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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羌彝走廊” 作为一个历史-民族-区域概念， 是古代氐羌族群由西北南迁的天然通道 [1] ， 它在空间 上横跨四川省、 云南省、 贵州省、 西藏自治区、 甘肃 省、 青海省、 陕西省等7省（区） ， 该区覆盖面积超过 68万平方公里， 生活着藏族、 羌族、 彝族、 苗族、 回 族、 傈僳族等20多个民族， 其中， 藏、 羌、 彝等少数 民族人口超过760万。 1980年前后， 费孝通先生最先 提出 “藏彝走廊” 的概念（图1） ， 2008年， 四川省在 保护震后藏羌文化时提出 “藏羌走廊” ； 2012年， 中 央民族大学张曦提出应将该民族走廊更正为 “藏羌 彝走廊” ， 以强调古羌在民族走廊中的历史作用 [2] ； 2014年， 国家文化部和财政部共同制定 《藏羌彝文化 产业走廊总体规划》 （图2） 。 医学人类学是以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 法， 对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域人群的健康、 保健、 疾病 治疗模式进行研究 [3] 。 众所周知， 医学与人类的生命 和社会文明息息相关， 医学史不仅是人类不断认识 自我的历史， 同时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 人类学的文化视角在对医学及其文化的研究， 尤其是民族 医药文化形成的背景、 发展历程和保护与继承都是 必不可少的。 图1 六江流域藏彝走廊示意图  图2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范围示意图 藏羌彝走廊中主要民族医药的现状 1. 逐步壮大的藏医药 藏医药的理论体系较完 整， 医疗实践丰富而独特。 近年来， 藏医药事业得到 了较快的发展。 藏医药与藏地原始宗教苯教、 藏传 佛教有很深的渊源， 传统以藏传佛教寺院为主要载 体的藏医学， 如今已经发展成为高等院校教育的藏 医学专业， 拥有了多个硕士博士研究生授位点， 藏 医学医师执业考试也已列入全国执业医师统一考试 中。 传统藏医学的家传、 师承等方式， 结合现代院校 规模化的教育， 藏医学教育事业正在蓬勃的发展。 存于印经院、 藏医院、 民间藏医世家中的众多 藏医典籍， 在大批学者的共同努力下， 目前已经翻译 出版了 《四部医典》 《晶珠本草》 《藏医临床经验》 和 《藏药方剂1500种》等数十部经典。 在国家政策的 支持下 ， 仅四川省藏羌彝走廊地区现有县级以上藏医 医院就有30余所， 国家级藏医重点专科5个， 省级藏 医重点专科20余个。 2. 迎来新纪元的羌医药 羌族是中国最古老的 民族之一， 四川省岷江上游区域是唯一的羌族聚居 区， 大都在高山和半高山地区， 有 “云朵上的民族” 之称。 羌医药具有巫医一体的宗教色彩， 羌族世代 传承的 “释比” 既是巫师又是羌医师。 在治病时， 释 比将医、 药、 护、 预防等技能融为一身， 相当于履行了 全科医生之责 [4] 。 由于古代羌族没有通行的文字， 缺 乏古籍文献资料记载， 目前收集到的释比图经《刷勒 日》被认为是羌族文化经验传承的重要形式。 调查结果显示， 汶川地震前民间羌医数量就仅 十余人， 其中若干位又因地震不幸离世， 羌医药面临 更加后继乏人的困境 [5] 。 震后国家对羌文化给予了史 无前例的关注， 为羌医药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机遇。 目前， 羌族地区已建成羌医专科医院1所、 羌医 药研究所1所、 羌医特色门诊部2个； 2005年《羌族医 药》 [6] 专著出版； 2012年10月， 全国首届羌医药学术会 议的举办， 标志着羌医药的研究和发展进入了新的 纪元。 3. 亟待保护的彝医药 与羌族情况相似， 彝医 药也带有十分浓厚的巫术色彩。 古代彝族对于疾病 多采用献祭和咒语巫术来应对， 所以， 从事原始宗教 活动的祭师毕摩和苏尼在族群中的地位很高， 是彝 族原始宗教祭仪的主持者和知识的传播者 [7] 。 彝医药的内容十分丰富， 但是其研究兴起较晚， 20世纪90年代才出版了第一部彝族医药理论专著 《彝族医药学》 。 目前已经整理翻译出版的彝医药 古籍有11部， 仍有大部分的彝文古籍保存在民间 [8] 。 1998年， 西昌彝医药研究所成立， 标志彝族医药科研 工作规范化的开始。 