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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世界范围而言，各种文字大致可分表形、表意、表音三大类型：表形文字能让人一日了然，见形知义，是从图画记事演进而来的原始文字。因其原始。自然不够完善，记录语言也难得心应手。
有人认为：不管是埃及的圣书字、美索不达米亚的钉头字、中美洲的马雅文字，还是我们的原始汉字，都是表形文字或叫图画文字。这话对又不对。说对，汉字在甲骨文时期”鱼就画一条鱼，“龟”就画一只龟。圣书字、钉头字、马雅文字也都差不多。这只是就一个个象形符号而言。说不对，是无论上述文字中的哪一种都已非纯粹表形，而兼备表意、表音的成分。
圣书字
在圣书字中，可用蜜蜂的形象表示亲属、工作的意义。可用棕榈树的形象表示一年(因为每年要砍去生在树干下部的叶子)，就再于表意。此外，圣书字中还有将表形的图画只作表音符号来使用的情况。类似汉字中的假借。如泰勒曾引爱特甫地区的铭志说，蓝玻璃一词的音是Kheateh ，就画一个人拉猪尾要它停止，借“停止”的Kheat和“猪”的音teh 加以记录。这幅图画就仅用来表音。所以，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文字若纯属表形，必然显得捉襟见肘，总要向表意、表音的方向发展。
表意文字正是从表形演进而来并已趋于完善的文字。这种文字的太部分符号虽基于表形的图画组构符号，却更多地诉诸智慧，让人心领神会而非一目了然。表意文字的符号系统复杂而齐备，记录语言称得上得心应手。
其实．凡能较方便地记录语言的文字，本质上都已突入表意阶段，所以，我们完全应该采用《辞海》的说法，把圣书字、钉头字和汉字看作表意文字。而不采用某些书的说法称之为表形文字。
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钉头字
书吏使用削尖的芦苇杆或木棒在软泥板上通过压写的方式进行书写，形成左端粗右端细、或上端粗下端细的痕迹，很像钉子。
表意文字固然以表意为主。却也含有一定的表音成分，如汉字中的形声。故而，有人又把汉字称作意音文字。这也说明，文字由于要记录以声音为外壳的语言。自始至终存在着表音的趋向。
表音文字便是这一趋向的产物，它直接记录语音。这种文字把语言中的词分析成音节或音素，采用拼音的方法加以记录，又叫拼音文字。
拼音文字又分两类：将词分析成音节加以拼写的称音节文字．如日本的用假名拼写的文字就是其典型；将词分析成音素加以拼写的称音素文字，如英文就是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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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文字( 当然也被许多民族借用过，如日本至今还在自己的文字中使用着大量的汉字)，其性质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即：从世界各种文字的发展进程来看，汉字是十分完备的仍处在表意阶段的文字。
甲骨文的形状会因甲骨分期而略有差异
因其最早发现在动物骨头上而得名
现存中国古代最成熟的一种文字
甲骨文
首先，虽然汉字的绝大多数符号由象形演进而成，但使用者实难从点横撇捺中一眼窥出原先所描摹的对象，就如简单的“日”字。也无论如何看不出它像太阳。用笔划组成的汉字，只是一套表一定意义的象征符号体系，与象形相去甚远，它们的意义或得之于他人所授，或得之于字典解释．而绝非从字形上自然像出。
其次，汉字虽然由表形演进为表意，又由表意进化为形声。而且很久以来汉字的绝大多数也已经是形声字，但仍不能名之为表音文字。道理很简单。一则，形声字本身虽有一半表音，但各字之义还须由表意的另一半来确定。如“漫”、“慢”、“蔓”都用同一个声符“曼”。意义与字各有别，区别的确定则依赖于各自的义符。二则，形声字的声符并非有一定系统的简单字母，分析起来一个个也都是象征符号，而且大多形同虚设，与词的发音不能准确对应。如“迈”字从“万”得声而读作mai 就差别颇大。当然，“万”的古音确实与mai相近，但这是从音韵学上挥知的，一般人无由知晓。
总之，汉字从最早的资料甲骨文到今天的正楷，不断地进步、完善，可是.就其本质。则一直处在表意阶段。虽然钱玄同曾说，“汉字的变迁，由象形而变为表意，由表愈而变为表音。表音的彼借和拼音文字只差一间了。”（见1923年《汉字改革》)。假借，即使再加上形声，也与拼音文字的真正意义上的表音，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唐兰先生说:“中国文字不汉是由古代图画文字变成近代文字的唯一的仅存的重要材料，也是拼音文字外另一种有价值的文字。”(见《中国文字学》)唐兰先生的这个断语极有见地。汉字确实是世界上仅存的至今仍有其生命力的不同于拼音文字的表意文字。
