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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五百年前，人类解剖分析原生态事物的能力十分有限。人们在不拆开原生态事物的前提之下，观察万事万物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状态、现象。在综合观察这一事物与周边事物诸多相关性的基础上，逐步认识了事物内在的原理、规律、法则，从而概括为哲学和从属于哲学的综合性思维方法，即“形而上者谓之道”。
复兴中医药，要懂得中医中药的文化基因及其核心价值。民族文化瑰宝的中医药学不能曲解为经验医学，也不是用西医的观念与方法可以解释、改造的；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不是“一根针、一把草”“土、单、验方”的原始疗法，也不是用“简、便、验、廉”所能概括的。如果把中医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史、哲是其根，《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科学体系是其本，《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辨证论治临床技术体系是其主要枝干，而内、外、妇、儿各科的治疗及其方剂、药物等则是其分枝、花叶与果实。“根、本和主要枝干”是中华中医之魂，也是中医药的文化基因与价值体系所在。
人们常说：“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这是因为不论良相还是良医，都需要具备相似的知识结构。应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事”，都应当具有“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综合性哲学思维能力。为了说明中医药的博大精深，这里也举两个例子。
从兵家的道理看中医药的文化基因与价值体系。中药的药理，是以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功效、归经为标准的。用古代兵家的道理来说，中药就好像游兵散勇，它是组成方剂的元素，一般不能单独使用于临床。
组成方剂的药物有君、臣、佐、使之分，就像古代战场上的布阵一样。不同的军种、兵种，皆由方剂的战术性需要来决定，做安排。常说的“用药如用兵”，其实是“用方如用兵”。这里的“用兵”指的是战术，亦即兵法意义上的兵。
中医临床的治疗原则，就好像军事上的战略决策一样，是根据疾病的临床病机来决定的。
由中医师做出的病机诊断，就好像运筹帷幄之内，决胜千里之外的军事家对战争全局的判断一样。凡是能够驾驭战争全局的人，才可以称得上军事家或者良相；凡是能够洞悉中医藏象理论，驾驭疾病演变病机者，才可以算得上真正的良医。
以上的中药、方剂、治疗原则、病机、四诊、藏象，是中医基础科学的六大范畴，亦即中医药学的价值体系。而综合性哲学思维能力，则是中医师、军事家或者良相头脑中共同的文化基因。
从管理职能体系看中医藏象的一般系统理论模型。中医面对的人，是天地自然、社会环境、精神情志、血肉机体共同作用下的有生命、能活动、会思维的整体性的人。这与西医的组织、器官、细胞、分子叠加起来的，就像由零部件组成机器似的实体结构性的人，完全不是一回事。
中医的藏象理论是建立在哲学和系统科学基础上的一般系统理论模型，而非有形态、有质量的实体结构。这种一般系统理论模型，是综合了天地自然、社会环境、精神情志、血肉机体这四个方面与人类相关的诸多要素组合而成。用一般系统理论的说法讲，中医眼下的整体性之人是一个系统，它由肝、心、脾、肺、肾五个下一级的系统组合而成；而肝、心、脾、肺、肾五个下一级的系统，各自皆由天地自然、社会环境、精神情志、血肉机体这样四个方面的相关要素构成。这就是中医的藏象系统。《黄帝内经》中涉及到的决定整体性之人的要素有五类，每一类中都包括着相互对应的30余项的具体要素。于是我们的祖先以这五类、30余项的具体要素为基础，建构为中医的藏象系统理论模型。如此，在中医的藏象系统理论模型的框架里，每一个有生命、能活动、会思维的整体性的人，无论健康还是生病，都鲜活地存在于中医的头脑里，存在于中医的临床四诊中。所以，中医的藏象系统理论模型与建立在物理学、化学基础上的西医组织、器官结构实体，也完全不是一回事。
只要一个人的藏象系统处于平衡、协调、稳定的正常状态，这个人便不会生病。即使生病了，只要把那一些病态的藏象职能调理到正常的状态，病也就不会存在。这就是中医的藏象理论的价值，与西医的修机器、换零件、对抗外来的致病因子，当然也不是一回事。
负责调理整体生命之人藏象系统的，正是中医师。只要他具有良好的文、史、哲素养，能够理解和驾驭中医的藏象理论，他就能够通过临床四诊明察病机，能够妥善地运用临床治疗的战略与战术。这是在藏象理论指导下的临床诊疗特色。
不懂得哲学就不懂得中医的文化基因和价值体系，不懂得哲学就难以理解和熟练掌握中医的基础科学体系，也就难以成就为一名真正的大医。孙思邈在其《大医精诚》中告诫人们，不能“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以至粗至浅之思”。这与良相与良医之说，其实是一回事。(李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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