由于彝族医师的资格考核和认 证体系没有建立、 民间医者的收入和地位得不到保 障等原因， 民间彝医药的传承人濒临断绝， 目前从事 彝族医药研究的学者大都是经过了现代中医或西医 培养的医生。 藏羌彝走廊民族医药的文化特色 1. 地域、 环境、 社会等因素 在藏羌彝走廊中， 古羌族带来的影响尤其重要， 它与当地少数民族、 汉 族的生活文化交融促使各民族形成了独特而又相互 联系的民族文化 [9] 。 经考古学和语言学等多学科领域 的专家考证， 古羌族从甘青高原向西南迁徙的通路 就是该民族走廊的雏形。 古羌族文化就是一个连接 多种少数民族文化的纽带。 有学者研究发现， 藏族 宗教的许多信仰和特点可以认为是古羌人在藏族社 会中的遗留 [10] ； 而羌族和彝族同为古羌人的后裔， 宗 教、 文化乃至社会活动都有诸多共同点和相似性 [11] 。 如， 在羌族和彝族社会， 释比和毕摩的地位很高， 他 们既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宗教仪式的执行者， 同时也是治病救急的医护工作者。 2. 宗教文化的介入 藏羌彝走廊地处西南要 塞， 连接着青藏高原与平原、 内地与海外， 是古代南 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因此， 不同文化交融于西南 民族地区， 从而促成了巫、 道、 佛、 儒等多种文化并 存的格局 [12] 。 藏传佛教对藏医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甚 至可以认为藏医药史就是佛教与藏族医药学不断融 合的佛医史 [13] ： 在理论方面， 藏医五源学说属于古印 度的一种自然辩证法， 首应用于佛教哲学， 再应用于 阿育吠陀医学， 是藏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14] ； 藏 医学中另一重要理论——天文历算则来源于佛教经 典《时轮经》 [15] ； 在治疗方法上， 藏医冥想疗法和心 理疗法起源于佛教心理学和印度瑜伽 [16] 。 羌族原始宗教的显著特征是以白石崇拜为表征 的多神信仰， 他们的 “信仰首领” 释比熟谙本民族的 社会历史和神话传说， 精通阴阳八卦、 术数算理、 天 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识， 具备一定的医药知识 [17] 。 古代 羌族人一般认为患病是魔鬼作祟， 故治病必请释比 以巫术法事驱除病魔， 此时行使的法术一般有 “踩 铧头” “耍火链” “踩红锅” “打油火” 等， 还有 “一命 填一命” 的救命替代法事 [18] 。 彝族原生宗教以毕摩文化为主要特征， 彝族医 药文化史的重要源头之一是关于医学传说的神话史， 如医源于本能、 医源于圣、 医源于思维、 巫术等 [19] 。 宗教祭司毕摩诊断疾病的方法则是方位推算法 [20] ， 即通过推算人的本命所在方位预测疾病发展的诊断 方法， 是对人类生命运动形式的一种表述。 3. 心理学与精神医学等现象 在医学人类学的 视野中， 患病的原因不仅是生理的， 而是社会-心理- 生物-环境-医学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治病的过 程也同样， 存在心理学与精神医学的作用和社会影 响效应。 著名精神医学专家、 人类学家凯博文认为， 病痛是一种文化建构， 包含复杂的心理与社会过程， 这一过程反过来又会影响疾病， 并在治疗疾病的过 程中发挥作用 [21] ， 如， 藏医学中的冥想疗法就是一种 自我控制的心理调整方法， 通过调节认知、 情绪、 行 为而达到生物学效应， 属于藏医治疗疾病的特色疗 法 [16] 。 彝医、 羌医等包含 “巫医疗法” ， 相对于现代生 物医学而言， 巫医疗法更能激起当地人的族群情感 和历史记忆， 被认为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体系。 一些学 者认为， 这种 “巫医疗法” 的效果， 主要在于其创造 出来的抵抗疾病的积极心态；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 从 生物学角度讲， 巫医疗法因为有文化期望的存在而 在患者身上产生了安慰剂效应， 引起了一种确定感和 归属感 [22] 。 藏羌彝走廊民族医药的保护与传承 民族医药知识是人类健康事业中尚未充分开发 的宝贵资源， 是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组成部分， 完整民 族文化的继承就要求采用合适的方法开展民族医药的保护工作。 