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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医保目录》中收入的民族药太少，这对民族药的生产销售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诸国本：大量的民族药进不了《医保目录》，医院就很少使用，意味着民族药基本上不能进入医药市场的主渠道，而只能在市场边缘奔突，有一部分则进入非处方药销售范围。《医保目录》中的民族药在城市医院使用时还得有“懂得民族医的医生开处方”，但有关部门并不号召他们学习民族医药，也不去培养他们懂得民族医药，实际上城市医院的医生很少开民族药，于是形成民族药流通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景观。夸张宣传，虚假广告，打“擦边球”， “打一枪换个地方”，应有尽有。你把企业家逼到边缘上，人家总得想办法突围，这应该由上游阻塞者负更大的责任，光批评企业是不公平的。 记者：你认为民族医药发展的前景如何?当前还存在什么问题? 诸国本：当前是我国民族医药发展的大好时机，形势很好、政策很好。近10年来，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都“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中央和国务院文件对民族医药所用的政策语言是“高度重视”、“大力扶持”、“切实加强”和“充分发挥”。目前发展民族医药的主要问题还是认识问题。这些好的政策一到具体管理部门，《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件》、《药品管理法》等法规如铜墙铁壁，无法逾越，形成“大力扶持”政策与现行管理法规的尖锐矛盾。政府公务员说：“文件、领导讲话没法操作，我们只知道执法。”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地区执行中央政策法令有一定的“因地制宜”之权，可惜不少地方没有用好这个权。事实上，在某个“法”制订之后，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出台的政策、规定都是“法”在实施过程中的补充、延伸和发展，是行政管理和法制建设积累起来的成果，政府官员应该欢迎才是。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例如2007年10月25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1个部委局出台了《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的指导意见》，对发展民族医药事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目标和具体措施都有很明确的规定。如果对民族医药事业稍为热心一点，完全可以因地制宜、随机制定一些变通的“实施细则”或“补充规定”，最终达到“大力扶持”的目的。但一部分执行者却板着脸孔不那么做，除了不作为、不勤政、不支持、不热心和官僚主义以外．主要原因是对民族医药不了解，不懂行。因为不了解，也就不重视；既然不重视，也就“顾不上”，更不会去研究。如果再加上一点对民族医药的偏见，那就出现厌烦、埋怨、推托，责问究竟“法大还是‘指导意见’大?”“出了问题谁负责”等牢骚情绪。我在《中国民族医药散论》一文的“自序”中说：“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和抢救推广，应该有一个特殊政策。这个特殊政策的核心，就是在一般的医政、药政管理之外有一个因地制宜的相对宽松的法律规定。这个法律规定只能由高层决策，由民意通过，南各级政府，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各级政府认真实行。”现在， “高层决策”做得很好。2007、2008两次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指出“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和“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应该说“民意通过”也做得很好。余下的事就是由各级政府，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各级政府来实施。这几年来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一直说“上面不作具体规定，我们没法办!” “上面没组织考试，我们没法承认你。”这话也有一定道理，民族医药的有些政策难题只有靠中央政府的主管部门解决。例如由于民族药进入国家标准非常困难，没有批号，企业无法生产，临床没得使用，最终不利于人民健康和文化弘扬。因此需要对民族药的审批另开绿灯，如能不能凡有经典著作和重要文献根据的处方，可便利通行。民间草药验方使用范围在县(包括县)以上，传承时间在百年以上者，能不能便利放行。同时恢复民族药的地方标准，由熟悉民族药的本民族地区和本民族专家去评审，流通一段时间后视其安全有效程度晋升为国家标准。这些，都得国务院有关部门对某些法律法规提出修改补充意见，对民族医药政策的实施做出具体规定才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