上面阐述了汉字的性质。至于汉字的特点，就形体而论，整体构筑，每个字无论笔划多寡，都容纳在大致相同的空间，是它的特点之一。这一特点是汉字在自身的演进中逐渐形成的。
甲骨文时期，不仅同一个汉字，书写时或竖或横或斜均无不可。就是同一个空间中，既可仅书一字，也可数字合书。到了篆文时期，每字单独构筑并只占一个大致相等的空间，才成为汉字外形的规范，虽然篆文竖长、隶书扁平、楷书方正，却都遵循这一规范。
书法欣赏
由于有此特点，每个字都给人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感觉。周式庚曾在《美人判断汉字位里之分析》中说，“每字有每字的个性，每字的结构组织都像一个小小的建筑物。有平衡，有对称，有和谐。字与字的辨识，因而就非常有标准，特别不容易模糊。”(转引自台湾林尹《文字学概说》)。唯其如此，汉字的书写才成为一种空间艺术，即书法艺术。当然，各种文字都讲究书法，但书法而能成为一种和绘画并驾齐驱的艺术，则只有中国的汉字。
就读音而论一个书写符号只有一个读音是汉字的又一特点。
甲骨文中将数字挤作一个书写单位而读作数音的现象，自篆文以后便荃本上不复存在了。举例来说，“孬”虽然是“不”与“好”两字的组合，意义也是“不好”，但读起来只发nao一个音。“甭”、“骺”等字也都如此。又如“叵”字的意义是“不可”，读起来也只能发“不”“可”两字的合音Po。后世偶然曾出现“浬”、“瓩”这类字，一字两音。读作hai li，qian wa。却终难长久而被废弃。干脆写成了“海里”、“千瓦”。所以，有人依据汉字的这个持点，将它称作“代表音节的表意文字”(见孙钧锡《汉字基本知识》)，是不无道理的。
《兰亭集序》
这一特点被文学家巧妙运用，在行文上便有了平仄、对仗的组合排列，增强了诗文的节奏感、音乐感。将汉字独具的空间艺术转化为时间艺术。我国诗词歌赋的发达，固然主要深于汉语本身的音乐性，却也不能不说汉字的这一特点对之起到了促进作用。
就字义而论，汉字是一种蕴含理性的文字。“如果说，汉字在它构形的时候，每一个字都有理性，没有理性就产生不出汉字，那应当不是武断。”(见殷焕先《汉字三论》）汉字是表意文字，是一套表意的象征符号系统，一字之构自有其道理在。
如“天”字。《说文》谓“颠也”，“颠”是它构形时的初旨，指人头顶，所以《说文》又谓“颠，顶也”。“天”在甲骨文、金文中都呈突出头部的正面人形，足见其构形之初确具理性。后来.由繁趋简的演化使“天”字变为形似“一”和“大”的组合，理性殆失，且被借作苍天之“天”，但许慎《说文》在分析字的构形时仍还它一个理性:“至高无上，从‘一’，‘大’，苍天可谓高矣。” 从“一”、“大”构形倒也合理，许释或许有失“天”的造字初衷，却无疑是他那个时代对此字的理性的认同。
再如“妻”字的造意原指抢女为婚(该字的初形略呈右手获女状)，真实地记录了上古抢婚的习俗，是有理性的。由于辨形有误，许慎《说文》在分析字形时谓“‘又’(按:即右手〕，持事，妻职也”。意思是说操持家务是妻子之职。所以字形从“又’“一这个对构形的说明自然不确，但融入了当时的社会意识、不能说不具那个时代对“妻"字认识的理性。
汉字既然蕴含理性，就难怪历来都有人用汉字的构形阐述自己的见解:
早的如
《左传·宣十二年》所载楚庄王之言
”‘止’‘戈’为‘武’:
真正的勇武在于能制止兵戎，
武力是争取和平的手段
——真是颇具哲学意味的军事学原则。
又如
《说文》谓:
“王，天下所归往也。”
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
三划而连其中谓之‘王’。
三者，天、地、人也，
参通之者王也。”
孔子曰:“‘一’贯‘三’为‘王’。”
孔子和董仲舒都用“王”字的构形
阐述了儒家的政治学观点。
还有
美国作家曼纽尔，科门罗夫自述说:
“我每学一个汉字
就觉得自己更加了解一种伟大的哲学。”
(转引自台湾林尹《文字学概说》)
这话固然带有文学上的夸张，
但也说明汉字由于有表意的性质。
在构形时确确实实蕴含理性
便成了汉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
汉字的表意性质和蕴含理性的特点既如上述，那么，它在解读中医典格时便有极高的利用价值:因为中医典籍多为古人所写。今人读来不免隔膜.成书年代愈是久远，理解上的障碍就愈大，汉字的性质和特点犹如一把钥匙，借助它，无疑能扫除阅读障碍，加深对词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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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反顺为逆。是谓内格。”若依《说文》称“格”为“木长貌”，是无法理解“是为内格”四字的文义的.倘若从形声字的声符往往兼有表意作用的规律入手.探求“格’字之声符“各”字形中蕴含的理性、我们便能读通文义。
