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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生命本质的主体认识和健康维系的基本宗旨，这些差异都是形式上的、非本质的，这些差异使中西医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具有了各自的局限和不足，这就需要通过互相借鉴与吸纳来使中西医的理论与方法得到补充和完善。
•中医和西医一样，研究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对中医学而言，哲学是工具、文化是背景，理念作向导，由无数科学细节构成的中医医学属性与西医学原本是一致的。而这也正是中西医实现对接和互融的基础和条件。
文化学者周有光曾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双文化时代，即每个民族的民族文化和覆盖全世界的现代文化内外并存、新旧并用，而双文化的结合方式有三种，即：并立、互补和融合。
今天中医与西医在我国的现状恰如先生所言，已开始相互，互补乃至融合。
西方医学进入我国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逐渐形成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并存的局面。二者承担着疾病防控的共同目标。当前，中医治疗目标已由单纯中医病证转换到西医疾病。因此，中西医在其运行的过程中绝不会永远特立独行，而必定发生重叠、交叉、碰撞、对接和融合，也必定会有互相的吸纳和借鉴。
我国科学家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而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就是中西医互融借鉴的成功典范。
我国半个世纪以来中西医结合的实践历程也已证明，中西医联合优于单用、互补胜于竞争、中西医之间的理论衔接和方法学互补，不仅是中医学术发展和理论创新的客观需求，也是我国医学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长期以来，中医学术研究和中西医比较研究呈现出过度哲学化、人文化倾向，这些研究从哲学和纯概念的层面展开，研究的重点是如何发现中西医之间的差异甚至对立，往往得出“中西医不可通约”的结论。
有人认为，中医是“生命医学”，西医是“生物医学”。中医是“形而上之医道”，西医是“形而下之医术”。中医是“调和医学”，西医是“对抗医学”等。这些观点割裂了人与人体、生命与生物、结构与功能、整体与局部的有机联系，不恰当地夸大了中西医的本质区别和方法学差异，从而加深了中西医之间的思想隔阂和学术背离，这些认识误区和偏见也成为中西医学对接互融最大的思想障碍。
周有光曾有言：“科学是世界性的、一元性的、没有东方西方之分，任何科学，都是全人类长时间共同积累起来的智慧结晶，经得起公开论证、公开实验、公开查核……学派可以不同，科学总归是共同的、统一的、一元的”，中西医作为人类防病治病的智慧结晶，为人类疾病的防控而诞生，在生命和健康的本质层面上也应当是一致的或趋同的。毫无疑问，中西医都是研究人体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防控的医学科学。
中西医因为诞生的地域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学术体系，但是二者的区别体现在认识论和方法学上。
相对于生命本质的主体认识和健康维系的基本宗旨，这些差异都是形式上的、非本质的，这些差异使中西医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具有了各自的局限和不足，这就需要通过互相借鉴与吸纳来使中西医的理论与方法得到补充和完善。
解剖结构的一致性
解剖是探知人体结构的唯一途径，是医学的基础，中西医莫不如此。文献记载，中医学最早即起源于解剖，对人体结构的认识远远早于西方医学体系。
早在2000多年前的《灵枢·经水》篇中就记载：“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这是中医典籍中最早出现的“解剖”概念。
《难经》在《内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五脏及喉咙、胆、膀胱、肛门等脏腑器官的形态和重量的描述，与现代解剖学也都是大致相符的。
