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情志学说是中医药理论和临床的重要内容，并日益受到重视。它浓缩了中医的“人与自然”观，支撑着中医药理论框架。越是深入研究中医的情志学说，就越能感受到中医“人与自然”观的博大和精深。
《内经》强调：“天人合一”，“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突出地强调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有一种共生的关系。这种“整体观念”构成了中医“人与自然”观的核心。这里有两个层面。其一是指人体本身是一个整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将人体割裂起来看待，人的脏腑、气血和经络各有不同的功能而又互相关联。从医生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说人是一个“天然人”或“自然人”，是呈现在医生面前的一个自然研究对象。“自然人”内部结构和功能十分复杂，但它们在“自然法则”的指导下分工协作，井井有条。其二是指人与自然也是一个整体，人类的繁衍和生存是不断地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和机体进行自我更新的结果。作为人类目前唯一的家园，地球与人类的关系是最直接最密切的。地表自然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各种自然条件，对人体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人类必须适应和顺应自然界的地理、环境、季节与气候，必须和自然融为一体，才能正常地生活和繁衍。这两个层面集中地反映了中医“人与自然”观的主要内容。它广泛体现在中医的病因、病机和理法方药诸方面，并由此产生了辨证施治的一个重要原则：因人、因地、因时制宜。
中医的情志学说和“人与自然”观有着紧密联系。综观人类医学史，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民族医学，都没有象中医药学独具匠心地重视和应用情志学说。在汗牛充栋的中医论著中，运用情志学说而每每获得临床奇效的案例随处可见。显然，中医如此重视情志因素源之于中医的“人与自然”观，也可以这样表述：中医的情志学说是中医“人与自然”观的具体体现。情志是人这个内环境的自然产物，同时又对这个内环境产生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在正常条件下对人体脏腑气血等起着顺达和调节作用，如肝的条达、肺的开阖、脾的运化等，都有赖于人的情志调节。情志因素的异常则往往导致疾病产生。人体是否能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与情志因素也有密切关系。情志因素是否正常，对人的心肺、血压和免疫功能都有明显作用，而这些功能是否正常，又对人体是否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至关重要。中医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充分利用情志因素这一环节，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入手，解读人体生命与健康的密钥。具有数千年历史的祖国医学一直没有放弃考察和探究自然、人体和情志这三者关系的变化对人体的影响，他们发现无论是在生理情况下还是在病理情况下，情志因素的影响都非常明显，卓有成效的治疗结果也反证了情志因素的作用。
人体作为自然界的产物和成员，其阴阳、气血、脏腑、经络的功能维系和互相配合，需要情志因素的参与和协调，更需要情志因素来主导。从这个角度来说，情志因素是将人与自然联系起来的纽带和桥梁。实际上，人体的病理现象在很多情况下是一个情志变异现象。疾病的治疗也就是利用各种方法(包括情志的疏导)来消除情志不畅、抑郁或亢奋的现象，使之顺畅和条达，使机体保持从容自如的状态，进而与自然保持一种高度和谐的关系。换言之，从中医的角度来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总是和人的情志活动有关联的。顺应自然本身就是一个由情志活动引导的机体各种内在因素的动态平衡，这是机体适应外环境的物质基础。
《内经》十分强调人要适应自然，“应之则平，不应则病”。这里隐含着祖国医学人与自然观的两个要点：
第一，人要适应自然，同自然保持整体相连的顺应关系。
第二，人要主动地适应自然，未雨绸缪能使机体有充足的应变期。精神的主导作用在这里就表现得十分突出。首先，它是一个心智问题，主观意志引导人去做该做的事，从而使人体事先、提前或循序渐进调整到理想状态。其次，它是一个情志问题，适宜的情志使机体处于完好状态，能以不变应万变，尽管这个过程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发生的。
中医很早就明确提出了司七情和神、魂、魄、意、志等活动的五神脏精神情志活动，并从多种致病因素着眼应用调理气机的方法达到治病的目的，这显然得益于中医的“人与自然”观。值得注意的是，情志因素在中医体系中不是单纯指人的感情状态(很多人误以为仅指喜怒忧思悲恐惊等)，它包括的范围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思维活动和潜意识等。思虑过度而积劳成疾是中医常见的病因之一，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中医的情志学说从朴素的角度论述了疾病学说的“前卫”观点：人是生理与心理相互全息的统一体，是生理系统和心理系统相互全息的统一体。它用中国古典的描述方式表达了如下的观点：疾病作为一种人体现象，从来都是有意识系统始终参与的。任何致病的信息作用于人体，都是意识系统与生理系统共同承受而相互作用的。当然，无论是意识系统还是生理系统，都与自然密不可分，它们都是人与自然相互全息的沟通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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