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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出现“辨证论治”一词的中医文献是《证治要义》，刊刻于1775年，比已知最早记载这一词组的《医门棒喝》（章虚谷撰于1825年）向前推进了50年。
•《证治要义》作者陈当务对“辨证论治”具体内容做了较为清楚的论述，与现代对这一术语的内涵表述高度接近。
近日拜读张效霞先生大作《辨证论治的由来》（《中国中医药报》2015年4月2日），犹如春风拂面，使笔者对“辨证论治”从古到今的来龙去脉更加清晰。近年来，笔者在承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之《证治要义》的整理研究过程中发现，“辨证论治”一词最早见于清代陈当务著的《证治要义》，并对其内涵有较为具体的论述，而非张先生提出的最早出现于1955年。
“辨证论治”说法沿革
现代中医学将“辨证论治”提炼为中医学术的基本特征，认为是中医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并提出“证”是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包括功能和器质病理状态的概括，临床处理疾病以“证”为核心，辨“证”而论治，这正是中医学理论体系有别于其他医学学科的独有特点，也反映出中医临床思维模式和中医学术发展的固有规律。
然而，“辨证论治”这一中医学术特征的形成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而是历代医家经过反复而漫长的临床实践和理论探索总结出来的，这些实践和探索沉积在富饶厚实的中医典籍之中。
孟庆云先生在其《辨证分型不能代替辨证论治》长文（《中国中医药报》2012年2月29日及3月1日）中曾举马王堆医书《五十二病方》和《黄帝内经》十二方为例，主张“对症治疗可堪为辨证论治的简单方式或初级形式”。到了东汉，医生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才开启“辨证论治”学术思想体系形成的进程，也成为我们追溯“辨证论治”说法的源头活水。
历代医籍亦较多出现与“辨证论治”一词相似的提法，如宋代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指出“因病以辨证，随证以施治”；金代刘河间《素问玄机原病式》则重视病机，相机施方，倡导病机辨证；元代朱丹溪将中医临床治疗过程概括为“脉因证治”，其门人专门整理编撰有《脉因证治》一书；明代医家徐春甫在《古今医统大全》中提出“因病施治”；明代医家周之干在《慎斋遗书》中列有“辨证施治”一节，认为“见病医病，医家大忌”，“惟见一证而能求其证之所以然，则本可识矣”；明代医家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有“诊病施治”的说法，总结出阴阳为纲，表里、虚实、寒热为变的辨证方法，使中医诊治疾病的思路流程更加简洁明了；清代医家徐灵胎《伤寒类方》则有“见症施治”之称；清代医家章虚谷在《医门棒喝》中用了“辨证论治”一词。
然而，“辨证论治”成为具有规范内涵的中医名词，则是任应秋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提倡的，并对中医临床“辨证论治”体系给予了全面阐述。
首见于《证治要义》
中医学术界目前普遍认为，最早提出“辨证论治”一词的是清代医家章虚谷，他在《医门棒喝·论景岳书》中说：“窃观景岳先生，才宏学博，平生著作数十万言……不明六气变化之理，辨证论治，岂能善哉！不识六气变化，由不明阴阳至理故也。”
3年前，笔者有幸参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工作，承担浙江项目组之《证治要义》医籍的整理研究，校注期间，欣然看到“辨证论治”四字竟在《证治要义》中出现。经考证，确定“辨证论治”最早见于《证治要义》，由清代医家陈当务首先提出。陈当务，字惠民，清代康熙至乾隆时期抚州（今江西临川）人，寿逾70，但生卒年不详。
《证治要义》中提到“辨证论治”词组的有两处：一在卷七“药方”，其开卷云：“本集前后共计三百八十七方。因古人一方可治数十病，而一病又兼数方，难以重复，故另汇于此。以仲景公之方列前，诸名医之方列后。凡集中辨证论治，旁边有厶角圈者，即是药方，细心查之自见。”一在戴第元“叙”，其云：“若喜惠民之学，辨证论治，妙义天开，能使不知医者，亦能知病之原委，诚有功于民生。”
该书序言载，陈当务约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完成了《证治要义》十卷的撰写，成稿后复经3次修改，历时9年，最终由其友人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刊刻出版。根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所载，《证治要义》现存版本有清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年）刻本及清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年）惠民堂刻本。笔者目前找到的即惠民堂刻本为上海市图书馆藏本，保存完好，刊刻清晰，字迹工整，其出版至今已过去四个甲子，“辨证论治”一词的出现距今刚好240年。
已知《医门棒喝》一书，由作者章虚谷撰于1825年。推算可知，《证治要义》撰著出版要比《医门棒喝》提前整整50年。可见，首次出现“辨证论治”一词的中医文献是《证治要义》，而非《医门棒喝》；提出“辨证论治”称谓的第一人是陈当务，而非章虚谷。
《证治要义》论“辨证论治”
陈当务撰《证治要义》一书，纵论辨证之精要，阐发论治之微义。全书内容翔实，理法兼备，论述平妥，切合实用。陈氏不仅首次提出“辨证论治”一词，更重要的是，他还对“辨证论治”的基本内涵有具体而深刻的论述。
《证治要义》共十卷，从该书卷一即“辨证”，卷二即“论治”的编排中，就可以看出陈氏重视“辨证论治”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正如陈氏在“凡例”所言：“是集分为十卷，首二卷辨明证候虚实，以为医学提纲。”
“辨证”卷中，陈当务归纳出“寒证辨”“热证辨”“虚证辨”“实证辨”“表证辨”“里证辨”“燥证辨”“湿证辨”和“阴阳辨证”，即寒热、虚实、表里、燥湿为八个分纲，而阴阳为二个总纲。如其在“阴阳辨证”中说：“病出千态万状，不可端倪，而欲揭其要领，惟阴阳二字，足以尽之。”又说：“不论男妇大小等病，只要分得阴阳明白，则症候自见，虚实自分。”
陈氏在四诊的基础上，结合临床经验，还细化复合出许多其他辨证方法，如“脏腑虚实辨证”“表里虚实辨证”“上下寒热辨证”“内伤外感辨证”“辨真寒假热证”及“辨脱阴脱阳证”等。
“论治”卷中，陈当务针对具体疾病进行辨证论治，每种疾病先辨证，再论治，“叙明致病缘由，及病成而变之理”，既集古法，又增新方，“总要理路明白，药证相对”。如其论“痢疾证治”：“通因通用之法，轻则小承气汤，重则大柴胡汤。逆流挽舟之法，宜活人败毒散，加人参挽回元气。急开支河之法，宜大分清饮，取五苓化膀胱之气。若痢色红多者，犀角散。白多者，仓廪汤。红白夹杂者，十宝汤。寒痢腹痛，理中汤。气虚下陷者，补中益气汤。里急后重者，升阳除湿汤。瘀血作痛者，局方活血丹。久痢不愈者，真人养脏汤。禁口不食者，秘方化滞丸，或嘉言进退黄连丸。”同样是痢疾，治法方药达12种之多。
陈氏论治疾病时，只列方，略去药，并将方剂汇编在“药方”卷，考虑“因古人一方可治数十病，而一病又兼数方”，而载方药又不载分量，目的是“在医者活泼取用”。如此，既方便临床圆机活法，“集中辨证论治”，也反映出“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精神实质。
印会河先生主编的《中医基础理论》指出：“所谓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论治，又称施治，则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再看《证治要义》中“辨证”和“论治”的具体内容，可以说，陈当务对“辨证论治”基本内涵的论述与现代中医已高度接近，其首倡并论述“辨证论治”要义，正是其对中医学术发展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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