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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有一位老前辈在成都行医，一次在方中开了三钱麻黄，却被药店拒配，说：麻黄用量太大了，吃了要出问题。
一而再，再而三。这位前辈只好不再开麻黄了。
他从家乡带了一大包麻黄粉到成都，到需用时，包成小包赠给病人，说是“药引子”。
1972年，我去成都为一位支气管哮喘的病人治病，方中用了10克麻黄，不意几十年过去了，仍遭药店拒配。
虽郑重注明，“如有问题，由本医生负责，”再一次签了字，仍然不行。可见成都人真是怕麻黄。
南京中医学院孟澍江老师来京讲学，谈到：江苏人怕石膏。高热大渴汗出脉大，白虎汤本为的对之剂，因方中石膏用量大，病家疑惧，药店拒配。
孟老师便自行准备了石膏粉，拌上青黛，诈称“秘方”，以贻病人。当然孟老说的是解放前的事了。
当年上海人怕附子，祝味菊、刘民叔等四川籍医生，就在上海以善用附子名声大噪，祝先生还有个“祝附子”的外号。
祝治热病，虽高热唇焦色蔽，仍力主用附子，盖病未去而心阳已经不支矣。名医徐小圃擅长养阴，几个儿子却都死于热病。
某年，一子又病发热不退，不得已，请祝会诊，祝开方就是附子，服后居然热退神清，好了。
章次公先生因此而称祝氏用药“心狠手辣”，徐氏自是为之心折。至今沪上徐氏儿科之用附子，皆昔时祝公所赐也。
刘民叔先生治僧惠宗胃癌大出血，脉微欲绝，昏迷不醒，先是阻止西医输血，继则开方用附子一两、干姜五钱配干地黄、阿胶、白及、伏龙肝、花蕊石、甘草、云南白药，三日后血即止。
然习俗流风，殊难扭转，二公长技，竟为空谷足音，且多诽谤之言。知之者，其时唯章次公、姜春华二先生而已。
麻黄、石膏、附子，虽皆猛悍之药，然用之对证，便真的效若桴鼓。
古往今来，例证多多。其实又何限于这三味药，所有药物，当用，不当用，皆当由医生决定，当然也由医生负责。
患者疑之，是为流言所惑；药房拒配，则毫无道理可言。然其始作俑者，又必是医生，且必是名重一时者，以一己偏狭之见，遂致覆水难收矣。
以叶天士、王孟英用柴胡、葛根为例，叶天士虽然不像徐灵胎说的“终身与柴胡为敌”，但他治疟不用柴胡，治温热病忌用柴葛，却是真的。
“柴胡劫肝阴，葛根耗胃汁”，虽是张凤逵语，但一经叶氏引用，影响就大了。于是后世医家对柴、葛便存畏忌之心。
如《温热经纬》引沈再平语云：“疟本非死证，唯概以柴胡治疟者杀之也。”
又引汪氏语云：“正疟必用此汤（小柴胡汤），若似疟非疟，妄用柴胡，必提成长热不退，或两耳大痛，甚至神昏，更或引动肝风，痉厥立至，生平见之屡矣。”
《重庆堂随笔》引赵菊斋说：“先慈……肝阴不足……患外感，医投柴胡数分，下咽后即两胁胀痛，颠顶之热，如一轮烈日当空。”肝阴不足当忌柴胡，疟不可拘于少阳一经、小柴胡一方，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平心而论，有他们说的那么邪乎么？
王孟英对葛根的偏见也太甚：孙位申患感，证见耳聋，医者泥于少阳小柴胡之剂，聋益甚。
孟英视之曰：伏暑也，与伤寒治法何涉？改投清肺之剂，聋减病安。将进善后法矣，忽然耳聋，询悉误服葛粉一碗，不啻误服小柴胡一剂，复投肃靖肺胃药，寻愈。
葛粉，即用葛根加工的淀粉，浙江人常用它来代藕粉。即使不当吃，也不至于如“误服小柴胡一剂”而致耳聋复发的地步吧？潘澄濂老平生最服膺孟英之学。唯于王氏对葛根的偏见有过批评，说是“白璧之微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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