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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冬，我从中央直属机关第二医院内科报名参读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即今之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系统学习中医药学，迄今已60余年。
我出生于世医家庭，先祖父奉仙公是伤寒疫病大家，又是晚清“苏北三大名医”之一。先父余无言先生受教于先祖父，又是百年前“中学西”的医生，在上海长期开业施诊，上世纪30年代曾任中央国医馆名誉编审委员，并在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等校任教，以中医内外科、伤寒、温病和杂病为主，有多种医著传世。父亲晚年又受聘，先后任职于中医研究院和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1963年在京病故。
我在上海念高中时，寒暑假也同师兄辅诊抄方，这是我最早接触中医诊疗的岁月。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并无中医高等院校，所以我只好先进医学院。1955年在上海第二医学院本科毕业后，先在中央直属机关第二医院任内科医生，是年冬报名参读首届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1956年，先父提议让我拜在秦伯未先生（他与先父是上海的同道、好友，当时在京任卫生部中医顾问和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他们两位反复教导我一定要尊崇医圣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治学方法。1958年5月，我被分配在中医研究院编审室（就是后来的文献研究室）工作，秦师嘱咐我一定要和临床诊疗相结合。既然是在编审室，经常须审订书稿，“勤求古训”当然必不可少。由于又需结合诊疗，当然也十分重视“博采众方”。当时接触父亲、师父的机会较多，我当然重视他们的学术经验，特别是治疗肝病、肾病、外感热病等宗法尤多。以下是我对“博采众方”较为难忘的例举。
1957年，我主要在南京市中医院实习，在未去该院前，我有机会到江苏省中医院向名中医短期实习，我有幸向该院内科主任颜亦鲁先生辅诊抄方。颜亦鲁先生是首届国医大师颜德馨之父。请颜老诊病的人很多，我随他辅诊，也接触到较多的患者。印象最深刻的是，看到有若干患者脱发较重，经颜老施治后，多数秃发有著效、甚至不再脱发。当时我向颜老请教，颜老说：“脱发多因血虚、风热乘袭所致。故在方药中多用当归和侧柏叶，我以前治脱发用过较多的古方，效果不太理想。后来我看到明代龚廷贤的《古今医鉴》内有他的‘二仙丸’（即当归与侧柏叶），其中当归养血活血，侧柏叶凉血、止血，兼能疏风。凉血是重点治则之一，凉血药虽较多，但治脱发，仍以侧柏叶为佳。我在实际治疗中，还经常加用生地和熟地。地黄的补血功能是人所共知的，其中的生地还能清热凉血，熟地是地黄经黄酒蒸制而成，有养血补肾作用。”这对我多有启教作用，数十年来我在临床应用确有良效。后来我又有机会去上海，在一次与程门雪先生（上海中医学院首任院长）交谈时，我告以在门诊治疗老年性咳喘时，虽用了不少降气、平喘、止咳的药物，效果仍欠理想，故请程老予以示教。程老答称：“你要注意老年性咳喘，在治法上要重视‘肺肾同治’。因为老年性咳喘多有肾虚见证，所以在治法上不宜忽略补肾摄气，这是治法上的‘金水相生’……。”程老用“肺肾同治”四字，使我在临证中终生受益。再者，我在“西中班”学习期间，叶橘泉先生（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江苏省卫生厅副厅长）来京开会，他和先父、章次公先生（当时任卫生部中医顾问）是多年好友，有数年未见。他们约请叶先生在北海公园聚会，同去者还有医史专家耿鉴庭先生和我。在公园中彼此欢谈甚多。我记得当时次公先生谈到他毕生也很重视“勤求古训，博采众方”，除古今中医医籍、文献外，也重视其他文献。他说过去在上海时，曾看过清·李汝珍的《镜花缘》（小说作品），内有一治痢疾方（羌活、苍术、杏仁、川乌、生熟大黄、炙甘草），很有临床治效。后来章次公将此方定名为“通痢散”。他又补充说该方防止“奇恒痢”（见清·陈修园《医学实在易》）也比较好。所谓奇恒痢，往往泻次不多，但多见神昏语涩、发烧、气呛喘逆等症。多属阳邪壅盛，邪攻心肺、九窍，故在痢疾未加重时用通痢散，多能防止奇恒痢的发生。章老说当然很多痢疾患者也都加用了香连丸（木香、黄连），如患者泻次多，又可不用生熟大黄……。说明这是章老的经验之谈。后来在北京，我还将自己治疗妇科黄带缺乏经验、疗效告诉章老，章老告诉我，他治黄带经常用椿根白皮、侧柏叶、苦参等，有时加用黄柏、败酱草……。嗣后我在临床应用，多有良效。回忆在1958~1959年期间，当时我在门诊治了一些妇科崩漏患者，我经常用四物汤加十灰散施治，结果是多数乏效，我请教了西苑医院妇科名家郑守谦先生。他告诉我，明代方广《丹溪心法附余》所提出的“治崩三法”，即所谓塞流、澄源与复归应用较广，其中的“塞流”是治疗血崩的主要手段。目前常见的功能性子宫出血，大补气血是它的主要治法。郑老常用红参、炙黄芪、熟地、炒白术、白芍、阿胶（烊化）、生龙牡、仙鹤草，如果是功能性子宫出血的久病患者（妇科检查多系子宫内膜增殖或囊性内膜增生），应该主要用祛瘀生新、引血归经法，使内膜脱落，排净瘀血，这属于“通因通用”法，待瘀去后再治其本。方用益母草、桃仁、红花、泽兰、蒲黄、五灵脂（包煎）、山楂炭、大蓟、小蓟、茜草根等。这对我以后治崩大有裨益。
《素问·示从容论》早向我们提出诊治疾患的最基本的信念与规矩，那就是临床诊治病证必当“循法守度”。历代名医各有临证特色与专擅，但我们亦需看到诊治疾患有它的难度。所以明·虞抟《医学正传》说：“夫医之为道，民命死生所系”。清·程芝田《医约》说：“百艺之中，惟医最难。何为难也？难莫难于辨证用药”。清·陶承熹《惠直堂经验方》又说：“处方之要，在于神明变化”。我们又宜从古代临床文献中，吸取历代名医的经验治法。所以清·尤怡在《医学读书记》中，谈到“师古”的重要性，他说：“盖未有不师古而有济于今者……。”
历代中医临床文献是我们中华民族精深文化的魂与根，是中医药传承、发展、创新的瑰宝。我们医者的“博取众方”，是提高临床水平最主要的思路与方法。（余瀛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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