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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翻译在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出版了几十部专著、词典和教材。在中医译著方面，几大经典著作基本都有相关的英译本，其中《黄帝内经》就有14个英语翻译版本；在中医翻译方面，人才队伍也不断壮大。尽管中医翻译相比以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存在着发展瓶颈，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
首先，尚未建立系统的中医翻译理论体系。
中医翻译虽然走过了几个世纪的历程，许多专家和学者在中医翻译理论上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总体来说，存在重技巧、轻理论的倾向，理论研究还不够系统。纵观过去几十年的研究，我们发现，大多数的中医翻译研究一般是借鉴语言学和翻译学的研究方法，仅对中医翻译的技巧进行探讨，就事论事，仅仅停留在翻译现象、翻译经验和翻译实践的归纳和总结上，缺乏宏观理论建构的研究；或者其研究涉及理论，但对相关理论的运用繁杂众多，缺乏广泛认同的中医翻译理论；且理论的独创性不强，很多理论原则的应用性需要进一步提高；在结合中医语言的实际和建立具有中医特色的翻译理论方面，还没有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
其次，尚未形成清晰的中医翻译学科定位。
在中医翻译的发展历程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中医翻译的学科定位问题。目前，全国近半数的中医药院校开设了英语本科专业，部分学校开设了中医相关的外向型专业，上海、北京、南京、广西等院校在中医学科下自设了中医外语或者医药外语硕士点，2014年国务院学位办还批准上海中医药大学和河南中医药大学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点（MTI），近年来，中国中医科学院、辽宁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等单位也有部分中医翻译方向的博士毕业生。这些都是中医翻译学科发展的良好证明，有力地推动了中医翻译的学科发展，但总体来说学界对其学科定位也并未达成共识，中医翻译在中医药学科中还处于边缘化地带，同时也未能很好地与外语界和翻译界进行有效的交流、合作与共融，这势必会影响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南京农业大学王银泉教授甚至认为中医翻译的这种学科状态，使得中医翻译成为一个被中医学、外语界和翻译界边缘化的“孤岛”，始终在“自说自话”。
第三，尚未形成统一的中医术语翻译标准。
近年来，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都出版了不少中医术语的翻译的标准，比如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的主持制定的《WHO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2010年制定的《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魏迺杰编写的《实用英文中医词典》和《英汉汉英中医词典》，谢竹藩主持编写的《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英译》，李照国主持编写的《汉英中医药大词典》和《简明汉英中医词典》等。以上多个版本，对于部分中医名词术语的翻译各不相同，令人感到困惑，无所适从，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中医术语翻译标准不统一的另一个表现在于学者们的对于中医术语翻译所持的观点也各不一样。翻译标准是探讨翻译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中西翻译史上，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标准。在中医翻译界也同样如此，中外学者对中医术语翻译的认识各不一样，所提出的标注也各不相同，甚至相反。比如德国中医研究专家满晰博提出“中医术语翻译拉丁化”，德国中医医学史学家文树德认为中医术语翻译应该“保持中医原貌”，台湾长庚大学的英国人魏迺杰认为要采取“源语导向的术语翻译”的标准来翻译中医术语；中国学者谢竹藩教授则坚持中医翻译“术语西医化”，而李照国教授提出中医术语翻译应该“薄文重医、依实出华”、“比照西医、求同存异”、“尊重国情、保持特色”等。以上有关中医翻译标准的不同认识，丰富了中医翻译的研究，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医术语翻译标准的不统一。
第四，尚未克服中医翻译中的文化障碍。
在中医翻译中，无论是术语层面，还是语篇层面都需要跨越文化的鸿沟，解决其不可译性，使中医翻译译本具有较大的可读性。目前，在翻译中，往往存在两种倾向，一是一味强调信息准确，而忽视译文的可读性，把自己主观的想法和文化价值强加给译文读者，造成自己读来感觉良好，西方读者不为所动；二是一味强调可读性，在翻译中把中医药原有信息和文化耗散过多，甚至用西医概念来翻译和解释中医，这就会使得译文不可靠、不忠实，这样必然会使中医独特的哲学性和系统性大打折扣，造成信息和文化的流失。如何把具有丰富中国文化内涵的中医药翻译得既能准确表达其内涵，同时又为西方读者所接受，这是摆在广大中医翻译工作者面前的一大难题，这需要中医翻译者在信息的准确性和文本的可读性之间找到最好的平衡。
第五，尚未建立科学合理的高级中医翻译人才培养体系。
如前所述，全国许多中医药院校虽然设立了英语本科、外向型专业、中医外语硕士、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等项目，但就目前的人才培养现状来看，我国目前还缺乏既懂中医，又精通外语，同时具有较强中医翻译能力的高级中医翻译人才，同时也未建立科学合理的高级中医翻译人才的教学体系。国家外文局局长周明伟在2015年6月重庆举办的“第四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上提出要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要加强翻译类的外语教学和科研水平，要特别强调外语教学过程中的翻译水平、翻译能力、翻译认识的教育。要对外讲好“中医药”这个中国故事，就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到中医翻译人才的重要性，只有切实提高中医翻译人才的翻译能力，才能准确、有效地对外传播中医药科学的知识体系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最后，缺乏中医药“一带一路”战略需要的小语种翻译人才。
我国目前的中医翻译人才培养总体还处于起步阶段，而且语种基本上是英语。随着中医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们也需要部分小语种的中医药翻译人才，目前我们在这方面的人才培养还基本处于空白，不利于中医药在“一带一路”国家的传播。(周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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