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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居人体中焦，主运化、主升清、主统血；脾与胃相表里，一盛一化，一升一降，构成人体对于后天水谷精微物质的主要代谢途径，是为后天之本。中气健运，则气血充沛；脾胃一伤，诸病由生。先贤创立脾胃学说，历经千年，逐步发展，后人不断继承与创新，使脾胃学说更加丰富，对于脾胃病的治疗方法亦层出不穷。笔者在学习脾胃学说之时，结合临床实践，认为补脾调脾，或补虚或泻实，均不离“温”、“运”二法。 温运法顺乎脾之生理及功能 《内经》对于脾胃生理功能的论述，当推《经脉别论》篇之“饮入于胃，散精于肝，游溢精气……五经并行，揆度以为常也”。李东垣在《脾胃论》中进一步解释“饮食入胃，而精气先输脾归肺，上行春夏之令，以滋养周身，乃清气为天者也；生已而下输膀胱，行秋冬之令，为传化糟粕，转味而出，乃浊阴为地者也”。故脾胃之生理特性可概括为盛运相因，升降相用；其生理功能不外吸收水谷，传输精微，代谢糟粕。从始至终，脾胃功能之正常有序，皆赖中气生生不息、运动有序，故脾气得以健运，胃气得以宣达。此生生不息之道，就在温、运之法求得。温者，暖也、柔也，正是脾气运化水谷精微的原动力。太阴湿土，得阳始运，脾居中央而灌四旁，脾阳充盛则如阳光普照，阴霾尽散，水湿、糟粕随阳转运；运者，转也、动也、行也、用也，脾之运化，生万物而法天地，皆赖其不断转动而为用。温而助其常，运而助其变，顺乎太阴脾土之生理特性，故调养、补益后天脾土，助脾运化水谷精微与水湿糟粕，皆可从温、运二法求之。 温运法为补中调中基本治则 阳主动，阴主静，脾属五脏，为阴脏，喜燥恶湿。湿为阴邪，其性黏腻、凝滞，湿浊困脾，脾失运化之动，则健运失权，气血生化不足、代谢产物聚集，临床见头昏如裹，九窍不通，肢懒犯困，渴而恶饮，胸中泛恶，痞满纳呆，便溏黏腻，苔腻脉滑等湿浊、食滞困脾之象，久则身倦乏力，畏寒喜温，渐成脾阳亏虚，浊阴停聚之象。治当运脾调脾，补虚泻实，防止湿浊等阴邪伤及脾之阳气。太阴者脾也，湿合太阴，太阴有病，主里虚寒证，是为脾阳亏虚，原动力不足，阴寒犯脾，食浊糟粕内停，水湿凝聚不散，清阳化生乏源，则周身气血生化亦受到影响，临床可见到畏寒身倦，头目不清，口淡涎黏，久咳白痰，纳呆腹胀，便溏清冷，水犯四肢，小便不利，舌淡胖，苔白而滑，脉濡缓或濡细。治则当温阳暖脾，令中阳充实，如云开雾散，阳光普照，脾之运化恢复正常，养正则邪自除。 由此可见，湿浊困脾与脾阳虚之证在发病过程有正虚与邪盛的不同侧重，又有一定的转承关系。而温运二法合用，一则补益脾土之阳气，补充其行使正常生理功能的原动力，一则使中焦运转，发挥其气机之枢纽作用，使清阳、浊阴各得其所，是为标本皆治之法。温运之法，可为健脾、益脾、补脾、泻脾、醒脾等治脾法之纲要。 温运二法的临床代表方药 “运脾”一名，首见于张隐庵《本草崇原》，云“凡欲补脾，则用白术；凡欲运脾，则用苍术”。江育仁教授提出“脾健不在补贵在运”，从而丰富了运脾法的临床应用。其于运脾，则多用苍术、佩兰、藿香、厚朴等药芳香醒脾祛湿，车前子、泽泻、茯苓皮淡渗利湿，陈皮、木香、枳壳、槟榔、砂仁行气化湿，鸡内金、焦山楂、陈皮、神曲等消食导滞。运脾之功，偏于祛邪利湿，消除引起脾失健运的病理因素。温脾之法，早在《伤寒论》中便以“建中”之法有所提及，如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大建中汤、理中丸、四逆汤等，无不是在温暖中焦；李东垣遵《内经》之“劳者温之，损者益之，陷者举之”，提出甘温法以补益后天，以人参、黄芪、甘草为温脾除湿之圣药，而创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等甘温运脾名方，而其间又或多或少含有砂仁、枳实、苍白术、内金、神曲等运脾之药，已体现出一代脾胃大家对于补脾与泻实，温脾与运脾的临床综合应用。 综上，笔者认为温运二法为治疗脾脏病证的基本方法，而将温、运二法有机地结合应用，使补、泻相得益彰，符合脾土得阳则运、喜燥恶湿的生理特征，更加有利于恢复脾之健运等生理功能，使脾旺而不受邪。但临证时温、运二法所用药物究竟孰多孰少，孰轻孰重，还应根据临证的具体情况斟酌使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