清代王清任对人体解剖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发现了一些新的解剖结构，并对前人的一些认识错误进行了修正，写成《医林改错》一书，对中医解剖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经过历代医学家的不断探索与研究，中医解剖学不断得到发展，不但成为藏象学说的物质基础，也是中医理论大厦的坚固基石。
生理功能的趋同性
探索人体生理功能是中西医的共同任务，中医学关于人体生理功能的认识和论述集中在脏腑学说、气血津液等学说之中。
其中，脏腑学说又称“藏象”学说。主要论述心、肝、脾、肺、肾五脏，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及脑、髓、骨、脉、胆、女子胞等奇恒之腑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几乎涉及了西医学所有的组织器官。
虽然中西医各脏腑器官生理病理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但一些主要的生理功能却具有很强的对应性，如心主血脉、肺主呼吸、肾主水液代谢、膀胱贮存和排出尿液、女子胞主月经和孕育胎儿等，中西医所论所述都是基本一致的。
人体有一些功能是需要多脏器共同完成的，如消化功能。中医认为脾之运化水谷、胃之受纳腐熟、肝之疏泄气机、胆汁之助消化、小肠之泌别清浊、大肠之传导糟粕等，这些脏器分工明确，互相配合，共同完成饮食物的消化吸收和排泄。
另有一些生理功能，中西医看似并不对应，而实际上却存在着广泛的内在关联。
以肝为例，肝除分泌排泄胆汁、辅助消化、调节血量等功能与西医学肝脏密切对应外，肝志在怒、出谋略、罢极之本、养筋爪、开窍于目等功能似乎大大超越了西医学肝脏功能的范畴。
但深入研究就会发现，当肝有病时，这些系统就会出现相应的功能紊乱，如病毒性肝炎患者就不但可以出现肝脏本身和消化系统的证候，还往往烦躁易怒、失眠多梦、甚至出现肝性昏迷，而暴怒等情志刺激常可使病情加重，还会出现运动系统症状如乏力疲惫、肌肉酸痛。
“肝开窍于目”则是因为肝脏是维生素A的主要储存部位，肝病影响维生素A代谢，从而影响视网膜感光细胞的功能从而出现两目干涩、视物昏花、夜视力下降等证候。21nx.com
可见，中医学正是从病理变化反证这些脏腑的生理功能，这与西医学认识并无本质区别。
经络学说是中医学认识人体的独特的结构和生理体系，经络是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的通路，这些通路主干为经，分支为络，纵横上下、遍布全身，在人体生理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经络还说明病理变化，体现证候分布规律，从而指导诊断和治疗。
解剖学虽然找不到经络，但经络的客观生理现象是真实存在的，针灸的感传现象就是很好的证明，反映了经络的物质存在。经络大致包含了西医学神经、体液、脉管及肌体生物电的功能，而这些可能正是针灸疗效的物质学基础。
气血津液学说也是中医生理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血与血液、津液与体液的物质和功能是基本一致的。中医认为，气是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精微物质。气虽无形可见，现代医学也无气的概念和阐述，但是西医所论述的精神思维、气色状态、体质强弱、运动状态、生殖能力、消化状况、代谢功能等生理现象，却都能与气的物质和功能现象相对应，而且在很多方面都是大体吻合的。
疾病发生学的对应性
绝大部分中医病证与西医疾病之间在疾病发生的许多方面如病因、表现、疾病转归与预后等都存在着广泛的对应性和密切的相关性。
以内科病证为例，如哮喘和喘息性支气管炎、鼓胀与肝硬化腹水、肺痨与肺结核、肺痈与肺脓疡、痫症与癫痫等，都是紧密对应的，而感冒、疟疾、痢疾等则连名字都完全相同。
另有一些病证如黄疸的发生与肝炎、胆石症、胰腺与胆管肿瘤；胃痛与胃炎、溃疡病、胃癌；胁痛与肝炎、胆囊炎、胆石症等都存在密切的相关性，这正是我们今天仍用中医理论与方法治疗某些西医疾病仍然可行和有效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
病因的对应性