“各”的上郁本像踩出的脚印，下部则是表某一处所的较抽象的符号。合在一起传递了“至”或“达”的信息。甲骨文在书写这个字时每每给它添加“行”的左半。即俗称双人旁的符号。“行”乃四通八达之街，加上双人旁，就更形象地显现了“各”所蕴含的沿径至达某处的理性。以声符往往兼有表意作用观之，则“恪”字也应含有至达之意。所以《尚书·尧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正如“至”可训为到达，而反训之则可调阻寒，故从“至”为声之“窒”。《说文》谓“塞也”一样。“各”课训为至达，而反训之则可谓阻隔，那么从“各”得声之“格”自有阻隔之义。《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反顺为逆，是谓内格”之义，由此读来便文通义顺，即是说，与阴阳调顺相反就违背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就叫做人体内部与外界自然的阻隔。
张仲景
再如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有“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句。说的是诊脉不周到全面，其中“寸”和“尺”并非指长度而言，而是指诊脉的部位。倘若我们从“寸”和“尺”的表意性质和蕴含理性的特点入手，就不会对上述理解有所隔膜。
“寸”在篆文中，从“又”从“一”，在字的构形中.用“一”这个符号指明离右手(即“又”)手掌一寸的部位，这个部位正是医生切脉的所在。所以，《说文》在释“寸”时，不仅说“十分也”，另外进一步指明“人手欲一寸动脉谓之寸口”。
“尺”在篆文中，从“尸”，从“乙”在字的构形中，用“乙”这个符号指明足踝以上十寸的部位、作为长度，正好是寸的十倍。所以.《说文》在释“尺”时。不仅说“十寸也”，另外特别注明“人手却十分动脉为寸口，十寸为尺”。我们将“寸”和“尺”的表意性质及蕴含的理性结合起来，对“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所表述的诊脉不周到全面的意义，在理解上不就更贴切了吗?
雷公炮炙论
再如张骥所辑《雷公炮炙论》，这一我国最早的制药专书的辑本谓:“炮炙者，以他法锻炼药品，使其性质变易也。”什么叫“炙”?“炙”又如何“使其性质变易”的?
从“炙”的构形看，作“肉”在“火上”，是一幅描绘烤肉的图画。烤是烹饪的一种方法。为了使所烤之肉美味可口，人们在烤制时总要加以佐料，那么，“炙”所组含的理性也便在其中了。所以.我们不必另外大费查考，就可明白，所谓“炙”这种使药品“性质变易”的制作法、必是在被制的药品中参入铺料加温供烙而成。
其实.汉字的性质和特点不仅可用来解读中医典籍，而且还可以用来探求典籍中失却记载的上古时期的我国医学文化。如“殷”字。就有学者认为它再现了中国古代按摩疗法。我也曾在《医古文知识》上撰文，以为从该字的构形反映远在殷商时代，我国已有人工助产术的运用。作为本文的余论，兹再举例说明之:
一般认为解剖学作为现代医学的重要方面是从西方传入的，殊不知在找国医学文化中可谓古已有之。它的最早产生的年代的下限一直可推到殷商时期，这是从汉字构形上可切实证明的。
如“心”字
甲骨文中是象形字，
说明早在甲骨文使用的殷商时代，
我们的祖先已对心脏，
这个人体内部的重要器官的外部形状
和内部结构都有所了解。
又如“胃”字
在金文中很像胃形，
其上部的构形说明，
最晚在春秋时代，
我们的祖先己知道这个人体器官是接受食
并加以消化的肉袋。
再如“肺”字
如今不少人将它错写成
“月”旁加个“巿”，
其实它是从“肉”“巿”声的形声字，
在《说文》中就有收录。
进一步分析，
则“肺”是个加形旁的区别字，
去掉后加的形旁。
“市”本身就是肺脏的象形，
描绘了由气管连接的两个对称的肺叶。
“市”字的创制当然要比《说文》时代早得多。
上举心，胃、肺都是人体内部的重要器官，如果我们的上古祖先没有解部学知识，如何能准确地将它们的形状、构造了解清楚?而要证明我们的上古祖先早在数千年之前就开创了解剖这门被视为近现代的学问，不借助于汉字的性质特点又如何能够?
总之，汉字的表意性质及其蕴含理性的特点，不仅是我们解读中医典籍的钥匙，也是我们藉以探求我国上古医学文化的弥足珍贵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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