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认为,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正邪相争的结果。即如《内经》所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遗篇刺法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评热病论》)。疾病发生及发展的过程,始终存在着“正”、“邪”之间的力量对比和消长盛衰变化,并直接影响着疾病的发展和转归。 邪胜于正则病进,正胜于邪则病退。故治疗当扶正祛邪,进而改变邪正双方的力量对比,使疾病向轻或向愈。这是中医学临床治疗的一条基本原则。 但是,由于邪之种类、性质、侵犯及停留部位等不同,疾病表现各异,千变万化,因此,中医治病祛邪也须随机应变,灵活多样。 予邪出路 因势利导 邪分内外,各有其性。外来者如六淫,每通过口、鼻、肌肤等侵犯人体;内生者如痰、饮、水、郁、瘀等。中医祛除病邪,首选的并不是与邪气相对抗,而是充分了解邪气的特性,把握最佳时机,以最便捷的方式达到驱邪目的,这就是予邪出路,因势利导。 对此,《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具体的描述:“故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栗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泻之。” 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也有深刻、明晰的认识:“凡逐邪者,随其所在,就近而逐之。”“逐邪者,随其性而宣泄之,就其近而引导之。”并认为“治外感如将(兵贵神速,机圆法活,去邪务尽,善后务细,盖早乎一日,则人少受一日之害)。”周学海在《读医随笔》中更是直言“用药须使邪有出路。” 如感受风邪,因其性轻扬、升散,侵犯人体往往在上、在表,故当以辛味方药如麻黄汤之属开辟腠理,使风邪随汗而解,此即所谓解表达邪。 感受湿邪,因其性重浊、黏滞、趋下,侵犯人体常常盘踞中、下二焦,故当因势渗利,用泽泻、车前子、茯苓皮之类使湿邪自小便而出。对此,王冰有言:“治湿之病,不下小便,非其治也。” 又如邪实结滞于肠腑,腑气不通,临证可见于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这时无论其为因为果,均应作为治疗的切入点,采用承气类方药通腑泻下、荡涤肠胃之法,使邪实自大便而解,每可收到热退神清、咳减喘缓、肿消疸退等效。 若饮停胸胁或饮结肠腑、血蓄下焦者,也当选十枣汤、甘遂半夏汤或抵当汤等,通过泻下祛除停饮和瘀血。当遇痰涎涌盛,或食滞于胃,漾漾欲吐时,化痰、消食均难奏速效,理当顺其病势,用皂荚丸、白金丸或瓜蒂散等借涌吐而促邪出。 至于治疗温病,因势利导以祛邪的原则也有充分体现。如叶天士根据温热邪气外来、由浅入深的发展规律,提出对卫气营血四个阶段应分别采取“汗、清、透、散”的治法;吴鞠通则发现了温热病由上而下的三焦传变规律,提出应因势采用“轻、平、重”的治法。 实践证明,给邪找出路,邪祛正自安,是代价最小、且取效迅捷的治疗方法,充分反映了传统文化中顺势思维与“和为贵”的精神。 调内环境 毁病所依 现代医学发现,很多疾病的“元凶”是各种致病微生物,如细菌、病毒、立克次体、支原体、真菌、螺旋体等,这些均属于中医“邪气”的范畴。当这些微生物侵犯人体导致各种病变时,就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正气不足,未能御邪或无力驱邪;二是体内有适宜邪气生长留居的内环境。 对此,中医在治疗时仍然不是抗邪,而是通过调理、改变或破坏这种微生物生存的内环境收到疗效,且可减少或避免药物的毒副作用。 如引发结核病的结核杆菌,适合在干燥的环境中生存,故中医有通过改变该病阴虚肺燥的状态来抑制其繁殖的方法。又如,引发胃炎与消化性溃疡的幽门螺杆菌,能在胃内湿热、阴虚、虚寒、瘀阻等异常环境状态下滋生,相应采取清热燥湿、滋养胃阴、温中健脾、活血化瘀等治法,即可改变幽门螺杆菌生存的条件,进而使其消亡。 再如乙型肝炎病毒,它在肝内的繁殖复制活动显然都要受到肝内及其周围环境的影响。中医学认为这多因于湿的存在,表现为湿热或寒湿,因此,通过清热除湿或温化寒湿,即可收到抑制病毒复制,或改善肝脏功能的效果。 逆势而争 纠偏对抗 中医治疗疾病是一个纠偏的过程,即以药之偏性纠正病之偏性,进而使阴阳的相对平衡得以恢复。病之偏性表现形式为寒热虚实,因而治疗当遵循“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原则,此即所谓“正治”或“逆治”。 应该说,逆其病势是中医治病的一个基本思路和常用方法。但这种对抗的形式,如果用之不当则往往会出现毒副作用。 对于邪气未盛者,用药易于抑制,形成的对抗尚不甚明显,对正气的伤害也较为有限。而对于邪势鸱张者,用药轻柔则不能遏其病势,用药峻烈则又易致两败俱伤。如治疗热毒炽盛者,法当清热解毒,但这类药物往往过于苦寒,每有败胃之弊。再如邪实壅结肠道腹中,治疗当通导或攻逐,但易于损伤脾胃。 又如治疗肿瘤的以毒攻毒,其代价也甚为明显,那就是正气破损,修复艰难。对气滞血瘀之甚者,一般的理气化瘀往往难以收效,破逐之法则又有耗气动血之害。 因此,中医在抗邪时强调要综合判断正邪的态势,决不能勉力而为,只图一时之快,而应做到中病即止,见好就收,争取时机,留待正复,尤其强调要时时顾护胃气。 对抗治疗其实也是现代医学的主要方法,几乎体现于治疗的每一个环节,如抗菌、抗病毒、抗肿瘤等。客观来说,这种对抗疗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若恣用滥施,任意杀伐,付出的代价也会极为沉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则玉石俱焚。 笔者认为,纠偏对抗是祛邪之常法,予邪出路与调内环境则可视为祛邪之变法或巧法。在应用时,这三种思路或方法之间并无明显的界定,关键是要灵活变通,协同作用,把握最佳时机,选择最佳方式,顺势而祛,逆势而制,力求祛邪务尽,且能趋利避害,做到“祛邪而不犯无过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