尽管藏羌彝走廊地区的民族医药文化 已经得到一部分的重视， 有些已被国家列入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表1） ， 但对其保护与传承的力度依然 不够。 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出现民族医生人才断层的 现象， 民族医学传承人越来越少、 传承人所习得的知 识和经验也越来越少。 许多民间名医积累的独特医 疗经验都随时间而消失， 使民族医药文化的流失等 问题随之出现。 另外， 对民族古籍经典和民间经验的 挖掘不够深入， 古籍整理方法不够成熟， 专业性不够 高 [23] ， 在此现状的基础上， 保护和传承民族医药知 识迫在眉睫而任重道远。 小结 “发展民族医药不仅是重要的医疗和学术问 题， 而且是尊重民族感情、 增进民族团结、 保护民族 自尊、 传承民族文化的政治问题” [24] 。 医学人类学倡 导在社会-心理-生物-环境-医学模式的多重角度 下 ， 从不同的层次对各民族医药进行分析， 进而探索 出合理的保护传承方式。 医学人类学所提倡的尊重 少数民族传统宗教、 社会、 心理等文化， 确保藏羌彝 走廊区域民族医药文化完整延续， 保持其原有的民 族特色， 在民族医药文化的研究中起到了必不可少 的作用。 对民族医药知识的保护传承应从民族医药的诊 疗经验和现实状态出发， 应用医学人类学方法， 紧密 结合生态和文化环境， 制定立足民族、 着眼未来的合 理模式， 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因此， 在保护藏羌彝 走廊地区生态和文化多样性、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 前提下 ， 应充分挖掘藏医药、 羌医药和彝医药自身的 潜力， 结合医学人类学的视野及研究经验， 强调对民 族原生态文化的保护； 提高和保持民族文化的自觉 性； 尊重各民族的发展规律， 不强迫民族医进入体 制； 考虑不同民族医药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和差异性， 建立不同的保护与传承模式， 紧跟国家发展战略步 伐； 加快开展民族医药的教育工作， 进一步健全民族 医药传承人制度、 完善少数民族医师资格证制度等 措施的开展势在必行， 以保障藏羌彝走廊民族医药 可持续协调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王海燕.藏羌彝走廊邪神信仰一体多元的人类学研究——以 羌族“毒药猫”信仰为例.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2 [2] 张曦.藏羌彝走廊的研究路径.西北民族研究,2012(74):188-197 [3] 徐义强.医学的文化视角:基于医学人类学的理念.南京医科 大学学报,2012,12(1):6-10 [4] 程玲俐,张善云,吴铀生,等.羌族医药的生存状况及发展前景 分析.民族学刊,2012(13):75-78 [5] 唐静雯,杨超,李漩,等.坟川大地震对羌族医药的影响及发展 对策.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10(5):5-7 [6] 张艺,钟国跃.羌族医药.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1-3 [7] 毛燕.20世纪80年代以来彝族宗教研究综述.宗教学研究, 2012(3):242-248 [8] 赵丹华,赵富伟.侗族及彝族传统医药研究进展.科技创新导报, 2010(24):3-4 [9] 叶健.从“藏彝走廊”到“藏羌彝走廊”——论古羌人在历 史发展中的地位.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4,30(5):1-8 [10] 邓宏烈.羌族宗教信仰与藏文化的关系考察研究.青海民族 研究,2012,23(1):86-93 [11] 廖玲.羌族“释比”与彝族“毕摩”的比较研究.敦煌学辑刊, 2012(1):113-120 [12] 全洪涛.南方丝绸之路的文化探析.思想战线,2012,38(6):135-136 [13] 史华,周瀚光.藏传佛教对藏族医药学发展的作用与影响. 中医药文化,2014(5):42-47 [14] 星全章.五源学说在藏医药学中的应用.中国民族医药杂志, 2000,6(2):10-11 [15] 高慧芳.藏族天文历算化与藏医学的关系.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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