中医病因主要为内因（七情）、外因（六淫、疫疠、杂气）、不内外因（饮食劳倦、外伤、虫兽所伤），西医病因主要有传染性致病因子（细菌、病毒）、精神因素、免疫因素、遗传因素、中毒、外伤、寄生虫等，中西医之间好像也无不同。
1642年，我国温病学家吴又可发现了一种称之为“杂气”的传染性致病因子，这种致病因子具有物质性、致病性、致病的特异性（人病而兽不病，专入某脏某腑，专发为某病）、潜伏性感染方式、“内外相召”性致病过程等主要特征，1963年，美国科学家Blumberg发现了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研究表明乙肝病毒具有物质性、致病性、致病的特异性（只引起人及灵长类动物发病，主要引起肝脏炎症）、潜伏性、人体免疫因素影响等基本特征，而这些特征与“杂气”居然惊人相似，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科学穿越时空的碰撞与交融？
中西医相互对应和相关的许多病证与疾病的临床表现极其相似，如痢疾之便下脓血、里急后重、肛门灼热；如癫痫之“发则卒然倒仆、口眼相引、手足搐搦、背脊强直、口吐涎沫、声类畜叫、食顷乃苏”，中西医的认识和描述完全一致。
临床诊法的异曲同工
诊法是诊察疾病并作出判断的方法，临床诊法是中西医学对疾病进行干预之前的必经步骤，包括疾病诊察和诊断两个层面，中医诊察以望、闻、问、切为方法，并强调四诊合参才能对病证做出最终的诊断。通过四诊，面对面收集患者体内发出的各种信息，了解患者病证发生的现状和过去、成因和转归，突出并逐渐形成了较为独立的舌诊和脉诊体系。
望、闻、问、切四诊反映了病史搜集和查体过程，除舌诊和脉诊外，历代医家对问诊尤为重视，明代张景岳提出“十问歌”，如问寒热、问头身、问胸腹、问汗出、问病史、问病因、问治疗经过、问月经史、问妇科病史、问儿科病史等，对问诊内容提出了明确要求。
而喻嘉言在《极闸人定议病式》中更是对病史和查体作了详尽规定：“某年某月。某地某人。年纪若干。形之肥瘦长短若何。色之黑白枯润若何。声之清浊长短若何。人之形志苦乐若何。病始何日。初服何药。次后再服何药。某药稍效。某药不效。时下昼夜孰重。寒热孰多。饮食喜恶多寡。二便滑涩无有。脉之三部九候。何候独异。二十四脉中。何脉独见。何脉兼见。其症或内伤。或外感。或兼内外。或不内外。根据经断为何病。其标本先后何在”，这些论述和要求系统反映了病史采集和查体的主要内容，涵盖了西医的主诉、现病史、既往史、家族史、月经史、临床表现等疾病诊察的主要内容。
西医物理查体以望触叩听为方法，除借助听诊器进行心肺听诊之外，其余诊察内容在实质上与中医四诊都是相同的或相近的。
近百年来，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西医借助现代检测技术如显微技术、影像技术、内镜技术、生物电技术等，使疾病诊断的手段和方法不断向纵深发展，为疾病的正确诊断提供了更多客观依据，而这也成为西医学的优势之一，这些都可以看做是四诊的延伸。
临床诊法另一个层面是对四诊采集的资料进行归纳、分析，从而对疾病归属作出判断，西医还要明确病因、疾病阶段、疾病定位、疾病程度、转归趋势等，从而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采取相应的方法。中医还要采用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及三焦辨证等方法，分析证候的成因、病位、性质、程度、邪正关系及相应的临床表现等，然后确定为某“证”，据证立法、依法组方、据方选药，形成理法方药的诊疗体系，辨证论治也因此成为中医诊疗的重要特色之一。
可见，中西医虽然在临床诊法的某些细节上存在着差异，但在一些本质理念和基本原则上却都是一致的或趋同的。
治疗理念和原则的相近性
临床治疗是中西医学对疾病进行干预的重要步骤，虽然中西医具体治疗方法并不相同，但在总体的治疗理念和原则上却颇多相近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祛除病因的治疗是临床最根本的治疗，中西医本同一理。西医对各类感染性疾病的抗菌、抗病毒治疗，对各种中毒性疾病的抗毒素治疗，对免疫失衡疾病的免疫调控等均为病因治疗；中医对外感温热性疾病的解表散寒、祛风胜湿、清热泻火、清瘟解毒等治疗，对七情所致之病证的疏肝解郁、镇静安神、清心除烦，对虫证的驱虫治疗，对饮食所伤诸疾，消食、导滞等亦均属病因治疗范畴。
对症治疗是针对各种不同临床症状的治疗如各种原因所致的痛、胀、痒、肿、发热、失眠及纳呆等症状，在一定的时段内，患者深为这些症状所苦，有时甚至成为主要矛盾，解除这些症状、减轻患者痛苦的对症治疗有时尤为必要，西医的解痉止痛、镇痛清热、脱敏止痒、化痰止咳，及改善胃肠动力以消除腹胀等均属对症治疗的范畴。
