰出医家，亦无不效法神农、仲圣，坚持在临床医疗保健实践中去体验、探索、研究中医药，不断地积累经验，修正错误，融汇新知，创新发展[8]。
正如当代国医名师裘沛然所说“医道难明须砥砺，良机易逝要精研”一样，尽管医学的道路很艰难，但是“人命之重，有贵干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我们医务工作者应该珍惜时光，至诚至真，精益求精，鞠躬尽瘁，践行“胆欲大而心欲细，智欲圆而行欲方”的宗旨，夯实理论基础，提高临床技能，勇攀医学高峰，普救百姓疾苦。况当代医者肩负中西融汇贯通之责，唯有博闻强识，精研细琢，用全部心血继承中西医术之精华，才能造福人类，共创文明[9]。
医风正派，淡泊名利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商品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逐步趋向多元化，部分医生收红包、吃回扣、“嫌贫爱富”等现象，严重影响了医药从业人员的声誉以及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医生的医德医风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10-12]。
医学不是谋利的手段，不是扬名的阶梯[4]。贵义贱利是孟子性善论所倡导的一种价值观，是儒家的经典思想之一，对中医医德的形成与完善具有深刻的影响[13]。正如清代《吴鞠通行医记》所云：“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为立德”，许多古代名医仁慈善良，医术精湛，同时高风亮节，医风正派，淡泊名利。三国名医董奉隐居庐山，专为贫民治病，不取报酬，患者痊愈后，凡来感谢者，病轻的使其种杏树一棵，病重的使其种杏树五棵，不到十年董家周围的杏树蔚然成林，杏子成熟后，董奉把杏子换成粮食，然后再接济给贫民，这一美事广泛传颂，后人称为“杏林佳话”。明代医生潘文元医术高明，每日登门求诊的患者“盈门塞巷”，文元行医施药，概不取酬，遇贫苦患者尤其照顾，因此，他行医三十多年，家中连几亩地也没有，足见其清廉淡泊。清代名医徐大椿极力主张医家必须具有高尚正直的道德，他针对当时有些追求名利、欺骗患者的庸医，指出：“立奇方以取异，用僻药以惑众，用参茸补热之药以媚府贵主人，假托仙佛方，以欺愚鲁之辈，高谈怪论，惊世盗名，造假伪说，瞒人骇俗，明知此病易晓，伪说彼病以奇方。这不过是欺人图利，即便能知一二，亦为私欲所汩没，安能奏功。”“为救人而学医则可，为谋利而学医则不可”，学医的原因和动力也是历代医家考核学生的标准。金代名医李杲了解到罗天益“性行敦朴，有志于学”时，特意招其面试，并问：“汝来学觅钱医人乎？学传道医人乎？”谦甫答曰：“亦传道耳”方收其为徒，此后10年，罗天益既学到了李杲良好的医德，又得到了其医术真传。
医学乃治病救人的高尚科学，医生必须具备清正廉洁的高尚品质，患者求医寄以生死，为的是解除痛苦，保护生命。若不以救人疾苦为目的，而专心经略财物，沽名钓誉，不仅误人生命，而且害己，终成医药败类，“含灵巨贼”[14]，这是我们每一个医务工作者需谨记的。
医德医风不单是一种进步的道德风尚，更重要的是约束人行为的心法，它能使医药人员终生受益，从而更好的为伤病人服务[15]。良好的医德医风是提高医疗质量、增强患者满意度、构建和谐医院的内在动力和必由之路。对于我们每一个医务工作者而言，应该充分认识到医德建设的重要性，在实际工作中，继承发扬传统中医医德之精髓，努力践行“医心仁、医术精、医风正”的高尚中医医德，争做“苍生大医”，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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