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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与任应秋先生有“三同”之谊，同窗、同行、同党也。任老是我在“上海中国医学院”求学时的学长，此为一同；20世纪40年代，重庆周福生先生创办《华西医药杂志》，聘请任老担任主编，总理其事，我被聘为“特约编辑”，故时有书信往返，切磋探讨得益甚多，此为二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先后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都曾担任过农工党中央委员，所以又是同党同志。
余曾多次与任老在学术会议上相遇于宾馆，得以把晤畅叙，甚感愉悦。清晨与会同道散步晨练，每见任老总是手握古籍，低声朗诵，缓步而行，精神专注，旁若无人，甚令人敬佩其治学之勤笃，惜时如金也。
任老博览群书，敏悟过人，在学术讨论时，常引经据典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令人称羡，不愧为大家宗师也！吾师章次公先生在1952年致近代名医刘民叔先生函中曾述及：“令师廖季平医术上之成就，视先师章太炎先生，亦属一时瑜亮。”廖老乃经学大师也，且兼精通岐黄之术，与太炎先生不相上下。任老少年之时曾从廖平学习，可见他国学根基的深厚是渊源有自的。
任老很早就提出“中医古籍文献亟待整理”，他认为，既具有中医根基又精通训诂知识的专家已是凤毛麟角，对此必须抓紧、抓实，才不致中断医道文脉。这是高瞻远瞩之见，现在更感到是迫切的事了。
任老说，要学好中医学，首先要学好国学，这是基础，是入门的钥匙。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五老上书”中强调：“中医学院学生，必须突破文学关，这对中医学的继承、发展，具有特殊意义与深远影响。”前人早就说过，“秀才学医，笼中捉鸡”，“秀才学大夫，好像切豆腐”。这些比喻，生动而贴切，现在余更感到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了。值得欣慰的是，有关领导已注意中医教育，采取改革措施，希望抓紧、抓实，取得成效。
任老为“中医各家学说”的创建和完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也有极精深的研究，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梳理和中医药文献的整理上，做了大量有益而务实的工作，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医学财富，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和运用。
任老一生，埋头治学、低调做人、踏实工作，他为中医教育事业奉献了一生；任老的学术成就，光辉照人、启迪后学，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景仰。
任老虽已驾鹤西去，其崇高品德、严谨学风、精湛医术，长留人间而泽及后世。值此任老百岁诞辰之际，我们应该以任老为榜样、为楷模，振奋精神，为继承和弘扬中医药事业做出更多贡献，以实际行动来纪念任应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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