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扁鹊的记载很多

“人物真实”的记载“故事未必真实”

扁鹊是先秦时期的“超级明星”人物，有关扁鹊的记载很多，拿他说事的故事也很多，不认真辨别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列子·汤问》说扁鹊给赵齐婴与鲁公扈互换心脏，尽管其中说的扁鹊是真实的人物，赵齐婴与鲁公扈也许是那个时代的人，但是“互换心脏”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甚至在现在也不可能出现，并且一定被认为“没有必要互换”。在故事情节上“换了心脏不见疤”，没有刀口的“无创换心手术”，今天仍然是一个梦想。再有，即使换了心脏而改变了这个人的思维、情绪，但是供体与受体之间，互相换思想、记忆的记载，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可以断定其是虚构的历史故事，与愚公移山一样不属于“实录”。

魏晋时期杨泉的《物理论》说赵简子拿着武器追赶扁鹊，尽管两个事主都是真实历史人物，但是因为整个故事情节都是从《吕氏春秋》“齐闵王生烹文挚”移植过来的，所以这也不属于“实录”，而是作者记忆有误，或者故意移花接木，用更著名的历史人物来表达世事的复杂，进而编出来的故事。

《鶡冠子·世贤》之中，记载魏文侯问扁鹊“子昆弟三人，其孰为善？”扁鹊从治未病的角度，回答说长兄最善，自己“最为下”。这个故事亦真亦假，寓言的成分很浓，而作为信史事实的可能性比较小。说其可信，是因为其中扁鹊与魏文侯二人生活的年代比较接近，其中的思想符合扁鹊的观点。难于采为信史资料是其太理想化，扁鹊如果是这样的医学世家，就与司马迁《史记·扁鹊传》考证的扁鹊事迹有矛盾。

“因事为文”和“因人为文”

古今关于扁鹊的记载，分歧很多也很明显，几乎是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让人难以取舍。笔者认为，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记载，首先要分有关记载是“因事为文”，还是“因人为文”，尽管其中会有交叉，但是侧重点不同，取舍的意义就不一样。

《左传》之中的齐医、晋医、越医、秦医，都比扁鹊生活的年代早，有关他们的记载都是“因事为文”，虽然涉及到具体的医学人物，但是这些人物都是配角，在记载“事主”事迹的时候，这些医生属于顺便提到的背景人物，或者叫“影子人物”。这些医学家的事迹，也仅仅是就事论事，比如秦医缓关于病位膏肓的难治性，以及针灸、药物的治疗大法，医和关于六气“淫生六疾”的长篇叙述，越医关于血气与健康关系的判断，晋医关于药物毒性的把握，齐医对于齐侯疾病死期的预料等，并不涉及医缓、医和、越医、晋医、齐医的生平事迹，读者从中无法知道这些名医具体的医学生涯和学术成就。

《史记》、《汉书》对于人物的记载不一样，史家的传统是“实录”，所谓“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行”，是现场直录，或者属于事后总结整理的文字记载，因此比较可靠，比如《春秋》是以鲁国的历史事件整理而成的著作。司马迁出身史官家庭，博学多才，他的《史记》之中，有当朝的事件，但是更多的则是对于历史的考证记录，目的是通过记叙历史发展的过程和兴衰的原因，“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写扁鹊是“因人为文”，而在《史记·赵世家》之中写扁鹊则是“因事为文”。

“因事为文”是为了写事，突出的是事件的真实性，人物可以随笔带过，不用浓墨重彩；“因人为文”着重写人物，事迹只是材料，人物是主干，事迹是枝叶。

应辨别“实录”与“传说”

史料之中出现的人物，有的是“事主”，有的则是“陪衬”，事主是主要人物，陪衬则是背景人物。事主和事件一定是真实的，不然就属于编故事，无论这种记载的历史多么悠久，都是传说而非写实。事主的背景人物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虚拟的，但是不能“关公战秦琼”。

《史记·扁鹊传》之中的扁鹊是主要人物，其所诊治的患者属于背景人物，赵简子属于真实的背景人物，虢太子属于不太清晰的背景人物，齐桓侯属于虚拟的背景人物。所以与司马迁记载相同的治病故事，《韩非子·喻老》说“扁鹊见蔡桓公”，而非望见齐桓侯；刘向《说苑·辨物》说扁鹊抢救的是赵太子尸厥，而非虢太子尸厥。

韩非子写文章，是为了说明一个大道理：“有形之类，大必起于小；行久之物，族必起于少。”为了论证“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他列举了几个例子，加以说明这些大道理。一个是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涂其隙。是以白圭无水难，丈人无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者也。”为了把道理说得更生动感人，他接着就讲述了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然后总结说：“故良医之治病也，攻之于腠理。此皆争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圣人蚤从事焉。”韩非子生活的年代，比司马迁早200年左右，更接近扁鹊生活的年代，应该更可信。但是，由于他对扁鹊的事迹得之于传闻，在写文章的时候，为了一个例子，他也没有必要去进行考证故事中患者这个次要人物的真实性。所以他的记载没有被司马迁采纳，这个患者也就变成了齐桓公。

刘向是西汉末年的大学问家，比司马迁晚100年左右，他很认真地阅读过《史记》，称司马迁“善叙事理”，其《史记》为“实录”。他说扁鹊抢救的是赵太子而不是虢太子，原因是虢国作为国家，在扁鹊生活时期早已灭亡。大家似乎应该按照刘向的观点，修改司马迁的记载。但是，扁鹊生活的年代，《左传》说“齐侯次于虢（位于燕国境内）”，又说11个诸侯国的大臣“会于虢（在郑国境内）”，可见以虢为地名的城市不止一个，“虢太（大子、世子）子”出现在扁鹊的时代，并被其诊治是有可能的。并且，司马迁前面刚说过扁鹊诊赵简子，并且接受了赵简子“赐田四万亩”，如果后边紧接着再叙述扁鹊救赵国的太子，“赵国的中庶子”在宫门口反复问难，好像根本不认识扁鹊这个人，这也不符合人之常情。因此，后世不采纳刘向的意见，完全尊重司马迁的叙述。

《战国策·秦策》所记载的“扁鹊见秦武王”不可信，是因为在秦武王的面前，故事里的人都不称呼他“大王”，而是“众口一词”说他是春秋时期的“君主”。这是误把故事里的人物扁鹊，作为“当事人”描写造成的误会，而且故事的宗旨，既不是为了展现扁鹊的医术，也不是为了实录秦武王的疾病，而是为了提醒秦武王有可能“一举而亡国”，必须知人善任，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与甘茂为了攻打宜阳而说服秦武王“如出一辙”，只不过暂时借用一个历史故事，加深印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