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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回顾自己走过的历程，其中凌耀星（1919—2015）、胡建华（1924—2006）、裘沛然（1913—2010）三位老师的教育和培养，令我终生难忘。
凌耀星：探宝与挑刺
初识凌耀星老师是1978年到北京求学时，凌老师应我导师方药中先生邀请，来到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班讲学。难忘凌老师满头银发，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声如洪钟，讲解条理清晰，分析鞭辟入里，论证丝丝入扣，新意迭现，演讲妙趣横生。我默然识之：“研究学问就应该像凌老师这样。”出于对凌老师的崇拜，也深感自己中医经典知识的匮乏，毕业以后我选择了回上海中医学院（现上海中医药大学）教研《内经》。1984年我如愿以偿地来到凌老师的麾下，一方面继续向凌老师学习，一方面在教学中学习研究《内经》。
凌老师把我引进《内经》之门。我聆听了凌老师的每一次讲课，认真记下了她对《内经》许多独到的见解和深入的阐发。学习《内经》要把握好“读书与实践，探宝与挑刺，文理与医理，钻进去与跳出来”几个环节。其中“探宝与挑刺”，是说对待文化遗产应持严肃慎重的态度，切不可以现代医学的观点，轻易地加以否定或随便地画等号，如认为凡是现代医学中没有的或解释不通的便是糟粕；而其中可以解释的，就等于现代医学中的某些内容。以这样的观点和态度来学习《内经》，不可能有较多的收获。凌老师的这些独到学术见解，解除了我对《内经》学习的许多困惑。她曾说“作为教师，要会独立思考。我过去讲课每年都要修改补充讲稿，每一次都在肯定自己和否定自己的过程中提高”“学习《内经》必须密切联系临床，也可以适当地与现代医学相联系”，这些教诲我几十年来始终铭刻在心。老师的许多重要的学术观点大都融会于我后来主编的《内经选读》本科教材之中，代表了上海中医的学术特色和水平；老师的治学理念也是我日后学术生涯的座右铭。
胡建华：宏观与微观
1981年4月15日，我从北京研究生毕业，如愿以偿地来到上海中医学院报到。在零陵路的校园里迎面正好碰到敬仰已久的胡建华老师，他不认识我，我告诉胡老师，我在杂志上读到过胡老师的许多论文，受益良多。我们交谈了近1个小时，我发现胡老师平易近人，便不揣冒昧地提出能否跟师学习临床，想不到胡老师爽快地答应了，令我受宠若惊。
胡老师学验俱丰，尤其擅长脾胃病和神经、精神系疾病的治疗。80年代胡老师在龙华医院开设癫痫专科门诊，就诊患者门庭若市，上午门诊经常看到下午近1点。胡老师归纳癫痫的中医病机是“风、痰、瘀、热、虚”五端，曾经总结了250多病例，有效率达到80％左右，研制了镇痫定志合剂、蝎蜈胶囊等系列院内制剂，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受到患者的欢迎。
辨证论治是中医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医临床优势之所在。胡老师认为，中医是宏观医学，西医是微观医学，前者强调辨证，后者注重辨病。临床应该把两者结合，互鉴互用，优势互补。对于西医诊断不明的疾病，完全可以充分发挥中医辨证论治的优势；对于西医治疗效果不尽如人意的疾病，可以采用小剂量的西药加上中医药联合治疗，可以提高疗效；对于某些慢性病，可以采用中药治其本，西药治其标的方法，控制病情。例如，对于癫痫病的治疗，胡老师根据现代医学关于癫痫的发作类型，按中医的辨证进行治疗。对癫痫大发作型，采用化痰开窍、平肝熄风的方法；对失神性小发作型，采用清心宁神、疏肝解郁法；对精神运动型发作者，使用甘麦大枣汤法治疗；对局限性发作者，采用镇肝熄风解痉法治疗；对外伤性癫痫，采用活血化瘀祛风法等，收效较好。
胡老师的临证思路，对于日后我在治疗脾胃病及神经精神系疾病中，得到很好的启悟，视为准绳。
裘沛然：大道与小道
1990年6月中央人事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作出《关于采取紧急措施做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的决定》。我生有幸，拜以博学多才和擅治疑难杂病著称的国医大师裘沛然先生为师，成为其学术传承人。
跟师临证20年，难以忘怀的故事甚多，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裘老师经常强调的“治病先治心”。裘老师语重心长地教导说：“治病先治心，既是一个医疗方法问题，更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他倡治疗疑难病八法中有“医患相得法”，为治愈疑难危重病症创造最佳的条件。
1994年底经过4年跟师学习，1995年7月4日我有幸与导师裘沛然又一次代表上海市师承的师生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出师大会”。裘老师还代表全国464位指导老师在大会上发言，他语重心长地勉励学生“不仅要继承好导师的学术经验，更要超过导师”；我代表全国627位结业出师的学生发言，感谢国家的中医政策和导师的悉心培养，表示“继承尚需努力，发扬任重道远”。
之后，我一方面继续向裘老师学习，一方面自己努力实践，并带领“裘沛然名师工作室”团队深入系统研究裘老师的学术经验。我们出版了《裘沛然医论医案集》《裘沛然学术经验集》《国医大师裘沛然学术经验研究》《国医大师裘沛然人学思想研究及诗文赏析》等一系列学术专著，总结探讨“国医大师的成才规律”，整理发表医论医案、学术论文百余篇。回首跟师20余年，我有幸处在我国中医药发展的最好时期，得国家师承政策的阳光，又得恩师之荫佑，导师的谆谆教诲，“医学是小道，文化是大道，大道通小道容易通”，是我学习中医的嚆矢。裘老师的为医之道、为人之道、治学之道，给我留下了永恒的“能源”。
高山流水，厚德仁心，“泰山其颓，哲人其萎”。三位先生已经驾鹤西去，但其国医风采、大师风范宛若眼前，并不断激励着我侪为岐黄大业砥砺前行！（王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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