而中医临床治疗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辨证论治，强调“有是证用是药”，中医的“证”在含义上虽然绝不单单指症状而言，其中还要包含和体现病因、病机、病位、正邪关系等内容，但证所反映的最外在和最直观的主要还是西医学之“症状”和“体征”，中医很多治法就是直接针对证的，如降逆止呕、行气止痛、理气消胀、利胆退黄、利水消肿、宣肺止咳等等，皆是对证或对症而治，因此临床上将辨证治疗视为最好的对症治疗似乎并不为过。
可见，中西医对病因治疗和对症治疗的原则是大致相近的。
中医强调整体观念，注重宏观调控，临床上很多原则如益气养血、健脾调中、益气养阴、调和营卫等都是从整体治疗的原则层面进行的。
同时，疾病在多数情况下首先发生在身体某一具体部位，因此，绝大部分中医治疗更需要关注局部变化，重视把握细节，所针对的目标往往多在局部，治疗多从具体病变入手，如宣肺平喘治疗肺气不宣之痰喘，和胃止呕治疗胃气上逆之呕吐，利胆退黄治疗胆气不利之黄疸等，皆针对具体脏腑和具体病变，至于针灸推拿、按摩敷贴、手法整复等外治之法则更要选准具体穴位和具体病变部位，而疗效也往往从局部显现，而局部疗效也正是整体疗效的基础。
西医借助现代科学和精密仪器，对绝大部分疾病已能确切定位、明确定性、准确定量。西医治疗目标集中、靶点明确，在精准治疗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许多疾病在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阶段性发展规律，由不同的病理过程和临床阶段组成，因此，就有一个阶段性治疗的问题。
所谓阶段治疗就是指对疾病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治疗措施和方法。以肺痈为例，中医治疗常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即初期、治宜清肺解表；成痈期，治宜化瘀消痈；溃脓期，治宜排脓解毒；恢复期治宜养阴补肺，以善其后，这是典型的中医阶段治疗范例。
阶段性治疗也体现在西医对许多疾病的治疗之中，如细菌性肝脓肿，在化脓性炎症早期浸润阶段，脓肿直径小于2厘米的多发脓肿及部分脓肿直径不大于5厘米，可单纯采用抗生素治疗；脓肿直径大于3到5厘米的单发或多发脓肿，抗菌药物治疗无效又无禁忌症时可经皮肝穿抽吸或置管引流；巨大脓肿或脓肿破溃至胸、腹者，或脓肿直径大于3到5厘米单发或多发脓肿经抗菌药物及非手术治疗无效者，则手术治疗。
所谓环节治疗是指在疾病的某一阶段可能会出现一个或多个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形成不同的治疗环节，需要根据病情，区别轻重缓急，分清主次先后，或针对某一环节为主，其他环节为辅，或先解决主要环节，再解决次要环节，或几个环节治疗同时进行。
西医对肝硬化腹水的治疗同样区分不同层次，腹水量大以利水为主，消化道大出血则先进行紧急止血以挽救生命，肝脏生化指标异常则可同时应用抗炎护肝药物，肝性脑病还要进降低血氨等抗肝脑治疗，电解质紊乱则要纠正电解质紊乱治疗。中西医治疗均坚持先急后缓、先重后轻、轻重兼顾的原则，力求使各个治疗环节都有所针对和兼顾。
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施行“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是中医临床治疗的重要法则之一。
所谓“同病异治”是指同一疾病发病阶段不同，轻重程度不同，病机变化不同，临证表现不同，而因人、因时、因地采取不同的治疗措施与方法，如鼓胀一病，气鼓者治以行气消胀，水鼓者利水消胀，血鼓者则活血利水。
所谓“异病同治”是指不同的疾病发展过程中表现为相同的病机或相同的证候，则采用相同的治法，如脱肛、子宫脱垂等不同疾病则可能均为中气下陷所致，则均可采用益气升陷法治疗，补中益气汤则是其代表方剂。
无独有偶，西医临床治疗学对同一疾病也往往会因为阶段不同，程度不同和表现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
西医的对症治疗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也属于异病同治的范畴，如临床上痛、胀、咳、喘、热等症状可由多种疾病引起，而对症治疗则可能采取相同的止痛、止咳、平喘、清热等方法和药物。
