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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它既有自然科学的内涵，也有丰厚的人文哲学底蕴。它汇集了中华文明动静结合的哲学思维、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理念、形神统一的个体化辨证论治诊疗模式、理法方药有机统一的治疗艺术以及“医乃仁术，大医精诚”的道德修养，在维护人类健康的同时对传播弘扬中华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中医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中国古代儒、释、道等诸家文化的精华，形成了中医文化特色。无论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宽容理念，“通变”、“和合”的整体思维，还是仁、义、礼、智、信的文化修养等，在中医理法方药中都有着鲜活的体现。中医的哲学思维以天人合一、形神统一为核心，强调人体内部、人与自然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体的生命活动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以阴阳平衡为理论基础的人体动态平衡观认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竭”，疾病的发生是阴阳“两者不和”所致，强调“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而达到“阴平阳秘”的人体平衡状态。 中华文化既是中医理论形成的基础，又是发展中医理论的动力。《周易》、《河图洛书》等形成的哲学观、宇宙观、整体观、变异观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哲学基础；《黄帝内经》把中华文化应用于认识健康与疾病，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中医学的许多理念受《周易》影响，并逐步融入儒、释、道的文化精髓，吸收了自然科学成果，逐渐形成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中医有关医德的观念，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如“主中庸、倡中和”、“仁者寿”的理念，形成中医道德养生文化；中医学许多养生方法、技术和丸散膏丹的炮制又与佛家、道家文化密切相关。佛家“禅定”，道家“道法自然”、“恬淡虚无”与重视“精、气、神”的练气、保精、存神的养生方法以及倡导内丹（静功）、导引（动功）等促进了中医养生理论的发展。 《伤寒杂病论》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把中医理论应用于临床实践，其诊治疾病体现了整体思维、辨证思维与中和思维。可以说，历代中医名著的问世与重要中医理论的形成，既汲取当代中华文化的先进理念，又有机地结合了对人的整体把握与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认识，促进了中医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发展。 中医学史上，有“不为良相、愿为良医”之说。这其中，既有以张仲景为代表的医学大家，也有许多著名的跨文化学者。如亦道亦医者葛洪、孙思邈，亦僧亦医者鉴真、慎柔，亦儒亦医者朱丹溪、陈修园等，他们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湛的诊疗技术与中医理论的时代创新，都对中医学术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医与中华优秀文化水乳交融，从医家到病人，从养生到治病，从理论到实践，历史上形成了广泛深厚的民众基础和社会共识，使其经几千年历史而不衰。因此，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传播力，必须重视发挥中医这一载体的特殊作用。中医运用望、闻、问、切四种诊法，体现了以人为本、早期干预的个体化诊疗。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回归自然的呼声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中医越发为社会大众所关注。她所蕴含的中华优秀文化底蕴，追求维护健康、抵御疾病的智慧，彰显着自身强大的生命力，日益受到世界医学界的重视。 中医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弘扬中医文化，关键是要正确认识中医，有效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在传承中创新。中医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领域。科学推广中医知识，提高社会对中医知识的认知度，还要采取民众看得见、听得懂、喜闻乐见的形式，组织中医专家走基层、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通过为广大民众普及中医防病治病知识和方法技术，使民众了解中医药人文信息，掌握中医药防病治病方法，熟悉中医防病治病理念，冬病夏治机理、煎药流程、理疗途径、针灸推拿作用、中药膏方服用方法与中医养生知识等，营造社会重视中医药的良好氛围。 中医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医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随着全球社会经济进步、人类生存环境、健康观念、疾病谱与医学模式的变化，一方面中医理论与实践的优势更加凸显，另一方面也对中医创新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科学规划中医国际发展战略，探索中医文化走向世界的途径和渠道，打造中医文化品牌，加强中医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世界记忆工程的保护和传播，夯实人才队伍，推进自主创新，展示中医药的安全性、有效性、科学性、特殊性及其与西药的互补性，使中医与中华文化得到更广泛的认同，为促进人类健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