防控理念的一致性
中医历来重视疾病预防，提出“治未病”的疾病防控理念，反映出中医学科学思想的光辉。
我国于16世纪或更早些时候就已发明了人痘接种法，用来预防天花，是人工免疫法的先驱，也是中医“治未病”的范例。
然而，从预防医学角度而言，西医也是要“治未病”的，西医之预防医学就是防止疾病发生、控制疾病发展、尽可能维护和恢复机体功能，最终维护和促进个体和人群健康之目的的医学学科。
其病因预防、临床前期预防及临床预防的三级预防理念和措施与中医“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病后防复”的治未病科学内涵可谓异曲同工，如出一辙。
特别是西医疫苗接种的广泛应用已使许多传染病得到有效预防与控制，大大降低了发病率，如由于乙肝疫苗的普及应用，我国乙肝病毒携带率已由上世纪的11%降至目前的7.18%，预防医学功劳可谓大矣。
病后调养原则与措施的一致性
中医学历来重视病后调养，认为正确合理的生活调养是促使疾病向愈的重要保证，有时与治疗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对许多疾病都提出了非常科学合理的调养要求和方法，而这些原则和方法与现代医学对某些疾病的调养原则与措施竟然绝大部分是一致的。
以黄疸为例，中医学认为黄疸多为外感湿热温疫之邪及酒食不节或脾虚不运、肝失疏泄等导致，临床上除进行正确及时的治疗外，在生活调养上应做到清淡饮食、戒酒及适当休息。
再如，鼓胀生活调养中医学强调戒酒、却厚味、断妄想、适劳逸等综合调养措施，尤其强调严格控制食盐的摄入。
朱丹溪说：“却盐味以防助邪”， 李梃在《医学入门》中强调“更断盐酱”，《医门补要》提出：“鼓胀病，皆忌盐酱……然食淡味，人易衰软，以秋石充盐为食最妥”，这里说的是人久不食盐会体衰乏力，因秋石亦有咸味，故可以用秋石代盐服用。清陈士铎在《石宝秘录》中告诫：“然必禁盐，三月后渐渐少用矣，即秋石亦不可用”。
西医学对肝硬化腹水患者的生活调养原则主要亦为卧床休息、戒酒和低盐饮食，可见中西医学的病后调养原则和方法并无二致，都是符合不同疾病对生活调养的实际要求的。
综上，笔者认为，中西医学虽然分属两个不同的学术体系，但二者的科学属性相同，中西医对生命和健康的本质认识特别是对疾病防控的总体理念和原则是一致的，中西医学在我国汇聚，是两种医学体系穿越时空的科学碰撞与交融，二者有着最为亲近的学术亲缘关系。
同时，中西医学由无数的真实具体的细节构成，是真实的而不是玄虚的，是具体的而不是空洞的，虽然中西医学需要人文精神的支撑和哲学的引领，但是，中西医作为致用之学，细节则尤其重要，成败往往决定于细节之中。只有把握好理论与临床的每一个细节，才会收到理想的疾病防治效果。
最后，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在形成过程中，在以实践为依据的基础上，借用了大量中国传统的自然哲学，如阴阳五行、气一元论、整体观等，但这些都是为中医的真实具体的科学属性服务的，是特定的符号和工具，古人是用这些符号和工具来认识和阐释中医学的具体科学问题的。
然而，现今人们一提到中医就首先和阴阳五行、整体观、系统论等等同起来，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和偏见，如同卫生统计学不是西医而只是西医研究的一种方法和工具一样，阴阳五行和整体观等哲学概念也不是中医学而是中医学研究的工具。
中医和西医一样，研究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对中医学而言，哲学是工具、文化是背景，理念作向导，由无数科学细节构成的中医医学属性与西医学原本是一致的。而这也正是中西医实现对接和互融的基础和条件。
实现中西医合力首先要真正认识中西医在生命健康本质层面上的一致性和趋同性，理性审视中西医的方法学异同，冲破“中西医不可通约”的思维定式，克服国人普遍存在的对中西医的偏见与误解，用我们的学识和智慧，引领古老的中医药学与当代社会、现代医学对接，搭建起中西医融合的桥梁，建构起中西医双诊双治的诊疗体系，经过长期融合，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医学体系，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尹常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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